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区域城市史，折射出什么

        　　■何一民    

　　江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位于杭州西北的良渚古城是同时代亚洲东部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市遗址，该遗址出土文物年代距今约4700～5300年。先秦时期，江南地区的城镇就有较大发展，唐宋以后，随着北方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南移，江南地区成为我国人文的渊薮、国家经济富庶之地，城镇化水平超越北方黄河流域地区。因此，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对江南城镇历史发展演变和区域经济社会的研究为学界所重视。
　　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中西方经济和社会对比”等学术热点研究，都离不开对江南城镇的探讨，成为国内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关注的重点。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江南市镇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多以断代城镇研究或专题研究为主，缺乏通史性的整体史研究。由陈国灿教授主编、六位中青年作者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的《江南城镇通史》，于201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7卷、200余万字，填补了江南城镇通史的空白。
　　城市发展历史具有时空维度。从时间维度的展开来看，是城市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而从空间维度的展开来看，则是城市在空间上的发展所形成的区域性，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因此中国城市史不仅要对单体城市进行研究，还需要对区域城市进行研究。
　　从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区域城市史研究较为重视，如对东南地区、山东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西藏地区和新疆地区等区域城市史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鲜有区域城市通史性著作。《江南城镇通史》的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仅进行了体例、体裁的创新，而且在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上也有所创新，从而完成了第一部长时段、全景式的区域城镇通史。这不仅对于江南城镇研究有着重要的创新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区域城市史研究也起着开拓示范作用。
　　《江南城镇通史》将“江南”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对该区域城镇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其在长期发展中的典型性、代表性、区域个性和特点。《江南城镇通史》的作者认识到“江南”这一定义和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因而各位作者正是依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从江南城镇的发展与历史演变，经济与社会、人口与市场、城镇建设与管理、文化与生活等方面对不同阶段的江南城镇作深入的具体分析，并对各时段江南城镇研究概况、发展特点进行梳理概括和系统归纳。
　　《江南城镇通史》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体例体裁的整体性和相互联系性。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曾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此而后，“通古今之变”的“通史”意识便成为历代许多史家追求的目标，成为史家评判史著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之，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归纳通史的“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六便”和“具翦裁，立家法”、“二长”等编纂原则。《江南城镇通史》在汲取传统编纂通史的经验基础上，十分注重江南城镇研究的整体性、完整性以及相互联系性，尽量体现出作者对江南城镇研究的“三通”观，即纵通、横通和融会贯通的思想。纵通强调时间维度的变化，即历时性的完整，充分展示江南城镇几千年发展演变脉络；　而横通则强调江南城镇发展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和横向对比研究；　融会贯通则需要将城镇发展整体研究的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城镇发展变迁史。总体说来，《江南城镇通史》虽然分为七卷，篇幅宏大，但框架结构较严谨，脉络层次分明；以一定的主线和重要内容为要点进行编撰，前后贯通，各卷相互呼应，达到了纲举目张、一以贯之的效果，减少了集体协作撰史常常出现的不协调缺陷，从而将各历史时期江南城镇发展概况和发展水平予以整体性的系统呈现，使读者在对江南城镇进行纵向的各时段的对比中，体会到其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当然，由于《江南城镇通史》研究的时间长、跨度大、涉及面广，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在细节方面有所遗漏。例如在框架上按城镇经济、社会、管理、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划分，虽简便易行，但也造成对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有所忽略；在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也有待思考，如将清代分为两个部分，并将“清前期”和“晚清”各列一卷，从而将清代城镇史分成两部分，是否妥当，还可思考。另外，由于是通史性著作，因而对部分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需进一步加强，如对战国时期江南城市的发展研究还有些薄弱，对晚清江南城镇人口与社会的研究也需深化，以及对该时期城镇发展特点的概括还有待商榷。总体说来，瑕不掩瑜，《江南城镇通史》不失为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优秀著作之一。（作者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

　　《江南城镇通史》
　　陈国灿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