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看待西方时几乎毫不掩饰对后者的怨恨。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中一个原因，隐藏在上海装饰艺术区外滩一条时髦小巷的一扇紧锁的大门后面。“英国在华及在日最高法院”(The British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是一栋其貌不扬的时期的二层小楼，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约100年里，英国法官在这里做出了一些最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判决——中国人把那段日子称为“百年屈辱”。
尽管中国从未彻底沦为外国的，但“外国邪恶”势力当年确实是上海等重要港口城市大片区域的统治者。如今，上海的许多街道旁仍种着法国梧桐、矗立着欧式别墅。陈年旧怨很难消散，尤其在一个有5000年历史（与之相伴的怨恨似乎也有5000年）的文化中。
所以，西方殖民主义的印记仍令中国人耿耿于怀，在这座象征着百年在华治外司法的英国法院里，仍可看到这种印记。
香港大律师马锦德(Douglas Clark)撰写了一部被他称为该法院及美国在华法院“鲜活历史”的著作，书中包含具有时代特色的漫画、发黄的老照片、以及不堪入目的司法细节。从情侣口角到种族冲突，马锦德的三卷本巨著《舰炮司法：英国和美国在华及在日法院（1842年至1943年）》(Gunboat Justic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urts in China and Japan (1842-1943))以编年体记述了中国与西方关系最可悲的章节之一：外国人在华建立了法院，这些法院有时甚至能让确实犯下谋杀罪的外国公民逃脱法律制裁。
根据中国19世纪签订的多项条约，大多数外国公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要是外国公民彼此之间或对中国人实施了犯罪，都归这些治外法院管。马锦德记述了一名马来海员的案子，此人谋杀了自己的中国籍妻子，他妻子是一名吸食鸦片成瘾的妓女，把他的衣服全拿去当了。还有一个案子涉及英国造船厂的一名印度工头，此人杀害了自己的一名中国同事，因为后者在他们用餐时“放屁”、还做出了一个未言明的“令人作呕的举动”。书中甚至还记载了一个由20世纪初上海股票交易所“橡胶泡沫”引发的保证金交易案。
这些同一时代的法庭报告似乎是《朱迪法官》(Judge Judy)的先驱，因其娱乐价值而被重新刊载在当地报纸上。“百年屈辱并不仅仅是政治宣传。我们外国人不愿谈论这个话题，但外国人当时确实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管辖，”马锦德在带我步行参观上海历史上的治外司法时说，“每一天（它）都提醒中国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主权。”
参观地点包括英国在华及在日最高法院，然后我们去了黄浦江边的海关大楼，那是上海最别致的时代地标之一。马锦德在那里提醒我，在治外法权时代，中国主要税务官员当中有两人是英国人：从1863年开始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50年的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20世纪初稽核中国盐税征收及向外国债权人汇款事务的丁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如果想告外国人，就必须到不但适用外国法律、而且使用外语和遵循外国习俗（比如在上述英国法院得戴假发）的法院去争辩。中国证人的证词有时不被采信，理由是他们并非基督徒；伤害、甚至杀害中国人的被告经常被轻判，理由是中国人的命不如外国人的命值钱。
马锦德说，正是这类事情“构成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共——世界观的基础”。他指出，“直至今日，他们还认为外国人企图分裂和削弱中国”。
下次我们想就司法改革或中国的怨恨情绪对中国政府展开说教时，或许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西方人或许已经把那些法院里发生过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别忘了，中国可是有5000年的共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