古城嘉兴有“江南水乡文化之源”的美誉 ：她与一条千年的长河相伴共生，受运河的牵引，汇集了八方宾客而变成了一方活水码头。你可以在绿荫如烟、烟波荡漾的南湖侧畔和楼台烟雨中寻觅乾隆帝数度南巡时的辉煌与荣耀；你可以在这怡然地吟唱田歌船曲，感受蚕乡人家的情韵；你也可以感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在这里闪耀了数千年的光辉，从而感谢一代代先人为嘉兴留下的丰富宝贵的沉积；千百年过去了，蓝印花布依然精致素雅。
嘉兴人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中国有一半的文人在浙江，而浙江有一半的文人在嘉兴。如此算来，嘉兴应该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文人。也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嘉兴的确是人杰地灵，代有才人出。
远的，我们姑且不说，就现当代来看，嘉兴就拥有王国维、茅盾、徐志摩、丰子恺、穆旦、李叔同、朱生豪、张乐平、金庸、余华等文化名人。他们在中国的文化界占据着一席之地。有这么多的文化名人助阵，难怪当嘉兴人说“嘉兴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时底气很足。
金庸
嘉兴境内有一大批名人故居和纪念馆、陈列馆，因其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出，特别是文化名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唐朝大臣陆贽，元代大书法家吴镇，明代思想家吕留良，明清之际历史学家查继佐，清代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近、现代有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国学大师王国维，艺术家、教育家李叔同（弘一法师）、文学巨匠茅盾、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漫画宗师丰子恺、数学家陈省身、武侠小说家金庸等。
名人身上很多无法索解的迷和其显为人知的一面，往往可在他的童年和故土中寻到踪迹。金庸正是一个成长在江南水乡的男儿，我们熟知他的傲气，高二时的他就发表处女作名曰，“一事能狂便少年”。文中大胆地提出：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他一生的事业和成就在“狂”一字。而情感的体验却不轻易流露在人前。
金庸很少提起他的家事。不过，当年他回到海宁钱塘江故乡观潮时，不禁触景生情，向旁人提起他童年与母亲一起观潮情景。金庸母亲徐禄，是诗人徐志摩最小的堂妹。查家和徐家同是海宁的名门望族。查家在清代“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徐家则是古镇一大富商，祖代相沿经营著酱园、绸庄、钱庄。徐禄19岁那年，嫁给金庸父亲查枢卿。她长得娇秀妩媚，写得一手娟秀小楷字，还会绘画绣花。徐禄与丈夫感情笃深，先后生下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和良、良璇二女。查良镛(金庸)是老二，幼年时深得母亲的关怀厚爱。1937年，日寇侵入江南，海宁惨遭轰炸，查枢卿夫妇带著全家(金庸除外，他在嘉兴读书)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在余姚庵东镇落脚时，徐禄得了急性菌痢，不幸病亡。这年，金庸只有13岁。
在他的作品《书剑恩仇录》中，借以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寄寓着他自己的感怀：“……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戌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回忆儿时母亲几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 对母亲的回忆与故土的亲切味道，泛动了游子的眼泪。
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1877-1927）是嘉兴海宁人，字静安，晚号观堂。对于王国维，总觉得有种不可亲近之感，也许是因为他拥有令人称奇的广博学问，也许是因为他那总是异常严肃的表情，也许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痛苦，也许是因为他迷一样的自沉。
王国维的父亲早逝，他和寡居的母亲一起生活。他16岁入杭州崇文书院学习，17岁中秀才，被称为才子。1901年得到资助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回国，自学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哲学著作。王国维一生留下了多部学术著作，在史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用西方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更是开了学术界的先河。
王国维的故居是普通的两进民居院落，前进是平房，后进是两层的楼房，中间是一个铺着石板的小院子。厅堂不大，厨房很小，楼上的书房兼卧室也宽敞。一张清式的书桌摆在窗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本就是一件苦差事，像他这样做大学问的人肯定是苦不堪言的。王国维一生抑郁苦闷，不知生活在这里的童年和少年的他是否有过美好的回忆。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个字是王国维遗书的全部。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自沉在圆明园昆明湖里。关于他的死因文化界有多种的猜测。我宁愿相信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殉节”的解释，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至于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也只有王国维本人知晓，但它已随着他永沉湖底，成为永远的谜。
徐志摩
虽然同是嘉兴海宁人，徐志摩却与抑郁的王国维非常不一样，他是一位热情、浪漫诗人。徐志摩出自富裕的商人之家，他的故居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楼，房子里的陈设也西洋化，有浴室，有电灯，铺印花地砖。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更是当年上海的翻版，有铁架床和台灯。据说这座楼房是徐父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而建的。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拥有大量的读者，尤其是《再别康桥》、《沙扬那拉》、《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等讲究韵律的诗歌，更是广为流传。诗人的才情和热情疯狂地燃烧，换来的是一首首浪漫动人的诗歌以及传奇的爱情故事。除了诗歌，人们津津热道的还有他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所谓的诗人的罗曼史。诗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爱与美，而美好的女性正是爱与美的化身。
徐志摩的死亡也一样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死在天上，死在飞的感觉里。诗人在三十五岁时生命终止，留下太多的惋惜。他的墓碑上有胡适题写的几个字：“诗人徐志摩”。
茅盾 1986 年 7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一套《茅盾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 2 枚。
茅盾童年的故居在著名的水乡古镇乌镇里。这座两进的江南民居是他的曾祖父所建，沈家在乌镇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人丁兴旺，曾四世同堂共居于此。他家的厨房的灶台能放三个大锅，餐厅里摆放着三张方桌，据说全家一共有20多人。出了后院的门，就是一个小小的码头，这是沈家自己的码头，不知当年茅盾是否就是从这码头上了船，出了乌镇，出了嘉兴的。
茅盾生于斯长于斯，江南水乡留给他的印记是不可能磨灭的。在茅盾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就能看出他对家乡的记忆，如《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以及《子夜》中的某些素材就来自水乡，有的作品更直接描写了乌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村生活。
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首送别，我想一般人对它都不会太陌生。然而对于它的作者，知道的人却并不多。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名叫李叔同，1880年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1942年圆寂于泉州。他是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佛教律宗大师，他对近代中国音乐、戏剧、美术的发展都有着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是最早研究西洋音乐的人，组织了我国话剧第一个演出团体，他还擅长诗词、书法、篆刻、绘画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却于 39岁时在虎跑寺剃度为僧，法名弘一，潜修佛教律宗。一代艺术大师的弃俗为僧，立即成为许多报刊的特大新闻。李叔同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由旧时上海的翩翩公子——燕尾西服的留学生——曲襟背心的先生——布衣布鞋的僧人。他那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反映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与人生的变迁过程，更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的文化现象作了特殊的诠释。
李叔同是嘉兴平湖人，这里为他修建了一座外形非常现代的纪念馆，馆的入口处有一块高达两层楼的大理石石碑，上面是李叔同临终时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虽然两层楼的馆中陈列着关于他的种种，但他对于世间的苦难的参透与纷杂无绪的情思以及一切冰释而欣悦无比的情感又怎能囊括其中？
也许，赵朴初居士在李叔同百年诞辰所写献词能概括一些他的人生吧，诗云：“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丰子恺
走过石门镇上的一座小桥，就来到了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缘缘堂”这个名字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所赐的。李叔同让丰子恺在好几张小方纸上写上自己喜爱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然后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先后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就将这座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可惜后来缘缘堂毁于日军的炮火中，悲愤至极的丰子恺在逃难途中写下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等檄文，痛斥日寇的暴行。后来他所写的随笔也被称为“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是近代中国漫画的开山鼻祖，他的漫画非常简练，聊聊几笔就能描出极其传神的人物和极富生活情趣的场景。他有很多漫画都取材于江南水乡的风情和生活场景，简朴的水乡民居，闲适的水乡人，诗意的水乡小桥流水总让他描绘不倦。丰子恺童心未眠，他的童趣漫画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阿宝赤膊》、《花生米不满足》、《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都抓住了孩子可爱幼稚的心，并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丰子恺不仅仅是漫画家，同时也是散文大师和书法家。他的散文和漫画有异曲同工之妙，语言简练，又富有诗意和充满情趣。
沈钧儒
在嘉兴市距离朱生豪故居不到千米的地方，伫立着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的纪念馆。虽然两相映衬，反差极大，但我依然景仰沈先生对民主与自由的无畏追求，所谓故居，不过是后人为了增加名人效应的一种形式，而真正的怀念，只在心里。
沈钧儒，字衡山，1875年1月2日出生，他生长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年青时赴试，成为我国封建科举制度下最后一批进士之一。青少年时期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1905年赴日留学。其后回国的活动一直在谋求民治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名爱国民主人士，但因缺乏证据而交保释放。不料当局又以“共党嫌疑”于当日深夜再次将沈钧儒等人逮捕，解往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羁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下午，在苏州监狱关押了7个月零27天的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陶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同时光荣出狱。
革命，是主题。
余华
走在海盐的绮园中时，我就一直在想余华当年做牙医的医院在哪里，我们没有时间在海盐的街道上走走，上车后我只能问当地司机，他告诉我，余华工作过的文化馆就在绮园旁边。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极其神圣。”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这是余华在北京所写的一篇自传文章中的两段。他还在文中说到，他记忆中的海盐与黄源老先生记忆中的海盐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他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说过，“我一拿起笔，我就回到了故乡”。
嘉兴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是一个富足安逸的城市，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而它又紧邻现代化的上海，这又让嘉兴人不自我封闭，而拥有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所以几乎所有在嘉兴成长的文化名人，总要踏出嘉兴的地界，到外面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在走出嘉兴后成为真正的大师。
但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谁都不可能摆脱故乡的影响，摆脱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那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这块土地已经在童年时代塑造了他们的品行和个性。而无论走到哪里，这些都将伴随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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