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勇：站在虹口的“桥下头”

2016年05月06日

薛理勇,1947年生。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上海市地名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非物质文化委员会专家等。著作有《上海闲话》《闲话上海》《外滩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50余种；主编《上海掌故大辞典》、《上海文化源流辞典》等。

记者　沈轶伦

上个世纪中叶以前，上海的内部，曾经如一个个独立的“小世界”，里面的居民只在自己的天地活动。

而对于薛理勇来说，他的童年却始终横穿两个“世界”——居住生活在提篮桥区，读书上学在虹口区。1960年1月，上海调整市区行政区划，将14个区合并为10个区，并新建闵行吴淞两区。其中，虹口区和提篮桥区合并为虹口区，撤销提篮桥区的建制。

薛理勇童年回忆里的两个区域，从此融为一体，成为了一段完整的虹口记忆。

提篮桥的确曾有座桥

虹口港是黄浦江的支流，“虹口”地名就是以虹口港得名。

今虹口区境域原为唐代东海捍海塘内滩地。明初上海浦北段(今虹口港)流入吴淞江的出口处被称为“黄浦口”、“洪口”。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洪口”改称为“虹口”，原上海浦北段遂称为“虹口港”。之后沿虹口港一带(包括今杨浦区、闸北区的部分地区)，均泛称为“虹口”。

虹口区志显示：上海开埠后，光绪二十六年，公共租界当局将整个横跨今闸北、杨浦、虹口3个区的南部的美租界境域划为北、东、西、中4个区。境内的租界部分以虹口港为界，虹口港以东部分属公共租界东区，虹口港以西部分属公共租界北区。光绪二十九年，租界当局越过今武进路稍北地段，将北四川路延伸至江湾的金家厍，并擅自修筑靶子场和江湾路，后又设北四川路捕房。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将原属公共租界北区部分和闸北区的淞沪铁路东、俞泾浦南一段划为十六区。将闸北区的另一部分和江湾区的水电路、柳营路以北与方家浜、南王家浜以南一段和引翔区的沙泾港以西部分划为十七区，将原公共租界东区一部分和引翔区的另一部分划为十八区。1947年，十六区改称为虹口区，十七区改称为北四川路区，十八区改称为提篮桥区。

上海解放后，1956年3月，北四川路区与虹口区合并，并将原属北四川路区的谈家宅一带农田划归北郊区。1958年，原榆林区的大连路和大连西路以南包括和平公园、四平中学、邮电新村和原北郊区的大连西路以南包括大连新村、颜家洼等地区划归提篮桥区。

至于提篮桥区域，的确曾经有一座桥。资料显示，提篮桥的桥址在今东长治路东面、海门路西首，系下海浦上的一座木桥，桥宽约2米，长约10米。据传当年木桥附近有爿竹器店，专营提篮、淘箩而闻名，故人们称该地区为提篮桥，桥周边逐渐形成集市，而桥本身约于民国初年废掉。1903年在此启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至今这里仍作为监狱使用，使得上海人在提起“进提篮桥”四个字时又有了另一层含义。

依水而兴的区域内有不少桥，由南向北依次有外虹桥（今大名路桥）、中虹桥（今长治路桥）、里虹桥（今汉阳路桥）、电灯桥（今余杭路桥）、四卡子桥（今海宁路桥）等，薛理勇的家就在电灯桥的东堍，在桥的西堍南侧是电厂——斐伦路（九龙路）电厂。对老百姓来讲，当时发电的唯一用途就是电灯照明，于是就把发电厂叫做“电灯厂”，那座位于电灯厂边上的桥就被叫做“电灯桥”。薛理勇的邻居小朋友中，有好几个人的父亲是电灯厂的员工。电灯厂的福利很好，洗澡免费，理发价廉，孩子们经常跟着大人跨过桥，到电灯厂汰浴、剃头。

“桥下头”打“康郎球”

在两区合并之前，虹口港的东面是提篮桥区，西面是虹口区，薛理勇的家属于提篮桥区。

薛理勇的祖籍在福建福清。他的父亲是一名出生在日本的华侨，毕业于日本的一所商业专科学校。1945年后，大批在日华侨纷纷选择离开日本回到祖国。薛理勇的父亲当年也决定回到祖国，但没有选择回到家乡，而是选择了上海。当时，妇女一般不就业，俗称“家庭妇女”，所以，没有多少家庭会把小孩送到幼稚园去。童年的薛理勇特别顽皮，母亲管不了，就把他送到河浜对过属于虹口区的幼稚园。后来，薛理勇的邻居小伙伴都在提篮桥区读书，只有薛理勇成了在虹口区读书的小孩。

薛理勇家当时位于的电灯桥的东堍有一个三角形的空地，人们叫做“桥下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机动车从“桥下头”通过，就自然成了一个“小八勒子”的娱乐新天地。

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盛行“康乐球”活动，不过，当时叫做“康郎球”，是一种正方形，四周有高出的边框的盘，方盘的四角开有圆洞，并配有16-32颗扁圆形的球子，使用“枪棒”击打“母球”，“母球”再撞击“的子”，将“的子”打进洞里，与斯诺克的玩法相似。那时，薛理勇还没有读小学，人还没有康郎球的球台高，只能围着球盘转。一次，他突然捡到一张1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0元）纸币。这笔飞来横财，成为他童年时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牛群经过“桥下头”

过去，中国是农业国，视牛为耕牛，许多地方禁止屠宰耕牛，但西方国家起源于游牧民族，肉食以牛羊肉为主。

1843年上海开埠后，进入上海的侨民日益增加。上海地方政府允许侨民到上海周边地区采购活牛，运到上海后屠宰，租界工部局在虹口建立“S.M.C.Abattoir”，即“工部局宰牲场”，民间习惯叫做“杀业公司”或“杀牛公司”。

早期的杀业公司就设在离薛理勇家不远的电灯桥的西堍，与电灯厂相邻。上世纪20年代，一场火灾把这个杀牛公司烧毁了，而这里的地块逼仄，于是工部局决定将杀牛公司迁往“四卡子桥”（今海宁路桥）重建，并于1933年正式投产，于是“四卡子桥”也被叫做“杀业公司桥”或“杀牛公司桥”。牛大多是通过火车或水路进入上海的，一部分用卡车直接运到杀牛公司屠宰，一部分在虹口码头上岸的牛，就采取驱赶的方式送到杀牛公司。

在薛理勇童年的时候，经常看见牛群经过“桥下头”。有的牛走到“桥下头”时就不肯继续前进，牛的力气很大，它不肯前进，靠人力硬拽是没用的，于是只能从杀业公司调来“橡皮塌车”（一种使用汽车轮盘的板车），把牛捆绑起来，抬上“橡皮塌车”后运到杀业公司。

大人们告诉孩子：牛是通灵性的，它们知道马上会被屠宰，所以就不肯前行了。过去在上海城里见不到牛，有时小朋友真的会等在“桥下头”看牛群通过。

如今，杀业公司早已经迁出虹口港，原来的厂房也成了时尚地标——1933老场房。牛不见了，车变多了，桥也老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薛理勇在上海博物馆上班时，不知道是谁在博物馆的旧物仓库找到一只康郎球盘，中午休息时薛理勇就又玩起了康郎球。

童年，在虹口“桥下头”度过的岁月随着球杆撞击的声音，一一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