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不能代替事实 -安阳“曹操墓”是伪造铁案如山
林奎成
苏州会议之后，对曹操有没有“魏武王”称号的问题，原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所长郝本性先生和安阳市考古队队长潘伟斌先生立即作出了回应。这很好，不回避问题，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前提。然而，看了两位先生的回应文字后，却让人感到，两位先生都在回避问题的本质，先看郝先生的说法：
“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而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即使下葬再匆忙，刻个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短短一段文字，连用了两个“也可能”，又用了两个“或者”，证据呢？一个也没有！郝先生想必是受过史学基础训练的，应该知道，用证据说话是学术论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你可以假设，你可以“也可能”或者“或者”，但是必须拿出证据来支撑你的“也可能”和“或者”，没有证据支撑的假设，便脱离了学术的规范，这样的假设，不消我说，也不需要公众评判，郝先生自己就应该知道它有没有学术价值！我说曹操没有“魏武王”的称号，除了从典章制度的角度作了深入考察外，还阅读了公元265年曹魏灭亡之前之后的所有史籍，在这个基础上，我才推出了这一结论。现在郝先生想推翻这一结论，请问，相应的工作你做了吗？没做而仅靠你的“也可能”和“或者”，能推翻我的结论吗？
同样的，“武王”前面加不加“魏”的问题，郝先生也是想当然地认为“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的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如果郝先生能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我相信，他肯定要对自己的这个说法“大惊小怪”的！这个问题，我在《“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伪造的》文章中已经辨析的很清楚了，还是请郝先生读懂了我的文章以后再说话吧。
相比之下，潘伟斌先生的回应更不靠谱。潘先生说：“曹操生前确实没有称‘魏武王’，如果那时候称曹操为“魏武王”，那就不是曹操本人。”这是典型的答非所问，至今为止，没听到有谁说过曹操生前就被称为魏武王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曹操死后下葬时该怎样称呼。曹操生前的称呼，史有明文，今有共识，拿共识性的东西来为自己辩解，这不显得很可笑吗？然而紧接着，潘先生急转直下，“曹操二月份葬高陵，曹丕在八个月后代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追尊其父亲为武皇帝，此后人们提起曹操一般都称为魏武帝。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既然承认曹操被尊为“武皇帝”之后就应当被后人称为“魏武帝”，怎么又突然说“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二者之间有这种因果关系吗？——此其一。其二，说“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又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不过，这个假设和郝先生的假设还不一样，郝先生还知道使用留有余地的“也可能”、“或者”一类并不肯定的语气，潘先生却大胆地使用了极为肯定的“正是”一词。无奈气壮而理不直，这个假设照样没有证据的支撑，完全是主观臆断，潘先生要想令人信服，必须把“短短八个月中”曹操曾被称为“魏武王”的证据公示出来。
潘先生从《宋书》和《通典》里找了两条称曹操为“魏武王”的证据，这不免笑话了。你不是手里有几块“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吗？你不是说这些石牌都是在“曹操墓”里挖出来的吗？既然如此，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曹操墓里有没有可能出现“魏武王”三字？换句话说，就是我刚刚强调过的，曹操死后下葬时该怎样称呼？再换句话说，是终曹魏一朝，该怎样称呼曹操？明白了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本质！曹魏灭于265年，《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时的梁朝人，中间隔了二百多年；《通典》的作者杜佑是唐朝人，中间隔了五百多年，两个都不是曹魏时代人，他们称呼曹操，可以不考虑曹魏时的礼制约束，只要让人知道“魏武王”指的是谁、不产生误解就行了。以后证前，史家大忌，潘先生不该连这点常识都不具备。有个风噪一时的八卦电视剧叫做“康熙大帝”，里面的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后口口声声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孝庄”是谥号，连博尔济吉特氏自己都不知道她死后可以被称为“孝庄”，如此荒唐不经的自称，可是观众并不追究这个错误，为什么？因为那是八卦电视剧，是娱乐品种，观众只要知道“孝庄”指的是谁就行了，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把它当做严肃的史实来看待的。潘先生现在也玩儿起了这个，怪不得回应的牛头不对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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