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第六期会议上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当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态”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释放新需求所释放的动力机制自然地联系到创造“新供给”,我们也在“十三五”的文件里看到,中央文件里提炼了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怎么样在供给端着力来驱动升级和发展。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我国的区域差异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仍然是巨大的,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这些摆在面前,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很清晰地在供给端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我们在这个阶段上,只有特别注意我们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儿。所以,就必须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
我们强调,高度重视三大“国情约束条件”。
第一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下,我们在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和能源空间消耗密度等方面有非常鲜明的、半壁压强型资源能源耗用和环境压力。
我国经济的粗放发展,阶段性超常规的高峰期所形成的密度提升的系数,叠加在半壁压强型基本国情上面,而且又加上了我们基础能源“以煤为主”,而且很长时间不可能改变“以煤为主”的基本状态所带来的环保压力,就引发了“高压力区”和“高压力阶段”中我们基础能源禀赋结构叠加而成的、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可持续发展矛盾的凸显。这种“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给管理调整结构、优化结构,释放增长空间。
第二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中国如何避免这种问题,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矛盾威胁和棘手难题地解决。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它有对优化供给环境的重大要求。
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国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挑战。一部分地区和成员先富起来以后,能不能如愿地“先富带动共富”、走向“共同富裕”。
实际生活中,怎么把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深刻影响供给环境和机制优化的问题。
把这三大制约摆出之后,往前看当然应该把能做的事情做好。我们提出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特别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规律优化重构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我们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有几个大的方面,也是结合前面的动力源的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以后,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以适应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
整个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以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没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
现实生活中,深圳的经验又不能草率、简单地在别的地方马上仿效,但在别的地方的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的确权和流转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心存一个长远目标,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状态上。
第三,我们强调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有关管理方面不断地给出积极信息。
因为很显然,配置整个攻坚克难改革,我们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分析,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大势所趋地推进改革,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受历史性考验。
第四个方面,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从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到现在的社保怎样按照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还有就是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都有很多的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个方面,就是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这些建议都特别侧重供给端发力,它离不开我们国家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所以,在“多方配套改革方面”也有一些意见建议。
第一,我们强调,结合式地深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同时考虑到把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的制度改革一起形成配套。这个视角上的改革已经讨论多年,我们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涉及到更深层的系统性体制性问题,要从“减少审批项目的数量”转到“真正使审批合乎质量要求”,“法制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必须结合大部制改革,内在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职能机构的协调联动势在必行。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建议当然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但从现在看“十三五”以及“十三五”以后中长期改革的深化,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清晰地勾画改革可操作的要领。
其次,我们强调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中央关于财税改革的方案审批是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动作,我们现在非常关注原来中央所说的时间表。2016年,改革的重点和基本的事情做出来,能不能尽可能符合这个时间表。再有,要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转置,这也是过去新供给特别强调的方向。我们看到这方面有所推进还存在很多纠结,要进一步理清一些基本改革的逻辑关系。
再次,我们非常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要积极打造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到了这个阶段上,有些难啃的硬骨头,特别关联到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再分配问题,如何真正系统化、体系化、合理化,这些都有一些硬碰硬的改革任务。
再有,我们非常强调满足公共服务需要,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下积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有些配套的因素要抓住不放。今年已经有中央下发的关于电力部门改革的文件,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在价格改革方面要有进一步的深化,这些部署怎么样真正落到实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触动既得利益格局推动改革的事项。
把这些处理好才能更好地调动所谓的经济利益内生潜力和活力,促使社会方方面面在价格信号和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下形成有效投资。这个当然也涉及到我们积极推动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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