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文作品走出去的“接生婆”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出炉背后

2015年07月13日

莫言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花了6年时间翻译《生死疲劳》。 　　被称为中文作品“唯一首席接生婆”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施晨露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近日宣布设立“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Shanghai　Translation　Grant）。在全国范围内，这是第一个以支持外籍译者译介中国作品为重点的地方性扶持方案。“支持像葛浩文这样的外籍译者，为他们年复一年把中国作品高质量翻译成外语、带到外国读者面前的可贵努力提供帮助。”这是“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的蓝图——集聚、发现一批有将中文翻译成目标语言能力的外籍翻译人士。

为何瞄准外籍译者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于了却国人的诺奖情结。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晚宴上，莫言发表感言说：“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这是莫言的由衷之言，也触及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大软肋——翻译。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外的数量第一人，同时也是最精准的。这使得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夺标之前，就在欧美文坛享有广泛声誉，萦绕在他头顶的获奖呼声一直不低。

年逾古稀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中文作品在英语世界的“唯一首席接生婆”。葛浩文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他的翻译清单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张炜、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王安忆、刘震云、虹影、阿来、姜戎等一长串名字。“首席”凸显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唯一”则折射中国文学在欧美的译介者少得可怜。

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由本职为图书管理员的瑞典人陈安娜翻译的　《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三本小说在瑞典出版，《生死疲劳》还在当年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开设以来，获奖作家多来自欧洲和北美。莫言之前，亚洲仅有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和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四位获奖者。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诗作最初多由孟加拉语写作，由泰戈尔本人亲自译成英文后才获得世界性赞誉。可见，语言问题是文学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和感染力的重要制约因素，而译者的水平直接影响原作的文学魅力、艺术水准。

“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外译中有大量翻译人才，但中译外的力量严重匮乏。译文社及其他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专业出版社，引进翻译了大量国外优秀作品，但几乎不涉及中译外，主要原因就是无法保证中译外的质量。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语言因素外，还在于它特有的文学性，‘中国式’翻译很难让外国读者很好地接受中国文学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洪曾这样指出。

据了解，目前中国作品的译介主要由一些汉学家承担；另一方面，遍数欧美文坛，从事翻译工作、够得上水准的汉学家不到20人。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传播上采取的都是由国内翻译家把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做法，效果并不好。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红楼梦》：由杨宪益、戴乃迭共同翻译的英译本尽管在国内翻译界有口皆碑，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却远远不及英国人霍克斯的版本。原因很简单：翻译的传播过程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此时需要更加熟悉当地读者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的本土译者，来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落地。也有出版业人士建议，在外国留学生中发掘和培养中国作品的翻译者，通过提高稿费、提供出版平台等方式，吸引热爱中国文化、有一定汉语能力的外国留学生，承担起把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介绍出去的“媒介”重任。

翻译不能急于求成

在外国留学生中挖掘中文作品的译者与“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瞄准外籍或长期生活在外国的人士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要获得“计划”资助，译者还必须在目标市场正式出版过目标语种的著译作品。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交流与对外合作处处长武幼章告诉记者，“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从酝酿起超过两年时间，经过大量调研、论证，希望找出对于中国作品走出去真正“可操作、有实效”的方法，比如对译者已有目标语种著译作品的要求，就是为了保证译者具有一定文学语言能力水平。

莫言的英文译者是美国人葛浩文，刘慈欣《三体》的英译者刘宇昆是生长于美国的华裔，麦家《解密》的英译者是英国人。近年一系列在海外引起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背后都有一名外国译者。出版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对于更多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武幼章告诉记者，在版权输出方面，中国出版机构和外国合作方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寻找合适的当地译者方面达成共识，“有意向，但可能在成本、费用上差口气，希望这个‘计划’的推出能起到‘推一把’的作用。”

2014年，上海出版团以主宾城市身份亮相法国巴黎图书沙龙，期间达成版权贸易57项，其中输出16项。上海九久读书人与法国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达成版权输出协议：江苏作家毕飞宇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上海作家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的法文版版权，以总共13000欧元的价格被菲利普-毕基耶买下。

法国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是迄今为止出版中国作家作品最多、品种规模最大的境外出版机构。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一书在出版后广受赞誉，其独特的视角和所描摹的童年生活，引起了法国出版社的兴趣。早在远赴巴黎图书沙龙之前，九久读书人与法方已就此书达成版权贸易意向。令法方同样感兴趣的还有“上海爷叔”金宇澄的　《繁花》。要为具有鲜明上海特色的《繁花》找怎样的翻译？负责中国文学丛书的出版人陈丰介绍，寻找翻译是相当严谨的过程，此前也由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的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翻译时间长达一年半。菲利普·毕基耶选择作家看重其作品出版的可持续性，尤其对于翻译作品来说，一旦第一本书翻得很差，读者很难再接受这位作家。这也从一方面证明了翻译对于文学作品能否被目标市场读者接受、认可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文学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这是缓慢的过程。”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也曾就“文学走出去”话题发表看法：“今年翻译一百本，或者明年一本没翻译，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世界可能会以上百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译介可以是多渠道的，汉学家也要主动发现，兴趣化、个性化的翻译更有意思。作家同行也应该互相推荐，利用国际讲坛等各种形式积极主动地向认识的汉学家推荐介绍同行作品。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它用了6年。”

已有一批拿得出手的作品

“‘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考”，武幼章告诉记者，也正因此，目前第一年的申报范围相对较为宽泛，未在类别、目标市场语种、出版年限等方面做出具体限定。本市出版单位和民营出版公司都可申请“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资助，境外出版单位、作者、译者和版权经纪人也可委托本市出版单位和注册在本市、以出版为主要业务的社会文化企业代为申请。申请作品必须已经出版中文版本且版权归属明确、无纠纷，申请单位必须已和外国出版单位签订版权输出合同，译者须为外籍人士或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人士，熟悉中国文化，在目标市场正式出版过目标语种的著译作品，具有把中文作品翻译成目标语言的能力和热情。

评审综合考虑五方面内容：中文作品及其作者学术水平、社会影响、获奖情况等，译者学术水平、社会影响、获奖情况等，申请单位的出版营销能力，境外出版社的资信状况，外文版出版后的社会影响。同时，外文版已经出版的优先考虑，对于外文版尚未出版、但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作品，也可以先签订资助协议，在约定时间内出版。资助经费一般为翻译费用的50%—100%，规定译者所得不低于70%。

据悉，“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将在每年第二季度发布申报指南，征集截止时间暂定为每年9月15日。经初审、复审后，评审结果将在每年11月30日前统一发布并公示。每个入选项目的资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万美元或等值外币。每年还将有一部入选作品的译者、编辑获邀到沪访学交流。

类似法国的傅雷翻译奖，最近两年在上海书展期间颁发的爱尔兰文学奖，各国政府或文化机构对于本国文学在外国的翻译出版都有一定扶持和奖掖。武幼章说，上海出版已经出现了一批在海外市场有一定影响力、拿得出手的翻译版作品，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签订了海外版权输出协议，比如小白的《租界》目前已售出7个语种版权，这些都是促成“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出炉的力量。“未来的申报指南将对每年的扶持重点做出指引”，武幼章说，上海目前开展对外版权业务的出版机构还不多，希望“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也让一些有能力的出版机构可以放眼海外市场，让中国出版和文学“走出去”更有质量和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