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霍金去世，朋友圈一遍又一遍的刷屏。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让我感兴趣的，反倒是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谁才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
答案是杨振宁。
关于杨振宁，人们对他的关注，八卦对于学术，褒贬也呈两极化状态。我一向对于道德评判持谨慎的态度，科学成就则更客观一些。
前两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杨振宁的文章，在此与大家分享。
杨振宁：成志学校走出的诺贝尔奖得主
文/陈远
无论是在上个世纪还是本世纪的物理学家中，杨振宁无疑是最富争议的一个，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与李政道的分道扬镳，还是他加入美国国籍三十多年之后又选择回国定居，又或是其以82岁高龄与28岁的翁帆结婚……这些争议，使得杨振宁的名声超出了物理学界，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
杨振宁的学术生涯，发端于芝加哥，发轫于普林斯顿，终结于石溪。在此之后的杨振宁，与其说是物理学家，倒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更为贴切。
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1938年，费米因为在核反应的慢中子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费米并不仅仅是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更是物理学科上一个了不起的导师。26岁的时候，费米就得到了罗马大学终生职的讲座教席，在他的领导之下，罗马大学的物理研究所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意大利甚至欧洲的一个物理研究中心，一群物理学家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所谓的“罗马学派”。在芝加哥杨振宁那一茬费米的学生当中，有后来成为美国核武器重要顾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戈德伯格，还有后来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学院院长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邱（Geoffrey Chew）。但是费米说却和他的老朋友，一位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说他最好的学生就是中国人杨振宁。后来和杨振宁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在比杨振宁晚几年的时间也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并且在这里开始了和杨振宁的合作。
1948年到1949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讲师，然后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杨振宁到普林斯顿缘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杨振宁知道，在普林斯顿不仅有一批才华出众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还有众多的诺贝尔奖得主都要到那里去访问。
尽管费米认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太过理论化，并且告诫杨振宁不要在那里停留太久，但是杨振宁还是在普林斯顿度过了17年的美好学术生涯。正是在这17年中，杨振宁先是因为和李政道合写的论文被爱因斯坦看到并被其约谈；之后又和米尔斯合作研究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物理构架之一，也奠定了杨振宁一代物理大师的地位；再之后的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定律表示质疑，这就是著名的宇称不守恒论文，也正是这篇论文，使杨振宁和李政道成为最早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
杨振宁最后的学术生涯，是在石溪度过的。1960年，纽约州政府决定在长岛中部靠近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地方建立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分校区，1962年，这个新校区在一个叫做石溪的小镇上开始创建起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从一建立就颇具雄心：不但要建立一个包含文学、艺术、科学、工程的全方位大学，而且还要使这个学校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准。1965年，44岁的杨振宁接受石溪分校首任校长同时也是物理学家的托尔邀请来到石溪，去开创他自己同时也是石溪分校的新天地。1966年，杨振宁来带石溪，出任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杨振宁的到来，一下子提高了石溪分校的学术地位，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中期，杨振宁并不仅仅是一个顶着诺贝尔桂冠的物理学家，而且是当时世界公认的顶尖理论物理学大师。而杨振宁之所以离开地位崇隆的一流学术象牙塔普林斯顿，除了报道中所说的石溪为他支付高出普林斯顿5000美元的年薪这个理由之外，还在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象牙塔，在那里，物理学家们只能单纯的进行物理研究，而不能带学生。而在杨振宁早年接受的教育里，除了学术上的成就，还有事功方面的追求。从1966年到1999年，杨振宁在石溪度过了33年的时光，虽然杨振宁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行政方面的长处，甚至在退休之前还依然觉得自己不能很自在地处理许多行政问题，但他的继任者纽文豪却说，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好的所长。他说，好的行政管理并不是开不完的会和许多文件备忘录，而是把时间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杨振宁总是在会议上先研讨重要的论文和科学发现，然后才是行政问题。在他就任的33年的时间里，杨振宁邀请了物理学界最重要的人才或者人物到石溪来人任教或者讲座，其他的大量时间，他花在对于学生的基础课程的教育上。在他离任的时候，一项统计调查的结果显示，石溪分校已经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外最好的公立研究大学。
如果说杨振宁的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直接得益于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训练，那么他在事功方面的追求则要归功于他幼年成长的环境。1938年到1942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四年书。尽管战乱频繁，尽管物质贫瘠，但是西南联大却汇聚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教授。教杨振宁大一物理的赵忠尧，大二电磁学的吴有训和力学的周培源，以及大学原子核物理的张文裕，都是在美国或英国接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后来在中国科学史上有代表地位的科学家。而对杨振宁影响最深的两位恩师吴大猷和王竹溪，也在西南联大任教。吴大猷引领杨振宁走上了对称原理的研究方向，王竹溪则给了他统计力学的启蒙，而这，正是杨振宁日后在科学上创造顶尖地位的两个领域。
不过，杨振宁在总结自己学术上成功的原因时，还是特意指出了童年时代的所受教育的原因。1922年出生的杨振宁，可以算是近代中国受到良好教而完整西方科学教育的第三代科学家，在他在西南联大读大学时，杨振宁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一种思维：学习近代科学除了追求知识的乐趣之外，同时也有着对当时相对积弱的中国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感。这种家国情怀，几乎是那个时代中成长在清华园里的孩子们在父辈身上传承下来的天然基因。另一方面，杨振宁那一代人，从小学时开始接受的教育，和他父辈那一代人的经验已经很不一样了。杨振宁自己曾经说过，他所受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已经和西方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了。他在小学、中学学习历史和地理这些科目的时候，所用的教科书，所用的学习方法，跟西方已经步骤一致了。所以像他那个年纪的中国人，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全面改变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去适应研究科学的新要求了。在我研究成志学校一百年的历史的时候，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想法，想找到成志学校当年使用的教材，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人们总是不注意保存自己小学时的课本。但是杨振宁的回忆可以使我们谨慎的做一个判断，那就是当时的成志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是与西方同步的。这与清华早期“就像一所从西方搬过来的大学校”这一点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其他的小学的教学如何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判断放在早期的成志学校身上，应该没有大的出入。
杨振宁的启蒙，是在成志学校完成的
而对于他度过了八年童年时光的清华园，杨振宁回忆起来更是充满深情：清华园的8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太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中，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当时杨振宁的玩伴中包括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数学系教授郑桐荪的儿子郑士京以及父亲是生物系教授不的吴人美等。杨振宁当时有个绰号叫做“杨大头”，是清华园里的“孩子王”，总能带着一群小伙伴玩出各式各样的花样。
这几个孩子并不是天天在树上玩耍，那时的杨振宁在成志学校上三年级，已经显现出对知识的浓厚兴趣，在学习课业方面也有不凡的天分。那时的杨振宁有个习惯，喜欢把书中看到的知识讲给别人听。有时候从成志学校放学回家，四个小伙伴越过山坡一路走回去，杨武之从老远就能听到杨振宁一个人在那说个不停，一会儿天文，一会历史，一会地理，吴人美、郑士京和熊秉明都是他的听众。
或许正是因为对清华园的眷恋，杨振宁把清华作为他的终老之地。而在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者心里，也是种珍藏着对成志学校的记忆。2014年8月，杨振宁走进清华附小，与他的“小师弟”“小师妹”们一起探讨如何学习，清华附小一间会议室的墙上，也挂着杨振宁给母校的题词，如果没有对母校深深的眷恋，这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个像他这样的大学者身上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常常把大学称为自己的母校，却常常忽略了小学才是在人生起步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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