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德·布兰沙德（Brand Blanshard，1892—1989），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罗德学者（RhodesScholar），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于斯沃斯莫尔学院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后自1945年至1961年退休一直担任耶鲁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思想的本质》（TheNature of Thought）、《理性与善》（Reason and Goodness）和《理性与分析》（Reasonand Analysis）。在下面的选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看法。
我认为最好将哲学理解为一个更古老和更广阔的事业——理解世界的事业—的一一一部分。在下文中我们先对这种理解进行全景式的概览，然后我会探讨它的目标，它的主要阶段，最后讨论哲学通过哪些途径进入到这个事业中来。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这个事业就是理解世界的事业。那么我们所说的“理解”（或者“理解某物”）又是什么意思？我先假定这个“理解”就是向我们自己解释的意思。很好，那么“解释某物”又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碰到了某些难以理解的事实或事件，什么会让它们变得可理解呢？
答案是：首先要将它们看作是某条规则的一个实例。比方说，你某天晚上感到剧烈的头痛，苦苦思索这是为什么。然后你想起来你刚刚吃了两大块巧克力蛋糕，并且你对巧克力过敏；于是看上去你的头痛就得到了解释。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邪恶的造访者，因为你已经将它“本地化”了，通过将它置于某个已知的规则下而将它同化到你的知识中。
哪种规则才是那些为了让事实变得更可理解而设置的规则呢？就是那些有关联性质的规则，那些将有待解释的事实与其他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规则。通过将头痛这个现象置于某个将该事件与其他事件在因果上联系起来的规律，你就解释了你的头痛。同样地，通过逻辑上将其与三角形这一概念，以及三角形的属性联系起来，你就可以解释为何某个平面图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之和。
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在两个方面来对科学研究加以补充。要满足我们对理解的渴望，科学研究必须在这两方面都得到扩展，但是科学家对这两方面却没有太大兴趣。事实是：从逻辑上来讲，哲学开始于科学之前，并且在科学的工作完成之后还在继续进行。在知识宽广的光谱上科学占据了中央位置，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部分之外，光谱还包括了其他部分，在红色端以外还有一大片的红外线区，而在紫色端的另一边也有一大片的紫外线区。哲学就负责处理科学的红外线区和紫外线区，它虽然与科学所在的中央区域连在一起，但却更加微妙而难以辨析。
先说说红色端。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开始于科学之前？很多科学家喜欢将其所使用的概念或者其研究工作中的预设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也可以审查一下这些概念和预设，有些科学家会这样做，但是大部分不会。因为如果他们要等到把这些困难的基本观念都搞清楚了才开始工作，那么他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到达最让他感兴趣的那些工作那里。但是根本不审查这些基本的观念也是荒唐的，而这个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基础工作就是哲学家的任务。
在上文中我将这些未经审查的观念称为概念和预设。让我们先对这两个概念作一个说明。在常识和科学中人们都会经常使用某些特定的单音节的小词，这些词语看起来实在太熟悉了，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定义它们。我们经常说：“现在是什么时间？”“这个小汽车里没有多少空间了”，“他没什么理由感觉受了冒犯”，“他一定是失去理智了（out of hismind）”，“我认为这些罢工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请考虑一下我们用过的这些词语：时间、空间、理由、好、真理、心灵、公正、我。如果有人问我们：“你说的'我’是什么意思？”或者在我们向他打听时间时反问：“你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会回答说：“天啊，别像个傻瓜一样。”或者像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一样回答：“在你问我时间是什么之前我还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是你一问我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后面这个回答对于上面这些词语来说都是成立的。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下，我们是很清楚这些词语的意思的，但是，要对它们进行思考，就是要不断揭示它们更深层次的、未被意识到的意义。这一点同时体现了当代语言哲学的优势和弱点。
的确，这个学派认为哲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定义词语。苏格拉底谈话中哲学思想的首次迸发主要就在于试图对实践生活中的某些特定词语如正义、虔诚、节制、勇气等进行定义。但是这些词语的意义被证明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在《理想国》的整整十卷，他不断地追逐正义的影子，但到了书的结尾处也没能捕捉到它。苏格拉底认识到仅仅是抓住这些非常简单和常用的术语的意义，就可以解决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中许多最深刻的问题。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苏格拉底并非日常语言哲学家，他不是雅典版的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 一个致力于收集语言市场上正流通的那些钱币的人。相反，他非常乐于去表明在日常语言的层面上我们对词语意义的使用是混乱和不融贯的，只有通过提炼和修正它们，才能得到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意义。
我们不能让一个想要找到流感发生的真正原因的科学家中断实验，直到他弄清楚真理的本质，或是因果关系的概念为止。而一个认为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比专制制度更好的政治科学家，也不能因为其同行尚未对“好”的定义达成一致看法就闭口不言。这些人必须继续他们的工作，而非错误地停下来与那些终极概念的定义多做纠缠。然而，这些概念毕竟是根本性的，在我们的思考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必须要用到它们。而且如果研究者们全都去努力搞清楚那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而没有人去研究最重要的那些，这就太荒唐了。而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正确人选肯定就是哲学家了。我的一个哲学家朋友曾在电车上坐在一个推销员旁边，该推销员感到和他很投缘，于是就说了一大通有关他的行业的事情，最后他问我朋友：“那么，你是做哪一行的？”我的哲学家朋友回答说：“做概念（notions）的。”那个推销员似乎觉得这个回答十分正常，我们也应该如此。概念就是哲学家的行业，没有某些如真理、有效性、价值、知识等关键的概念，科学思想就没办法上路，但是科学家们本身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审查这些概念。
我们认为，除了这些终极的概念之外科学家们往往还倾向于将一些终极的预设交给其他人来考察。我会列出一些预设，请大家看看是否有哪个自然科学家没有将这些预设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来了解有关物理秩序的事实；我们的逻辑律对于这种物理秩序而言是有效的；存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的公共的时空，事情会在这个时空里发生；每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在某种条件下，同类的事件曾经总是发生，将来也总是会发生；我们应该根据证据的强度来调整对命题的认可程度。
上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命题，也是科学家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命题。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命题有错，那么他的整个研究就会陷于困境。但是这些命题并非科学命题，它们只是被所有科学共同预设的命题，它们与所有科学的思想相一致，却不属于任何一门科学。
不去审查这些命题是荒唐的，因为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全部都可能出错。但是如果一个科学家在使用显微镜或者望远镜做研究之前，要先知道通过感知来获得知识是否可能或者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不依赖于本体论的逻辑学，他一定会吓坏了。科学家们有时也会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一直欢迎他们发表意见，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最好还是明智地求助于专家比较好。而在这些问题方面的专家就是哲学家。
说到这里，我希望自己已经说清楚了“哲学开始于科学之前”是什么意思。说哲学在科学之前，就是说哲学会审查那些作为科学家工作之出发点的主要概念和预设。科学在逻辑上依赖于哲学。如果像休谟和卡尔纳普所认为的那样，哲学能成功地证明任何对不可感知（nonsensible）之存在物的指称都是无意义的话，那么物理学中对电子和光子的说法就必须要么被抛弃，要么其意义就必须被彻底地修改。而如果像詹姆斯、席勒和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哲学能成功证明我们的思考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冲动和情感捆绑在一起，那么科学的事业—作为一种对无偏向性的客观真理的追求—在一开始就被颠覆了。哲学并非只是科学大厦的一点装饰品，而是它的奠基石。
如果说哲学开始于科学之前的话，那么在科学家的工作完成之后它也在继续进行着。每一门科学都可以被看作是为回答一个大问题而做出的长久的努力。例如物理学的问题是：“物理运动的规律是什么？”生物学的问题是：“生命体展示了何种结构和行为？”每种科学都会将自然的某个领域看作是自己的研究对象，并试图将它保持在自己的研究界限内。但是自然是没有边界的，电子的运动、《哈姆莱特》的写作，与列宁革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连续一体的。谁来研究这种连续性呢？谁能够去思考，一名在自己的领域努力钻研的物理学家，与另一个在自己的研究范围里耕耘的神学家之间的道路如何贯通呢？当然也还是只有哲学家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有一种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完成方式是这样的：将哲学定义为一个盲人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寻找一顶并不在房间里的黑色帽子，并补充说如果他真的找到了，那就是神学。有人可能会觉得由于没有两个真命题之间会相互矛盾，所以各个相互独立的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可能会冲突，因此也不存在需要调和它们的问题。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当我们只是审查一下各门科学所产生的那些最为一般性的研究结果，就会发现它们冲突得一塌糊涂，而且调和他们的工作量是极其巨大的。没错，最尖锐和最令人着迷的形而上学问题都来自想要调和各主要学科的研究结果的企图。
例如，你要如何调和物理学和心理学呢？物理学家认为每个物理事件都有一个物理原因，该观点看起来完全没问题。如果说某个物质实体自己动起来了，或者动起来之后还会加速或改变方向，但却没有任何物理原因，这看起来是非常荒唐的。如果你说一个运动没什么原因就自己发生了，这在物理学家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你说这表明存在着来自空间秩序之外的干涉，这就是迷信的说法。可是心理学不正是在说这种干涉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吗？如果我的嘴唇和声带正在振动，那是因为我在思考某些想法并想将它们告诉你。而一个想法或欲望唯一能产生这种结果的方式就是通过对我的头脑里的波或粒子的物理运动产生影响。说只是与我的想法相关的一些神经在产生这些结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物理的变化并非我的想法，而且如果我的想法本身对于我所做的事没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么理性的生活就变成了一部哑剧。我的行为就不再是由我的有意识的选择所指导的，我所说的任何话也不是由我的想法和感觉所决定的。常识并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正常的心理学更无法接受这种观点，与此相冲突的证据太多了。这些证据显示，有意识的选择的确会对我们舌头和嘴唇、胳膊和腿的行为产生影响，而这种选择并不属于物理事件。行为是可以被意识指导的。但是你又如何能将这种观点与物理学家的信念（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物理原因的）结合在一起呢？这就是活生生的哲学中的身—心问题。
这种冲突不仅仅会发生在自然科学之间，它也会发生在自然科学和规范科学之间。就说物理学和伦理学吧！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所有的事件—至少是那些宏观的事件—都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在此前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遵循某些规律而导致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也完全没问题。现在将它运用到伦理学中吧！你所做出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事件，即使它不是一个物理事件，它也会遵循所有事件都有原因这个法则。这意味着你做的每个选择都是由它们之前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某些规律导致的。但是如果真是如此，如果已经确定了在我的任何一个选择之前发生的事件，那么我就不得不做我实际上所做的事，我就不可能做出其他选择。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于任何事件而言“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就成了无意义的说法，因为我当时只是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伦理学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科学原则为真，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悔恨、奖励和惩罚、赞扬和谴责这些活动的伦理学基础。这就是古老的自由意志问题，弥尔顿（Milton）作品中负责吹响号角的天使在闲暇时就充满兴致地探讨过这个问题，今天大学课堂上的本科生也会以相同的热情对此展开讨论。与我们上面所提及的那两个例子类似的冲突还有很多，它们不属于某一个学科，而是在各个学科之间，它们必须被一个中立于各学科的代理来判定，而这个代理的唯一候选人就是哲学。哲学是各学科间的协调机构，是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Labor Relations Board），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它知识共同体的世界法庭。正如这些代理机构一样，它并没有任何强制执行自己判决的手段，它唯一依靠的就是它所给出的决定的合理性。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哲学在整个智识事业中的地位。智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寻求理解的动力。要理解任何事物就意味着要在其他使其变得可理解的事物或事件的背景下来把握它。该动力完成的第一个创举就是我们的常识系统，通过几千年的试错，它已经被塑造成形。之后这个系统被科学所取代，相比常识而言科学的解释网络更加地精确和全面。哲学则继续在智识事业中对科学所没有进入的领域进行探索。它是一种将理解推向可能的最远极限的企图，它将科学赖以建立的地基和保持科学间结构的梁柱都纳入其视野中。哲学既是科学的批评者，也是它的完成者。据我理解，这就是所有伟大的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从柏拉图到怀特海都是如此。
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获得完全的胜利，人们也很可能会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的理解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事业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但只要他们还允许自己继续存在一天，该事业就定将继续前进。因为为理解而做的努力并非一时的冲动或怪癖，也不是闲暇时光的游戏或者“商业社会中的抒情歌吟”，而是人类的本质或存在的核心要素，它将人类从淤泥中带到了他现在所在的崇高但尚不稳定的高台之上。这种智力的动力已经构建了他的世界并逐渐将其改造到与充满奥秘的外在世界相一致。对于任何了解这一点的人来说，哲学都是不需要辩护的。它在实用的方面也可能是有益的（它当然是有益的），但是那并不是人进行哲学思考的主要原因，人们进行哲学思考是因为他们不可抑制地想这样做，因为理解的事业就像人类一样古老，它使人成为他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而且也只有它才能将人塑造成他将可能成为的样子。
阅读问题
1. 当布兰沙德说哲学开始于科学之前时，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哲学为科学提供了奠基石，他说得对吗？或者你是否认为科学可以为它自己提供奠基石？请解释一下。
2. 根据布兰沙德的观点，物理学和心理学之间是如何发生冲突并产生了心—身问题的？为什么这种冲突不可能通过这两种科学自身进行的更深入的研究来解决呢？
3. 为什么布兰沙德将哲学比作知识共同体的世界法庭？相比科学而言，为什么哲学能更好地协调各门科学之间的根本冲突呢？
4. 什么是“理解的事业”？布兰沙德认为哲学是如何被纳入该事业中的？你是否赞同理解的动力是人类本质和存在的核心要素？请解释你的观点。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