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传奇的兴趣、对民间信仰的关注、对散佚之书的追索——杜德桥教授这种“由下而上”的研究特点，让他看起来仿佛是中国文化沃土之上的“拾穗者”，于他人遗忘之处，躬身拾获真知。
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讲座教授、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先生走上汉学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的。
在上大学前，他对欧洲语言很感兴趣，先后学习了德语、法语、拉丁语等，表现出对外国语言文化的广泛兴趣。中学毕业的时候，适逢冷战时代，他应征入伍，在空军服役了两年时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学起了俄语，也读过一些俄语文学作品，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俄语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了。这样，退伍后到剑桥上大学时，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专业的问题。当时正好有一位朋友决定学中文（这个朋友后来成了英国驻华大使），杜德桥一时心血来潮，决定也学中文。说起来，这个决定作得很是突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多年后，当他谈起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将其归结为人生途中的一次“机缘巧合”。但是，从深层心理来分析，在一般西方读者眼中显得十分新奇、艰深的中文，正好符合了这个对语言有着浓厚兴趣和良好天赋的年轻人的需求，正可满足他喜欢挑战困难的个性和求索探险的好奇心。于是，一次并非深思熟虑的决定，从此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际上，当杜德桥开始步入这一汉学领域时，他所有的汉学基础，仅仅是读过一本英译的《论语》而已。然而，几十年来，他无悔于当初的抉择，孜孜不倦地在汉学领域辛勤耕耘，而悠久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也没有亏待这个“莽撞”的异邦学子，最终给了他丰厚的回报。
1967年，杜德桥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后长期任教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西游记》故事的发展研究。杜德桥坦言这不是一个纯文学的研究，而主要是文学史或文学背景、历史背景的研究，这是他的成名作，与此前不久（1960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来任教于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金瓶梅》小说故事来源的研究可谓异曲同工，只是较为晚出而已。
杜德桥教授关于《西游记》的名作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杜德桥的另一部名著是《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 流传甚广。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机缘，我曾推测可能是受了魏理的影响，因为杜德桥在书中多次提到魏理那篇著名的文章《观音与妙善传说》， 并就此向他求证。但据他自言，这其实只是一个很不重要的机缘。更重要的是，他受了研究佛教传说故事的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作博士论文《西游记》研究时，他已经注意到观音这个人物。杜德桥认为，佛教神话传说是很值得注意的，而中国学者对此关注不够。从《西游记》到《妙善传说》直至后来的其他研究课题，从其发展线路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体现的他的这一学术认识。如果用中国古典文献学所习见的术语来表达，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一种重视溯源的意识。
The Legend of Miaoshan. Revise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February 2004.《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李文彬等译，台北：巨流出版社，1990年
在《西游记》和《妙善传说》之后，唐宋传奇成为杜德桥新的研究重点，溯源意识依然贯穿于他的研究，依然是他的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他撰作研究唐宋传奇的专著《〈李娃传〉校注》 ，并坦言这是模仿西方最经典权威的莎士比亚集版本（Adam’s Edition of Shakespear）的做法，尝试用一种西方人研究莎士比亚剧作的方法来研究这一篇唐传奇，对相关的文献材料作穷尽式的搜索，对小说中涉及的史事背景、语词典故以及故事源流等作详细的笺释，并校勘诸本，以期形成一个最佳版本，最后再写一篇详细的序论，“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三千字的《李娃传》写成了一本两百多页的著作” 。如果也用中国古典文献学所习见的术语来描述，《李娃传》的作法可以说与传统的“笺证”体相近。在中国学术界，周绍良的《唐传奇笺证》就是以“笺证体”研究唐传奇的代表作。 周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唐传奇简说》，第二部分是对《枕中记》等14篇唐传奇作品的笺证，最长的一篇《〈长恨歌传〉笺证》长达66页（页264-329），可谓不厌其详矣，而杜德桥《李娃传》较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怪乎他自己也说，“可以用小题大做、微观等字眼来形容这种巨细靡遗的做学问原则”，“就像科学家把切片放到高倍数显微镜观察的实验一般” 。虽然严格地说来，杜、周二著体例不完全相同，但大旨相近，而周绍良所笺证的14篇传奇中恰好不包括《李娃传》一篇，这样看来，杜著《李娃传》一书在学术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对杜德桥本人来讲，这项研究使其广泛接触了有关唐传奇的文献，开阔了文献视野，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
The tale of Li Wa: 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李娃传》）London, 1983.
在研究唐传奇的过程中，杜德桥认真研读《太平广记》，其中，戴孚《广异记》一书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这部书原本虽已残佚，但通过辑佚而复原出的三百多篇故事，仍然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的乃至人类学方面的材料和价值。前前后后，杜德桥花了十年时间在这项研究上，这期间，他一直思考如何选中一个最适宜的研究角度。这也是杜德桥著作中最有争议的一部。这部书出版后，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褒之者认为其抉发隐微，殊有贡献，贬之者则认为不值得为这部鲜为后人提及的传奇集耗费偌多精力。大抵研究历史的人对这部书的兴趣和评价，高于研究文学的人。对于自称从1972年以后就“正式放弃了文学评论，改成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去阅读文学作品” 的杜德桥来说，这种褒贬反差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
从文献学上来说，《广异记》属于所谓“佚书”。研读《太平广记》及研究《广异记》的经验，使杜德桥教授对佚书（lost books）尤其是史子二部的佚书越来越感兴趣，也使他深刻地认识了这类残佚之书的重要价值，并促使他思考：中国典籍浩如烟海，一部书如何散佚，为何散佚，其中的原因与意义正值得学者深长思之。有的散佚之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其意义需要重新挖掘与认识。有鉴于此，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教授合作，完成了《三国典略辑校》一书 。《三国典略》完成于1200多年前的唐代，至迟宋初即已残缺不全，至南宋，则疑已佚而不见 。清代辑佚之学昌盛，却未有人辑录过此书。杜德桥认为，此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的全貌及其特点如何，都值得研究。
杜德桥教授关于佚书的著作：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 British Library. 2000.
杜德桥的本行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可是他的研究往往游离文学研究，而走向历史、宗教的、书目的研究。从某种角度上说，他的研究也许可以称为“历史书目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 ）。对佚书的研究，也属于历史书目学的研究之一。按这样一种思路，杜德桥还对佚书作了一些通论性的研究。他以三次专题讲演为基础，编集成一本小书。他认为，佚书有可能使我们了解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学的某些鲜为人知的真相。比如他曾经注意过的佚书《梁四公记》，就只存于《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这是一篇盛唐时代的作品，作者佚名，它的内容很特别。这部作品引起他的注意，先是因为《西游记》写到女人国，而《梁四公记》中也写到女人国，是《西游记》材料来源之一。又如《丁约剑解》一篇，他从书目文献学和知识体系学的角度，对此篇作品的价值进行了阐发。
1995年6月，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时，作为讲座教授，杜德桥作了一场就职讲演 。讲演稿后来整理成一个小册子，1996年在牛津Clarendon Press 出版。在杜德桥的学术论著中，这可能是比较少有的一篇宏观的论文。其中心观点是质疑中国文化研究中司空见惯的由上往下贯彻的影响思路（top-down policy ）——这种思路强调中央政府及上层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强调正统的作用——，而提出bottom-up way亦即由下而上的影响思路, 提到中国南北东西各地之差别有可能大于中国与外国的差别，这个观点可能会让中国同行们感到震惊。虽然与其一贯的学术风格颇有不同，但我认为，这篇讲演正好可以解释杜德桥的研究旨趣，理解支撑其学术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路，由此进而发现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超过我们的想象，可能也超过我们现有的理解。小说相对诗文，民间信仰（大众宗教）相对于正统的儒、道、释三教，都属于所谓下层文化，从这些文化要素出发，来观察中国社会与文化，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貌。显然，杜德桥的很多研究便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下层文化”的研究方面，杜德桥教授可谓开风气之先。为纪念他的这一贡献，Clarendon Press于2006年出版了论文集Reading China: Fiction, History and the Dynam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Glen Dudbridge. 所收论文皆以对正史之外史料的运用为亮点。
总的来说，杜德桥认为自己的研究兴趣是多变的，“喜欢广博而弃专精，是我一贯做学问的方法。” 他不像有些学者一生集中研治某一专题，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开掘得越来越深细。他的兴趣变动不居，配合不同的题目，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纵观他的研究，仍然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研究中，贯穿着一个核心的旨趣，那就是穿行在历史、文学、宗教、传说故事、民间媒介之间。前后各项研究课题，粗看似乎了不相关，细细看来，却有后先相承的一条线索。后来的研究往往与前面的课题有一定的联系，大多是从前面的研究中生发牵引出来的。实际上，他既往的研究积累，为其所开掘的每一项新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较高的学术起点。《〈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
（此文原题《〈柳毅传〉的构成及其经典化——杜德桥及其〈柳毅传〉》研究》，原载《世界汉学》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本公号将分三次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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