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子是圣人,是尊者,是所有人的“孔老师”。而作家杨照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聚友汇”活动的演讲中,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了孔子的另一面。
在一些人心目中,孔子是一个老是板着面孔训话、训了之后还要人把他的语录当作真理背下来的古板形象。我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
而我对孔子看法的改观,要从子路之死说起。
《左传·哀公十五年》中记录,有一年卫国发生大乱,起因是被卫灵公赶出卫国的太子蒯聩想要回国建立势力,他去找外甥孔悝结盟。孔悝拒绝了他,他一气之下便用武力挟持了孔悝。孔悝的家臣子路闻讯后不顾劝阻,马上赶来与蒯聩当面对质。蒯聩又气又怕,就派了两个年轻的吏士对付子路并“以戈击之”。
当时子路63岁,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者。子路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不是留下遗言,而是捡回了打斗中掉落的帽子,重新将帽带绑好,“君子死,冠不免”。
子路死后,有使者向孔子报讯,孔子非常难过。据《礼记·檀弓篇》记载,“孔子哭子路于中庭”。古文中的“哭”并非流泪,而是大嚎。当时的礼术教育人们要节制情绪,而孔子作为一辈子授礼之人,竟然在72岁时因为子路之死而失礼了。
读到这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孔子不再是书中高高在上的“至圣”,他原来是一个感情如此丰沛的性情中人。
后世将孔子称为“至圣先师”,在我看来,“至圣”只是一个空洞的头衔,而“先师”才是对孔子最大的褒奖。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西周的教育制度讲起。
当时官府垄断了学校和教育,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这种官学合一的现象被称为“王官学”。王官学最重要的是讲究身份,这种在同宗族系统下的教育体系并不存在师者身份,常常是爸爸教儿子、哥哥教弟弟。
而孔子是倡导“有教无类”的第一人,“无类”其实是对当时的教育制度的颠覆和革新。只有一个内在流淌着叛逆血液的人,才能实现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孔子很像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后者把原来专属于奥林匹亚山诸神的火种偷盗后交给了人,打破了人和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从孔子的时代开始,个人无论出身贵贱,都拥有了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权利。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儒家教育。其实,孔子所教授的并不单纯是一套用来换取俸禄的知识和技术,孔门教育分为五个阶段:“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第一个阶段是“博学”,尽可能地“学”;因为“学”是外在和被动的,所以第二阶段要“审问”,要动脑子,主动去追求知识和能力;第三个阶段是“慎思”,要把不同的信息、资料、知识和能力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明辨”是指要识好歹,除了对错,还要明辨好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品位;“笃行”,指的是不能将知识一直留在脑袋里,要去实践。
《论语》从头看到尾,你看不到孔子开大班课。《论语·先进篇》里记录了孔子上的一次最大的课,是同时教授5个学生。大部分的时候,孔子的教育都是一对一进行的,因材施教。
“仁、义、礼、智、信”被称作“五常”,是儒家所提倡的做人的5个基本道德准则。而“仁”是孔孟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道德条目。在《论语》里,孔子讲“仁”的地方很多,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实,认识孔子的正确方法,是看孔子对不同的学生解答“仁”是什么。
比如,《论语·颜渊篇》中,颜渊问他“仁”是什么,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要实践“仁”,靠的是自己要节制欲望和冲动,回归到“礼”的规范之下。颜渊接着又问: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实践原则呢?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近、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会结合每个人的不同个性,不断摸索和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法。例如,司马牛最大的性格问题是说话快、没耐心,喜欢反驳别人。所以,司马牛问孔子何为“仁”时,孔子回答说:“仁者,其言也讱。”这个“讱”字,指的是说话迟钝,不锐利。用现代的话来说,有美德的人会慢慢说话,而且不会刺激到别人。实际上,这是孔子的幽默感,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故意用话“修理”司马牛,劝告弟子说话要谨慎。
总而言之,孔子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开创者,他创造了老师这个社会身份,改变了学习的意义。
在《论语》的很多对话里,孔子多次提到如何做一个快乐的人。孔子讲到的快乐,都与学习有关。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习”并不是复习备考,而是将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成果,这样你便会得到最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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