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
长沙,是秦汉以来的历史名城,其履历源远流长;长沙,也是历代无数诗人歌哭啸傲的一方胜地,其文化辉光耀彩。作为虽不生于斯却长于斯的长沙人,我以拥有长沙的籍贯而自豪,更以长沙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而自傲。长沙与时俱进而与日俱新。穿行在现代的车水马龙中,长年呼吸在高楼大厦的水泥丛林里,我却常常悠然怀古,在月已不白风已不清之夜,侧耳倾听遥远的歌声,其中就包括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一曲千古绝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安史之乱”中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杜甫,以57岁的老病之身,挈妇将雏,由蜀入鄂而复入湘。从大历三年(768年)到大历五年夏日,他在湖南漂泊了三年,一叶孤舟寄泊在长沙南门外的南湖港,如一片苍老的浮萍。因避风湿,他有时也寄居在湘江之畔的江阁,那是临时的不知是否有青青柳色的客舍。杜甫现存的湖湘诗有一百余首,他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首绝句,就是写于大历五年暮春的《江南逢李龟年》。如果说湖湘诗是杜甫诗歌的澎湃的晚潮,那么,这首诗就是继初入湖南所作的《登岳阳楼》之后的又一个巨浪,在此诗寥寥28个字中,容纳了时间与阔大的空间,而在邈远阔大的时空结构中,诗人又以今昔对比与景物对比的艺术方式,极大地加深了作品的容量。李龟年与彭年、鹤年兄弟三人,都是唐开元、天宝时代的顶尖艺术人才,其中尤以龟年为最。他善歌,又擅长羯鼓与觱篥(古代管乐器,也作筚篥),当年唐玄宗宣诏李白立成《清平调》三章,就是由他“持金花笺宣赐”并谱曲的。岐王李范是唐睿宗第四子,雅好文艺,宅第在洛阳尚善坊;崔九,即出入禁中与玄宗关系密切的殿中监崔涤,宅第在洛阳遵化里。他们的宅第厅堂,可以说是当时洛阳的文艺沙龙和会演中心。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即今日之巩义市,少年时寄居于洛阳姑母家,以才华秀发的文坛新锐身份与老一辈名流交往,颇得前辈赏识,如同他在《壮游》一诗中所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杜甫年少时多次在岐王宅、崔九堂听李龟年鼓乐和歌唱,而李龟年可说是开元、天宝盛世的一个标志与象征。渔阳鼙鼓动地来,李龟年早于杜甫许多年流落到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之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杜甫是在长沙什么场合碰到李龟年这位数十年不见的故人的呢?也许是在一次聚会或者宴会上邂逅的吧?空间从北国到南方,时间从过去到现在,这首绝句前两句是忆昔,后两句是伤今,两者互为对比和反衬。“正是江南好风景”一句,暗用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江南风景本是而且仍然是美好的,但国事已非,彼此都已经徒伤老大,何况偶然相逢时还是在花谢花飞令人感伤的暮春。“落花时节”既是写实,也是象征,实写的是相逢的时节,象征是国势的衰败与个人的沦落,亦如风中的落花。
杜甫流传至今的诗作1400余首,其中五绝51首,七绝107首,约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在《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中,今昔之感,盛衰之悲,国事的沉沦,年华的迟暮,时代的巨变,个人的感怆,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沧桑感与历史感,被28个字一网打尽而又余韵悠然,刺激读者作联想不尽的审美再创造。这首诗,无论从写作时间还是从艺术价值来说,都堪称杜甫绝句中的“绝唱”,即使置于唐人杰出的绝句之林中,也不遑多让。先于杜甫的王昌龄是七绝圣手,李白也是七绝名家,可惜他们等不及杜甫写出此诗了。如果他们有缘读到,该也会击节叹赏的吧?
杜甫,不仅是诗国的众体皆工的多面手,也是诗家的挽弓当挽强的射雕手。今天,究竟有多少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作家,可以和杜甫一较短长呢?究竟有多少抒写湖湘的新文学作品,可以望见杜甫湖湘诗的项背呢?早在上世纪70年代,没有来过湖南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为了表达他对诗圣的仰慕追怀,就曾写过 《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 一诗。1999年秋日他初访长沙,我曾陪他去湘江岸边仰天俯水,去千年前历史的烟云深处,寻觅杜甫贫病交迫的暮年和忧国忧民的诗篇。我指着江畔一叶颇为沧桑的帆船说:“光中兄,那就是杜甫漂泊湖湘所乘的客舟,《江南逢李龟年》就是在那船舱中写成的吧?”余光中沉思有顷,笑而作答:“你是异想天开,我是不胜低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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