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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出生一周后,杨志强决定孩子不随他姓,而姓季。“季”这个姓,是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给的,用于办弃婴的入院登记。
女儿“失而复得”,福利院工作人员含蓄询问杨志强要不要把姓改回来,这位遗弃了女儿的34岁贵州男人猛摇头:“不用了,就姓季,纪念我干下的这档子事。”
就是那天,患有先天性肠闭锁的女儿被推进手术室。而手术日期,用孩子主治医生的话说,已经因为这场“遗弃风波”延迟了三四天。
11月11日中午,打工者杨志强把出生仅一天半的女儿悄悄“留”在杭州上城区街道旁沿河公园的长椅上。孩子很快被路人发现、报警、送入医院体检、送入福利院。通过遗弃现场监控,警方将已返回宁波打工地的杨志强带回杭州。
杨志强说自己从没那么“错”过。他悄悄把微信名“花间一壶酒”改为“伤心一壶酒”,头像也换成女儿的疾病诊断书。
“以后再也不生了。”他反复告诉旁人,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已是第4个女儿。经济拮据却一直生育的原因,是想要个儿子。
一起看似普通的弃婴事件,遗弃者却难得一见地敢于从暗处走向“台前”;看似是一位犯了弥天大错父亲的自我忏悔、救赎,其实背后是社会合力促成的一次反转。
最近,杨志强接连收到不具名的帮助:医院预缴款收据、压在病床床头柜上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当善意和帮助多过口水与恶语,凭借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微弱的人性之善也就有了它生长的空间。
本周五,是杨志强和福利院约定的办理交接手续,正式把孩子“寻回”的日子。
“丢了孩子我没走,坐在马路对面”
杨志强向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3张医院收据,这些都是热心人士直接打到孩子住院账号的捐款。 张凌云 摄
杨志强说,如果11日那天冷一点,他大概也不会忍心动丢孩子的念头。但那偏是一个太阳好得出奇的中午,女儿终究还是被他放在沿河公园的长凳上。
从杭州城站火车站到丢孩子的公园,步行只有30分钟的距离,杨志强走了2个小时。“我抱着她,坐坐走走,走走坐坐……”他不记得自己驻足了多少次。
第一次动念“丢孩子”,是在他不顾医生劝阻、非要给孩子办出院手续的那刻。钱已花得所剩无几,他被医生一句“先留院观察,再决定手术日期”吓住。孩子的病,仿佛无底洞。
他本打算抱回去给正在坐月子的妻子看看再丢,但到了火车站,当日票已售完。他索性提前行动。
走到公园,他迅速在椅上放下孩子。一起放下的,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套婴儿服、一包尿不湿和一瓶牛奶。
牛奶,本打算在孩子饿得实在难受时,给她润嘴唇用。刚把女儿从儿童医院抱出的杨志强知道,按医嘱,患有先天性肠闭锁的孩子连母乳都不能喝。
放下女儿的位置,是在杭州环城东路一块河边绿地,隔几步路即为交通主干道,上下班高峰时期,常常堵得水泄不通。
“椅子旁就是人行道,人流量大,孩子很快就能被发现,少受一些苦。”杨志强解释。果然,没等他走远,一位过路的老阿姨发现了襁褓里的孩子,将其抱起。
他不敢回头多看,急匆匆穿过马路,坐在对面办公楼门外的台阶上。
隔着绿化带,他隐约望见孩子身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抱头大哭,哭了一阵,拭干眼泪,在原地点燃一支烟。此时,在老家的姐夫打来电话,代表一家人叮嘱他好好照顾患病女儿。杨志强支吾应着,挂断电话,仓皇打车去了高铁站。
车上,眼泪依旧簌簌流着。司机给他递来又一支香烟。
回到绍兴,妻子的产科病房,杨志强只告诉妻子一句:孩子在杭州医院的保温箱里接受治疗。
妻子王艳丽信服——因为女儿是早产儿,生下来只有2公斤出头。按原定计划,孩子应该在一个多月后出生于宁波,那是夫妻俩常年生活的打工地。
但王艳丽在9日从贵阳返回宁波的火车上突发阵痛,夫妻俩临时在中途绍兴就医,此时她羊水已破。
那是杨志强记忆里,妻子最漫长的一次生产,从黄昏直至午夜。10日凌晨,女儿出生,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肠闭锁,当地医生建议杨志强赶紧带着孩子转院杭州做手术。
“她应该是陪我回去筹钱太累了……”杨志强事后推测。夫妇这趟回贵州农村老家,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王艳丽怀孕6个月时,腹中胎儿即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肠闭锁:并非不治之症,但一出生就要手术。
夫妻俩把老家唯一的值钱物——新盖没几年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换回4万多元,给老人和3个女儿留下一小部分后就急着回宁波挣钱。
只是,当这些钱迅速变得捉襟见肘,杨志强懵了。他像是要甩掉厄运一样,想甩掉这个刚出生的病婴。
12日,他把妻子从绍兴医院接回宁波出租屋。到家后,他宣布:孩子已夭折。
那几天,妻子没日没夜哭。而杨志强也从不曾合眼,“一闭眼,就都是孩子的脸”。
一道在宁波打工的哥哥嫂嫂和老乡,纷纷挤在出租屋里安慰;只要大人在就好。夫妻俩默不作声。
14日傍晚,从杭州来的上城区公安分局警察把杨志强带走。出租房里的所有人这才回过神:孩子竟然没有死。
在看守所度过两天后,取保候审的杨志强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女儿的手术同意书上,作为监护人签名。
“医生说孩子冷,我站着抱了她大半夜”
虽是第四次做父亲,杨志强却是第一次发现孩子的冷暖这么难拿捏。
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儿,被层层包裹:冬天的棉服、抱毯、毛毯……病房里常有医护人员出入,对孩子进行检查、注射。杨志强一次次小心翼翼,把孩子从层层包裹里打开又包好。
他怕灯光会刺激宝宝的眼睛,一直不敢开灯,拉着床帘来遮挡邻床照来的光。到了换药时间,护士揭开孩子肚子上的伤口,杨志强轻抚女儿的头,眼神关切:“这个伤口会不会留疤?”
“总会留疤的,但不明显。”得到护士的回答后,杨志强稍稍定了神,用纸巾接过护士擦下来的血块,细细端详。
“这么小的孩子就得遭这么个罪……”他没有说下去。
妻子、孩子,两头都是歉疚。趁孩子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不能贴身照料时,他回了趟宁波,看独自坐月子的妻子,给她带了一套新衣和一些鸡蛋。在老家,长辈们都说孕妇产后必须要吃鸡蛋。
返回杭州路上,他接到医生电话,得知术后情况相对稳定,可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揪着的心终于舒缓了些。
他去医院对面超市,买了最小号的婴儿服,但由于孩子只有正常新生儿一半的体重,小衣服穿在身上还空着一大截。
医生嘱咐他要多用体温暖暖孩子。怕宝宝夜里冷,杨志强抱着孩子在床边站了大半夜,他不敢打瞌睡,“怕手松了点宝宝就掉下去了”。
从看守所出来这些天,都是他一个人守着宝宝。本想让嫂子过来帮几天,可兄嫂都忙着打工还要顺便照顾妻子,他没好意思开口,“我对不起他们!”
由于妻子没有手机,在杭州照顾孩子时,杨志强都是与兄嫂联系来了解家里情况,偶尔发几张宝宝照片。
说到这里,他脸上有了一丝神气。他说,孩子刚在绍兴的医院出生时,“把她从产房抱到保温箱的路上,我偷偷照了好几张”。
女儿很乖,不怎么闹,只是偶尔啼哭。杨志强会把孩子抱起来哄,或是检查孩子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我爸妈说,还是得要个儿子,有儿子才叫得响!”在老人眼里,这是一家人在村里生活的底气。为尽孝道,杨志强和妻子接连生育。得知妻子第四次怀孕时,他召集了老乡在家喝酒,喝到兴头上在K歌软件里唱了贵州民歌。他把那天唱的歌,存在一个叫“回忆过去的日子真美好”的账号里。
记者问起账号命名来由,杨志强苦笑:“我跟老婆刚认识时,哪有这么多事情要烦心?”
当下,他只盼望孩子尽快好转,“医生说如果恢复得好,一个月后就能出院,孩子也能少受点罪”。
刚做完手术的孩子,每天只能靠胃管输送营养液。孩子不能吃,杨志强也吃不下。实际上,他也不敢花钱。宝宝还在重症监护室时,他都靠在医院四楼的椅子上过夜,“宾馆一天好几百元,住不起”。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宝宝,见到杨志强没穿袜子,给他买了双新鞋。这时,杨志强才发觉双脚光秃秃的,一直踏着5天前那双从看守所出来时穿的拖鞋。
“我求他们留下名字,他们都拒绝了”
这几天杨志强买了个本子,想把捐助过孩子的爱心人士都记下。
翻开本子,第一页只留下歪歪扭扭几个字:“楼女士三百”。杨志强不太会写“士”字,涂涂改改好几次。
几天前,楼女士到医院找到杨志强,临走时留下300元。“我让她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求了半天,她还是只给我写了个姓。”
杨志强从抽屉里拿出他小心叠好的3张收据,分别是1200元、1200元和100元,均为直接打到孩子住院账号60120385的捐款。他说,这些帮孩子缴费的人,他都不知道是谁。
钱是当年夫妻俩背井离乡坐28个小时火车来宁波打工的唯一理由。因为家贫,杨志强只念到小学3年级,而王艳丽一天书也没读过。
在宁波郊区小镇上,夫妻挤在一间280元月租的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阴暗逼仄的屋里除了床和灶台,已不剩多少空间。电动车是杨志强最心爱的“宝贝”,害怕被偷,每晚都抬进屋。屋顶漏雨,他从工厂捡回几块塑料皮,钉在房顶上。
为了赚钱,杨志强几无休息日,毕竟多上一天班,就能多挣150元。不巧的是,妻子怀孕时,杨志强摔坏了腿。为了省钱,他在医院花了100多元缝几针就回家。
杨志强家的每一笔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夫妻俩做过最“奢侈”的事,是让孕期反应大的王艳丽辞工在家待产。
自从来宁波之初丢了手机,王艳丽已有4年没用过手机。她并没觉得手机有多重要,想和远在老家的孩子通话时,用丈夫的手机就行。这次得知丈夫丢了亲生骨肉,她最大的反抗也只是沉默、流泪、拒绝吃饭。
得知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那一刻,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听老乡说很多孩子产检时说是有病,生下来却是健康的。”手术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经济重创,杨志强不敢想。
抱着一丝误诊的希望,夫妻辗转了几家医院做产检。3个月里,除了给在老家的女儿和老人寄去生活费,他们把钱全都花在检查上,前后用了16000多元。
然而希望最终破灭,胎儿的疾病被多家医院确诊。当医生明确告知孩子生下来就要手术时,夫妻俩当即决定:抵押老家房子。只是,杨志强没料到,还未到手术这一步,筹来的钱已所剩无几。
他埋头自责:“怎么能做出这种傻事?”
这种悔恨,并非无人能解。看到杨志强遗弃孩子的新闻后,捐助者杨颜说她的第一反应,更多的还是怜悯。
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杨颜看到少数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婴没被好好抚养,被利用在沿街乞讨,她第一次萌生了捐助念头。回国后,她多年坚持向贵州贫困山区的孩子助学。
杨颜通过福利院联系到杨志强。“我跟他聊了很久,了解了他的处境,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杨颜在跟医院确认具体情况后,为孩子垫付20000元医药费。
她把医药费直接打到孩子的住院账号——这是上城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和福利院工作人员向捐赠人发出的建议,以最大程度保证专款专用。
杨颜说,她没想过让杨志强归还医药费,“只要他能好好照顾这个孩子,将孩子抚养长大就够了。他也答应了我。我还是欣慰的”。
杨志强却坚称:“以后我有能力了,还是想尽力把钱还给帮我的人。”
“等孩子长大,我要做第一个告诉她的人”
11月22日,杨志强在医院照料术后的女儿。 张凌云 摄
女儿手术前,杨志强去了趟女儿短暂停留过的福利院。按照不成文规矩,福利院工作人员黄老师请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保证从此善待小女儿。
保证书是杨志强亲笔写的,遇到不会写的字,他就请黄老师帮忙先在另外的纸上写下。
写完保证书,签下名字,杨志强觉得自己一下子“松快了下来”。
只有自己,才能给予女儿“最合适的家庭”——杨志强觉得,他现已彻底转变观念。
即使,未必是最好的家庭——这个迫切想要生育男孩的家庭,始终困于一种无奈的循环。王艳丽说,每个女儿出生半年,她就要强制性断奶,为的是方便把孩子在短时间内送回老家。只有这样,小夫妻才能都尽快腾出手挣钱。
留守儿童的“症状”,在女儿们身上一一发作。
一年春节,刚学会说话的大女儿竟然对着王艳丽,不假思索喊了声“阿姨”。
杨志强说,大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和他们都“不亲”,每次打电话只为要钱,最后总会没好气加上一句:有事就说,没事就挂了。
多年来始终选择视而不见的杨志强,这一次,终于决定抵抗。他坚决告诉父母: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孩子,以后,我们要好好把4个女儿养大。
杨志强的父母沉默了。
“我要做第一个告诉她所有事情的人,看看她能不能原谅我。”杨志强的语气很肯定。至于何时告知,他的眼神有些茫然:“大概是十几岁吧。”
“错了就是错了,那么多人来帮你,你如果还遮遮掩掩,那就是错上加错!”杨志强一直不避讳媒体采访。对于这类触及家庭深层隐私的事件而言,他的态度难得一见,但他却说这只是“基本态度”。
本周五,是到福利院办手续、成为孩子监护人的日子。办手续,需要夫妻二人的身份证。周四,正在宁波坐月子的王艳丽,把自己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到杭州送身份证。晚上,她舍不得花钱住宾馆,一家人挤在女儿病床旁静静守着。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今年春节,杨志强打算不再回老家过年。“留在这里照顾孩子,也要给家里的孩子多寄钱。”杨志强叙述着作为父亲,迟到却最终未缺席的担当。
他在一次孩子啼哭后,轻拍着孩子抚慰时说,“我大概会偏爱这个小女儿”,因为这个冬天所发生的一切。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志强、王艳丽、杨颜均为化名)
女儿出生一周后,杨志强决定孩子不随他姓,而姓季。“季”这个姓,是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给的,用于办弃婴的入院登记。
女儿“失而复得”,福利院工作人员含蓄询问杨志强要不要把姓改回来,这位遗弃了女儿的34岁贵州男人猛摇头:“不用了,就姓季,纪念我干下的这档子事。”
就是那天,患有先天性肠闭锁的女儿被推进手术室。而手术日期,用孩子主治医生的话说,已经因为这场“遗弃风波”延迟了三四天。
11月11日中午,打工者杨志强把出生仅一天半的女儿悄悄“留”在杭州上城区街道旁沿河公园的长椅上。孩子很快被路人发现、报警、送入医院体检、送入福利院。通过遗弃现场监控,警方将已返回宁波打工地的杨志强带回杭州。
杨志强说自己从没那么“错”过。他悄悄把微信名“花间一壶酒”改为“伤心一壶酒”,头像也换成女儿的疾病诊断书。
“以后再也不生了。”他反复告诉旁人,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已是第4个女儿。经济拮据却一直生育的原因,是想要个儿子。
一起看似普通的弃婴事件,遗弃者却难得一见地敢于从暗处走向“台前”;看似是一位犯了弥天大错父亲的自我忏悔、救赎,其实背后是社会合力促成的一次反转。
最近,杨志强接连收到不具名的帮助:医院预缴款收据、压在病床床头柜上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当善意和帮助多过口水与恶语,凭借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微弱的人性之善也就有了它生长的空间。
本周五,是杨志强和福利院约定的办理交接手续,正式把孩子“寻回”的日子。
“丢了孩子我没走,坐在马路对面”
杨志强向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3张医院收据,这些都是热心人士直接打到孩子住院账号的捐款。 张凌云 摄
杨志强说,如果11日那天冷一点,他大概也不会忍心动丢孩子的念头。但那偏是一个太阳好得出奇的中午,女儿终究还是被他放在沿河公园的长凳上。
从杭州城站火车站到丢孩子的公园,步行只有30分钟的距离,杨志强走了2个小时。“我抱着她,坐坐走走,走走坐坐……”他不记得自己驻足了多少次。
第一次动念“丢孩子”,是在他不顾医生劝阻、非要给孩子办出院手续的那刻。钱已花得所剩无几,他被医生一句“先留院观察,再决定手术日期”吓住。孩子的病,仿佛无底洞。
他本打算抱回去给正在坐月子的妻子看看再丢,但到了火车站,当日票已售完。他索性提前行动。
走到公园,他迅速在椅上放下孩子。一起放下的,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套婴儿服、一包尿不湿和一瓶牛奶。
牛奶,本打算在孩子饿得实在难受时,给她润嘴唇用。刚把女儿从儿童医院抱出的杨志强知道,按医嘱,患有先天性肠闭锁的孩子连母乳都不能喝。
放下女儿的位置,是在杭州环城东路一块河边绿地,隔几步路即为交通主干道,上下班高峰时期,常常堵得水泄不通。
“椅子旁就是人行道,人流量大,孩子很快就能被发现,少受一些苦。”杨志强解释。果然,没等他走远,一位过路的老阿姨发现了襁褓里的孩子,将其抱起。他不敢回头多看,急匆匆穿过马路,坐在对面办公楼门外的台阶上。
隔着绿化带,他隐约望见孩子身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抱头大哭,哭了一阵,拭干眼泪,在原地点燃一支烟。此时,在老家的姐夫打来电话,代表一家人叮嘱他好好照顾患病女儿。杨志强支吾应着,挂断电话,仓皇打车去了高铁站。
车上,眼泪依旧簌簌流着。司机给他递来又一支香烟。
回到绍兴,妻子的产科病房,杨志强只告诉妻子一句:孩子在杭州医院的保温箱里接受治疗。
妻子王艳丽信服——因为女儿是早产儿,生下来只有2公斤出头。按原定计划,孩子应该在一个多月后出生于宁波,那是夫妻俩常年生活的打工地。
但王艳丽在9日从贵阳返回宁波的火车上突发阵痛,夫妻俩临时在中途绍兴就医,此时她羊水已破。
那是杨志强记忆里,妻子最漫长的一次生产,从黄昏直至午夜。10日凌晨,女儿出生,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肠闭锁,当地医生建议杨志强赶紧带着孩子转院杭州做手术。
“她应该是陪我回去筹钱太累了……”杨志强事后推测。夫妇这趟回贵州农村老家,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王艳丽怀孕6个月时,腹中胎儿即被查出患有先天性肠闭锁:并非不治之症,但一出生就要手术。
夫妻俩把老家唯一的值钱物——新盖没几年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换回4万多元,给老人和3个女儿留下一小部分后就急着回宁波挣钱。
只是,当这些钱迅速变得捉襟见肘,杨志强懵了。他像是要甩掉厄运一样,想甩掉这个刚出生的病婴。
12日,他把妻子从绍兴医院接回宁波出租屋。到家后,他宣布:孩子已夭折。
那几天,妻子没日没夜哭。而杨志强也从不曾合眼,“一闭眼,就都是孩子的脸”。
一道在宁波打工的哥哥嫂嫂和老乡,纷纷挤在出租屋里安慰;只要大人在就好。夫妻俩默不作声。
14日傍晚,从杭州来的上城区公安分局警察把杨志强带走。出租房里的所有人这才回过神:孩子竟然没有死。
在看守所度过两天后,取保候审的杨志强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女儿的手术同意书上,作为监护人签名。
“医生说孩子冷,我站着抱了她大半夜”
虽是第四次做父亲,杨志强却是第一次发现孩子的冷暖这么难拿捏。
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儿,被层层包裹:冬天的棉服、抱毯、毛毯……病房里常有医护人员出入,对孩子进行检查、注射。杨志强一次次小心翼翼,把孩子从层层包裹里打开又包好。
他怕灯光会刺激宝宝的眼睛,一直不敢开灯,拉着床帘来遮挡邻床照来的光。到了换药时间,护士揭开孩子肚子上的伤口,杨志强轻抚女儿的头,眼神关切:“这个伤口会不会留疤?”
“总会留疤的,但不明显。”得到护士的回答后,杨志强稍稍定了神,用纸巾接过护士擦下来的血块,细细端详。
“这么小的孩子就得遭这么个罪……”他没有说下去。
妻子、孩子,两头都是歉疚。趁孩子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不能贴身照料时,他回了趟宁波,看独自坐月子的妻子,给她带了一套新衣和一些鸡蛋。在老家,长辈们都说孕妇产后必须要吃鸡蛋。
返回杭州路上,他接到医生电话,得知术后情况相对稳定,可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揪着的心终于舒缓了些。
他去医院对面超市,买了最小号的婴儿服,但由于孩子只有正常新生儿一半的体重,小衣服穿在身上还空着一大截。
医生嘱咐他要多用体温暖暖孩子。怕宝宝夜里冷,杨志强抱着孩子在床边站了大半夜,他不敢打瞌睡,“怕手松了点宝宝就掉下去了”。
从看守所出来这些天,都是他一个人守着宝宝。本想让嫂子过来帮几天,可兄嫂都忙着打工还要顺便照顾妻子,他没好意思开口,“我对不起他们!”
由于妻子没有手机,在杭州照顾孩子时,杨志强都是与兄嫂联系来了解家里情况,偶尔发几张宝宝照片。
说到这里,他脸上有了一丝神气。他说,孩子刚在绍兴的医院出生时,“把她从产房抱到保温箱的路上,我偷偷照了好几张”。
女儿很乖,不怎么闹,只是偶尔啼哭。杨志强会把孩子抱起来哄,或是检查孩子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我爸妈说,还是得要个儿子,有儿子才叫得响!”在老人眼里,这是一家人在村里生活的底气。为尽孝道,杨志强和妻子接连生育。得知妻子第四次怀孕时,他召集了老乡在家喝酒,喝到兴头上在K歌软件里唱了贵州民歌。他把那天唱的歌,存在一个叫“回忆过去的日子真美好”的账号里。
记者问起账号命名来由,杨志强苦笑:“我跟老婆刚认识时,哪有这么多事情要烦心?”
当下,他只盼望孩子尽快好转,“医生说如果恢复得好,一个月后就能出院,孩子也能少受点罪”。
刚做完手术的孩子,每天只能靠胃管输送营养液。孩子不能吃,杨志强也吃不下。实际上,他也不敢花钱。宝宝还在重症监护室时,他都靠在医院四楼的椅子上过夜,“宾馆一天好几百元,住不起”。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宝宝,见到杨志强没穿袜子,给他买了双新鞋。这时,杨志强才发觉双脚光秃秃的,一直踏着5天前那双从看守所出来时穿的拖鞋。
“我求他们留下名字,他们都拒绝了”
这几天杨志强买了个本子,想把捐助过孩子的爱心人士都记下。
翻开本子,第一页只留下歪歪扭扭几个字:“楼女士三百”。杨志强不太会写“士”字,涂涂改改好几次。
几天前,楼女士到医院找到杨志强,临走时留下300元。“我让她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求了半天,她还是只给我写了个姓。”
杨志强从抽屉里拿出他小心叠好的3张收据,分别是1200元、1200元和100元,均为直接打到孩子住院账号60120385的捐款。他说,这些帮孩子缴费的人,他都不知道是谁。
钱是当年夫妻俩背井离乡坐28个小时火车来宁波打工的唯一理由。因为家贫,杨志强只念到小学3年级,而王艳丽一天书也没读过。
在宁波郊区小镇上,夫妻挤在一间280元月租的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阴暗逼仄的屋里除了床和灶台,已不剩多少空间。电动车是杨志强最心爱的“宝贝”,害怕被偷,每晚都抬进屋。屋顶漏雨,他从工厂捡回几块塑料皮,钉在房顶上。
为了赚钱,杨志强几无休息日,毕竟多上一天班,就能多挣150元。不巧的是,妻子怀孕时,杨志强摔坏了腿。为了省钱,他在医院花了100多元缝几针就回家。
杨志强家的每一笔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夫妻俩做过最“奢侈”的事,是让孕期反应大的王艳丽辞工在家待产。
自从来宁波之初丢了手机,王艳丽已有4年没用过手机。她并没觉得手机有多重要,想和远在老家的孩子通话时,用丈夫的手机就行。这次得知丈夫丢了亲生骨肉,她最大的反抗也只是沉默、流泪、拒绝吃饭。
得知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那一刻,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听老乡说很多孩子产检时说是有病,生下来却是健康的。”手术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经济重创,杨志强不敢想。
抱着一丝误诊的希望,夫妻辗转了几家医院做产检。3个月里,除了给在老家的女儿和老人寄去生活费,他们把钱全都花在检查上,前后用了16000多元。
然而希望最终破灭,胎儿的疾病被多家医院确诊。当医生明确告知孩子生下来就要手术时,夫妻俩当即决定:抵押老家房子。只是,杨志强没料到,还未到手术这一步,筹来的钱已所剩无几。
他埋头自责:“怎么能做出这种傻事?”
这种悔恨,并非无人能解。看到杨志强遗弃孩子的新闻后,捐助者杨颜说她的第一反应,更多的还是怜悯。
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杨颜看到少数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婴没被好好抚养,被利用在沿街乞讨,她第一次萌生了捐助念头。回国后,她多年坚持向贵州贫困山区的孩子助学。
杨颜通过福利院联系到杨志强。“我跟他聊了很久,了解了他的处境,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杨颜在跟医院确认具体情况后,为孩子垫付20000元医药费。
她把医药费直接打到孩子的住院账号——这是上城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和福利院工作人员向捐赠人发出的建议,以最大程度保证专款专用。
杨颜说,她没想过让杨志强归还医药费,“只要他能好好照顾这个孩子,将孩子抚养长大就够了。他也答应了我。我还是欣慰的”。
杨志强却坚称:“以后我有能力了,还是想尽力把钱还给帮我的人。”
“等孩子长大,我要做第一个告诉她的人”
11月22日,杨志强在医院照料术后的女儿。 张凌云 摄
女儿手术前,杨志强去了趟女儿短暂停留过的福利院。按照不成文规矩,福利院工作人员黄老师请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保证从此善待小女儿。
保证书是杨志强亲笔写的,遇到不会写的字,他就请黄老师帮忙先在另外的纸上写下。
写完保证书,签下名字,杨志强觉得自己一下子“松快了下来”。
只有自己,才能给予女儿“最合适的家庭”——杨志强觉得,他现已彻底转变观念。
即使,未必是最好的家庭——这个迫切想要生育男孩的家庭,始终困于一种无奈的循环。王艳丽说,每个女儿出生半年,她就要强制性断奶,为的是方便把孩子在短时间内送回老家。只有这样,小夫妻才能都尽快腾出手挣钱。
留守儿童的“症状”,在女儿们身上一一发作。
一年春节,刚学会说话的大女儿竟然对着王艳丽,不假思索喊了声“阿姨”。
杨志强说,大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和他们都“不亲”,每次打电话只为要钱,最后总会没好气加上一句:有事就说,没事就挂了。
多年来始终选择视而不见的杨志强,这一次,终于决定抵抗。他坚决告诉父母: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孩子,以后,我们要好好把4个女儿养大。
杨志强的父母沉默了。
“我要做第一个告诉她所有事情的人,看看她能不能原谅我。”杨志强的语气很肯定。至于何时告知,他的眼神有些茫然:“大概是十几岁吧。”
“错了就是错了,那么多人来帮你,你如果还遮遮掩掩,那就是错上加错!”杨志强一直不避讳媒体采访。对于这类触及家庭深层隐私的事件而言,他的态度难得一见,但他却说这只是“基本态度”。
本周五,是到福利院办手续、成为孩子监护人的日子。办手续,需要夫妻二人的身份证。周四,正在宁波坐月子的王艳丽,把自己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到杭州送身份证。晚上,她舍不得花钱住宾馆,一家人挤在女儿病床旁静静守着。这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今年春节,杨志强打算不再回老家过年。“留在这里照顾孩子,也要给家里的孩子多寄钱。”杨志强叙述着作为父亲,迟到却最终未缺席的担当。
他在一次孩子啼哭后,轻拍着孩子抚慰时说,“我大概会偏爱这个小女儿”,因为这个冬天所发生的一切。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志强、王艳丽、杨颜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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