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目前，公认的湾区有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大约包括10个左右城市类似，沪杭甬大湾区理应包括上海、杭州、宁波和苏州、舟山、无锡、嘉兴、绍兴、南通等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区域经济层面，通过各种与改革、开放和发展有关的战略性安排，不断拓展新空间、寻求新动能。梳理近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关重大举措，不难发现一些深意：一方面，通过深刻调整区域格局，体现长远的发展构想，如设立雄安新区；另一方面，通过整合业已积淀的各种市场资源，尤其是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发展，如“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新经济的策源地集聚地
一定意义上，湾区是全球区域创新中心的代名词，是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策源地、集聚地。它从一个或若干个增长极开始，由“点”到“带”再到“片”。目前，公认的湾区有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粤港澳湾区一经提出，就有观点将其称为全球第四大湾区。以字面解读，它是粤港澳三个平级行政单元构造的一个湾区，并鲜明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考虑。
我们知道，科技创新、新经济以精英人才、人力资本为本，具有强烈的集聚特征。这里的集聚，以人才集聚为主要内容。毕竟，科技创新的发现、发明以及最终能否产业化，靠的是投资家的眼光、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试错的结果。它的集聚，主要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集聚，还有大量科技研发人才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集聚。这些人对工作环境、生活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教育、医疗和文化等需求的满足，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等。而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非湾区莫属。
这样的地方在美国为数不多，在中国也不例外。以深圳为例，它应该是具有潜力成为新经济策源地的城市，但教育、医疗和文化仍然是一个短板。不过，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与深圳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的成功有着内在联系。
深圳30多年迅速发展的一大前提条件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大量人才的涌入。有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能够接纳他们，就为创业创新生态圈带来了主体。深圳如此，硅谷、硅溪亦是如此。这里面的经济学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其中以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流动为首。
然而，理论和经验也告诉我们，限制劳动和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是很多的，也是难以克服的。产业的集聚、新经济的集聚，能够带来专业化、规模经济、共享基础设施和学习效应等积极影响，但做到人才集聚尤其是创业创新人才集聚并不简单。其中，既有市场机制规律的诱导，也有创业创新法则即“超理性动机”的作用。所以，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综合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的来看，新经济的策源地，就是在一群创业创新主体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下，在营造一个创业创新生态圈的同时，发明了新技术、产生了新想法并将它们产业化，进而扩散至各个角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湾区的最终形成与发展，可能也许遵循这样的机制。
提升人才和资源集纳能力
坦率地讲，世界上具备成为湾区的地方，没有想象中的多。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外，建议把沪杭甬大湾区都市圈发展规划也提上议事日程。
与粤港澳大湾区大约包括10个左右城市类似，沪杭甬大湾区理应包括上海、杭州、宁波和苏州、舟山、无锡、嘉兴、绍兴、南通等城市。上海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中，有能力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新经济策源地；上海的金融中心功能，类似于粤港澳中的香港，将是沪杭甬湾区的核心优势。杭州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新一代智能化技术的信息产业将在此继续得到发展。宁波、舟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苏州、无锡和南通等城市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并正在经历产业转型升级，朝着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的目标前行。
从本质上来看，我们所说的特区、新区和湾区，通常都是以产业、创新和资本资源集聚和辐射为主导的区域经济融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基于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沪杭甬大湾区的构想，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呼应，其要义就是使它们共同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区域科创中心和新经济策源地、集聚地。
就上海而言，要让“大湾区”最终由理念成为现实，首要的是练好内功、提升人才和资源集纳能力、增强内在创新动力。具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进一步放宽各种人才的准入，让一大批有创业创新激情的人才愿意选择上海、集聚申城，并使他们与上海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发生良性互动。同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年轻人到上海接受教育，并留下来创新创业。
第二，让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上海的科研院所实力较强、承担科研任务的大学也较多，所以常听人在讨论产学研即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即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事实上，只要搞对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和机制，如何转化就不是大问题。产业化的主体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且主要是企业家。只要他们有机会真正发挥作用，就可以形成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
第三，不仅要有创业创新的新增量，也要关注存量中产生创业创新的新动能。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所说，繁文缛节越来越少，组织机构越来越扁平化，就越容易催生创造力。不光初创企业需要这样的特点，哪怕是大型的传统企业、国有企业，也应该尽量营造这样一种氛围，形成像华为、海尔这些大企业一样的内部创业创新机制。由此，上海将成为创业创新的热土，将成为“大湾区”的重要一环。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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