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梦的理解各有千秋:有的人的梦是黑白的,有的人的梦是彩色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在做彩色的梦?心理学对这个有点说法。而我理解的“梦”,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个人的志向。
少年之梦,很清楚。很多人在少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志向,就是要上大学。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是不是因为,邻居、同学、父母都上了大学?还是因为据说优秀的孩子都上大学?又或是因为赶时髦而上大学?对于上大学来讲,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南开大学老领导黄钰生——西南联大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经提出,上大学实际上有两重意义:一重意义叫做“润身”——润身是为个人的。
他对当时要上大学的青年人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大学有实验室,你好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大学有图书馆,你好去登人类思想和艺术的极峰;大学有曾在学问中探过险的人、有经验的老师,引着你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所未想,欣赏所未欣赏。大学使你耳聪目明,思想活泼,开阔你的心胸,推广你的世界,敏锐你的神经,使你感觉着宇宙的脉搏,使你有伟大的同情,同情于人类向上的企图。使你去想,去做,去改造一个合乎自己心愿的世界,一切峭屑鄙俗的事都忘记了。这样恬润的生活,就是大学教育的意义。”他是希望我们人生有一个美好的、恬润的生活。这是上大学的第一层意义:至少是要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
上大学的另外一层意义,大学要“淑世”——这是为社会来讲的。黄钰生先生当时讲,到南开大学的意义,就是要用人格与学术去争气、去淑世,去实现中国的最高的理想。他说:“南开大学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中国事根本未有办法,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必须要圆滑,要敷衍,要应酬,要在茶寮酒肆中定大笔的交易。不信中国的问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去研究去分析。南大更不信中国青年生性浮躁,不守规矩,不肯念书,只会浪漫与颓唐,南大相信的只有两件事,人格、学问。用功夫修来的人格,老老实实求来的学问。到南开大学来读书要做实验,要守规矩,要受考试,怕难不必来,好安逸的不必来,好奉承的不必来,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这是黄钰生先生90年前说的话,1930年说的话,他当时对天津准备报考大学的人讲的话。
我想这里面谈到了,上大学,第一要“润身”——为自己求一个美好的生活;第二要“淑世”——为实现中国最高的理想,为实现我们人类的价值。
在这里面他谈到了人格和学问的统一。我们都知道,上大学我们经常谈到一个文献,叫做《大学》,就是“四书”之一。我们经常说,让我们的大学从《大学》开始,大学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这经典的著作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完整的统一:要明明德于天下者要先治其国,要治其国要先齐其家,要齐家,要先修其身,要修其身就要正其心、诚其意,诚其意就要致其知。我们学知识为了什么呢?为了诚意,诚意正心,正心以后能够修身,修身治国、治国而能平天下,所以这一套不论正过来说,还是反过来说,讲的是以修身为本。我们这种以修身为本的中国教育思想,和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黄钰生先生所讲的,润身和淑世在大学里面是统一在一起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要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民族的振兴统一起来。
1935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南开大学当时的老校长张伯苓在1935年的大学开学典礼上——那时候叫做始业式——向南开的同学们提出来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问,是爱国的三问,是历史之问,是现实之问,也是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其实,在同一天始业式的讲话里面,张伯苓校长除了大三问,还有小三问。他说,你真的爱中国吗?你每天要想三遍,你是不是真爱中国?如果你真爱中国,你每一天的言行对公家有好处吗?或者你今天的言行对公家有什么好处?他说,每天都要问自己三遍——我们称之为南开大学版的“吾日三省吾身”。它实际上也是润身、淑世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学校里面有一面镜子,写了宣言,我们称之为镜箴,也称之为容止格言。这是我们南开的创校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严范孙先生手书的容止格言:面必净——脸是一定要洗的;发必理——头发要理清楚;衣必整,钮必结——扣子要扣好;头容要正,肩容要平,胸容要宽,背容要直。那么,要有什么样的气象呢?勿傲,勿暴,勿怠。什么样的颜色呢?宜和,宜静,宜庄。
人的一生价值在于淑世,在于你把自己的人生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连在一起。我年轻时候最喜欢读一本小说,那个时候是我们仅仅能读到的不多的小说之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全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其实他还讲了一句特别好的话:“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呢?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因为你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所创造那一切,将永远地为人类服务。
例如四川的都江堰,是公元前256年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距离现在已经2200多年,今天仍然造福于我们。而造这个工程的人,特别是领导造这个工程的李冰父子已经离开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住的是什么房子,用的什么样的车马,但今天我们为了纪念他,做了一个雕像。他们死了2000年,但他们为人类所创造的都江堰工程,仍为我们服务,直到今天。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逝世的时候,讲了这样一句话:“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还要大。”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有着长达20年的友谊。他们可以称之为忘年交,居里夫人还为爱因斯坦写过求职推荐信。
爱因斯坦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做了一篇致辞,除了刚才那是第一段话,通篇大概300个英文单词的致辞里面,反复强调的是居里夫人的品德和道德的力量。它里面说到,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是证明了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且把它分离出来,这样的功绩之所以能够获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要靠难以想象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工作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实验是在科学历史上所罕见的。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说这句话时是1935年,当时处于纳粹即将统治欧洲的非常黑暗的时刻。
今天我们说以德为先,不仅是中国的提法,实际上在世界优秀的知识分子里面,他们首先也是看到了道德的力量。
“淑世”和“润身”,这是一辈子的事,这不是上大学四年所能完成的。上大学四年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这四年是为了今后的四十年打基础:明德、博学、强身、审美、勤劳。这是我们要打的基础。
首先,我们要明德。但是这个“德”,不光是拿来说的,不光是写在纸上的,是要在行动中体现出现的。我们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先生,给我们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是爱国群之功德。“能”是要能够把功德付诸于行,而且能成之以孝,这样的一种能力,不是怀才不遇的那种才,所以叫服务社会之能力。“日新月异”,就是不仅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仅要跟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抗战期间他讲的话,今天听起来,完全不过时。
博学,我自己的体会,有4门知识是最重要的,必须打好基础。一是数学,尽管是学文科的,也要掌握数学,因为这是思维的科学;第二是要掌握物理,涉及到基本的世界观;第三要懂些历史;最后要学一些文学。这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在大学四年应该把这4方面基础知识打好。
要学到博学,实际上我们在4年里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博学。因为现在知识爆炸,所以我们需要会学,要通过学会若干门知识达到会学的境地。我这么多年当教师,发现中国的学生有一些缺点,针对这个缺点,我给大家八个字:第一,开口。一定要开口,一定要动手做实验,动手去制作。要下笔,一定善于落笔写东西,而且要抬出腿来走出学校,走到中国现实中间去——社会实践。这是在大学四年必须形成的良好能力。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1985年到2014年30年间我们大学生身高和体重都有所增长,但学生肺活量在下降,跑步越跑越慢。男生做引体向上,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是9个才合格,现在只能做4、5个;女生仰卧起坐也越来越不行。这个是不行的。没有强壮的身体,是没法做到强国的。
还有,我们要审美。鲁迅有段话讲:“审美是让人格健全。”他说科学非常好,但是如果只有科学,如果极端的话,会使人性偏倚。所以,他就说,我们所希望的,不仅要有奈端——这个奈端,现在翻译成牛顿。就是说,不仅要有牛顿,而且要有诗人狭斯丕尔——现在翻译成莎士比亚;不仅要有物理学家波尔,还要有音乐家;不仅要有康德,还要有贝多芬。总之,我们要懂一点文学,要学会审美,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基础。
最后我想说,所有这一切,如果我们懒惰,如果我们怠懈,一切都归于零。德智体美劳,劳讲的是劳动精神,辛勤的劳动,诚实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我们必须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勤劳的人。如果我们有很大的智,也很有才,读了很多书,身体也很好,但是我们懒惰,不愿意做事情,我们的梦想将归于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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