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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最大的冤案不是岳飞案,而是张邦昌之死。岳飞蒙冤不久就被平反,并被后世大加吹捧,得到了无数他本不具有的光辉;而可怜无辜的张邦昌,竟被无良文人昧着良心编入《奸臣传》中,至今仍为世人误解唾骂。
张邦昌是徽宗朝进士,擅书法,钦宗朝时任少宰(副宰相)。此人力主议和,开封城破后为金国立为大楚皇帝。金国退兵之后,自动去除帝号,迎元祐皇后垂帘听政, 送玉玺给赵构,以臣事之,被封为郡王。南宋稳固后,在李纲等鹰派的强烈要求下,高宗以“私幸宫人”为罪名,迫其自缢身亡。
以前看过的历史课本、小说,甚至当前的无数网页上,都如是说:“张邦昌一心求和,当金国的狗,以图荣华富贵,他与金人暗通,做内应,趁夜打开汴梁城门,固若金汤的城防土崩瓦解,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金兵在汴梁大肆烧杀抢掠,扶持张邦昌做儿皇帝,但张的伪政权没有持续多久,随着金人撤退,他不得人心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自己也被处死,得到了可耻汉奸应得的下场。”
真是太无耻了!
中国的历史不知道怎么了,近、现代的事胡说八道也就算了,毕竟是统治需要,可连远在宋朝的事都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无法令人不齿冷。张邦昌的事青史昭昭,其忠心天日可鉴,但偏偏就有许多无良文人睁眼胡说,污蔑栽赃,毫无廉耻地歪曲真相,误导世人,甚至把他编入《奸臣录》。事实上,历代都有许多史学家(包括南宋)为张邦昌鸣不平,历史不是说教的工具,更不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历史是记载事实,留待后人看的内容,容不得无良者打着“爱国”之类的旗号来玷污。而很多人做人十分肤浅,人云亦云,其实张邦昌的冤屈从比较基本的史料《宋史》和《金史》中可以清楚看到,宋史并没有替他遮掩的动机,这块真实性无须质疑,而金史也未必会为了一个傀儡费心造假。但愿意这样做的却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只是无聊的谩骂,并借此昭显自己的爱国。
下面就来看看忠臣张邦昌到底做了那些事,让儒家如此容不下他,要一代代地百般诋毁。
1、献城迎敌
不少小说、演义,甚至史料类的文字,把汴梁陷落的原因栽赃到张邦昌身上,说他是金人的内应,悄悄打开城门,扰乱防御,固若金汤的汴梁才被金人攻下。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歪曲和构陷,充分反映了很多人造谣中伤的无耻手段。张邦昌后来被赵构加封王爵,宋廷有可能给一个献城投敌,导致二帝被掳的内奸封王么?事实上,后来杀张邦昌时的罪名是比较可笑的“私幸宫人”,也没有片语提到“献城”和“卖国”。
“二十五日,大雪……城上及虚棚人物戈戟如织。郭京领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开宣化门出敌……金兵分布两翼而进,冲京前军,一扫殆尽,皆望护龙河,积尸不可胜数。复自云梯编桥并攻上城,迎敌官军班直虽排布如云,无一用命死敌,皆下城遁避,守御官吏相继奔走,金兵遂发火攻,敌楼金人相踵而上,扬旗帜,众悉溃散,百姓大呼:“金兵已上城也。”自宣化门,金兵三百余人,分作东西两队,旗鼓引众,弓矢射逐已次第分。守御官兵拥窄,不能施放,退师迤逦崩溃,下城外铁鹞子作阵,鼓噪而行,与城上金人相为形势。士卒下城,投戈散地,四壁数十万众弃城而下,独北壁守御如故……军士辈乘乱劫杀……百姓哭声震动天地……金人未尝下城,杀掠者皆溃散军兵辈耳。自早至夜,旧城诸门悉开,新城里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靖康纪闻》
上面引用的史料清楚描述了城破的过程,很显然,郭京的神棍部队崩溃给了金兵乘胜攻城的机会,而宋军指挥混乱、士兵无人用命是城破的关键。尤为恶心的一幕是,城破后金兵没有下城抢掠,那些不敢迎战,逃回城内的宋军反而大肆烧杀抢掠。其实纵观整体战局,北宋勤王军不敢靠近,城内是一群兵痞,即使没有郭京,城破也是指日之事。整个战事与张邦昌这个失势的文官根本毫无关联,他根本不管军事,想献城也献不了,居然也有人好意思无耻到把责任归到他头上,其卑劣心思实在令人齿冷。
2、被迫登基
张邦昌建立傀儡政权,做了楚国的皇帝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其中颇有曲折,许多人刻意选择性过滤掉大量史实,只把苍白的结论摆出来,利用事实的选择性来歪曲真相,其卑劣的心态实在令人不齿。
金人第一次南下时,张邦昌随赵构去金营为质,然后一直被扣押在金人手中。张邦昌是坚定的主和派,他清楚地认识到宋军战斗力低下,认为打则必败,最后还是要赔款割地,倒不如自觉点,爽快地破财买个平安。事实上,当时北宋朝野上大部分朝臣,包括两任皇帝,都是坚定的主和派,张邦昌不过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罢了,所以用他主和这点来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金人扩张太快,无力稳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在决定掳走徽钦二帝并撤军后,为了继续从宋朝索取金帛女子,也为了在金、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并削弱宋廷在黄河以南的影响力,决定扶持一个亲金的傀儡政权。起初金人让宋朝大臣自己推选,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贵道隆德茂。…赵氏宗人不预此议。”但百官都知道这种靠侵略者的屠刀上位的皇帝不好坐,里外不是人,日子肯定不好过,通常都会身败名裂,搞不好连小命都丢了,所以个个避之唯恐不及。最后还是推选了赵氏宗人,但金兵这次南下的旗号之一就是“吊民伐罪”,声讨赵氏的失德(其实赵氏也确实做得很差),而且金人要尽量减弱赵氏的影响力,所以尽管钦宗一再毫无骨气地表示愿意唯命是从,金人仍然坚决不同意赵氏子孙继续在位。
之后宋朝官员们就开始和金人泡蘑菇,墨迹了数日后金人烦了,要宋朝送上百官名册。起初金人有意真定府的刘韐,但刘韐知道这是个倒霉工作,遗臭万年还长久不了,反正迟早是个死,要个名声吧。当晚,刘韐自尽。之后金人又选中了张邦昌,把他送回开封。金人为什么会选张邦昌,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张邦昌一向主和,且为人通权达变肯定是一个因素,而且张邦昌曾在和谈时因为宋军偷营而吓哭,说明他不是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勇士(大部分人也不比他强),这种惜身保命的人正是金人所需。而且张邦昌在金营许久,近水楼台,至少混了个脸熟,将来沟通起来比较容易。此外,金人可能考虑到张邦昌做人质时,曾被宋朝出卖(钦宗一边送人质搞和谈,一边不顾赵构和张邦昌等人的死活,派兵偷袭金营),这或许会让张邦昌对宋朝心怀怨恨。
张邦昌无疑是个倒霉蛋,当初被挤兑去金营当人质,差点一辈子失去自由,现在又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之前只是一个普通大臣,并没有足够的威望、根基和班底,这次把他突然被推出来当伪皇帝,肯定没有心理准备,和被赶上架的鸭子一样,十分尴尬。当时的士大夫都重视名声,张邦昌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什么招人骂就上赶着做什么,这种大家都躲的倒霉事,他肯定也不想上。在金人所著的《大金吊伐录》和《南征录汇》中可以看到:张邦昌在刚听说金人要立他为帝后,先是痛哭倒地,然后是以头撞柱子和地面,均被制,伤而不死。后十数日屡寻死,被严看管而不得,至三月一日被拥进城,始终没有自尽的机会。
这些表现是发自内心,还是演戏,恐怕很难说得清,估计是两者兼而有之。张邦昌不是那种舍生取义的性子,而且真要一心求死,估计机会还是有地。但他也不可能天真到心花怒放,觉得可以借助异族之手谋求富贵,从他后来很识进退可以看出,张邦昌并非那种利令智昏的无脑蠢男,他显然已经看出前路的艰难,与其说前面等待他的是一张金灿灿的宝座,倒不如说是一个足以让他身死名裂的深坑。不过张邦昌并不敢拒绝金人的要求,除了怕金人发火宰掉他之外,他估计也不想一辈子在苦寒之地做囚犯,而答应登基是他离开金营的唯一机会。
或许我是以小人之心踹度张邦昌的君子之腹了,低估了他在国破家亡时的愤懑和责任感,他对名节的坚持可能在我们现代人的预期之上。总之,张邦昌曾“坚拒”金人的提议,僵持了长达十八天后才勉强答应金人,如果说是做秀,那其间经历的风险和变数实在太多,金人完全可能失去耐心宰了他,换其他态度积极的汉奸。宋朝的士大夫比较爱面子,这种事太叛逆,太过分,士大夫的尊严和忠君思想这两道坎不容易过,张邦昌说不定真地宁可死也不愿给自己和家族留下骂名。后来他肯同意,无疑是有人和他说些什么大局为重,个人名节暂且搁置之类的话,甚至金人可能让二帝来劝。有人说是粘罕慌称只是让他回去当宰相,辅佐宋朝太子治理国家后,张邦昌才勉强同意返回汴梁。这点笔者不敢尽信,因为张邦昌回去后知道真相后,也并未改变态度,最终还是即了位。当然,也可能是回汴梁后,在百姓和官员们的哀求下变得心软,顺坡下驴。虽然种种详情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以想象,当张邦昌下定决心,踏出金营,走向汴梁的时候,心底恐怕不会是一步登天后的喜悦。
“申刻,邦昌入门,金人送者及门而反。邦昌之入也,径诣尚书省,百官敦请即位,犹豫未敢。先是,军前指捴,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愿推戴者,先戮大臣,而后纵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请,邦昌与庶官相见,恸哭尽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金人节次移文,督立邦昌,文武百官庶民每日并诣尚书省,敦请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及议定初七日择时即位。是日,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睹事势至此,起兵谋反,正班直散祗候凡三营,并杀血属以应事。未启,为人所告,范琼自部兵格杀五十余人,其余悉溃,革父子与为首者并斩于大梁门外。嗟乎!革诚有志,奈何事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初七日辰时,张邦昌即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余人,乘骑数百从之持册文,邦昌自尚书省恸哭上马,至阙庭又恸哭。”------《三朝北盟汇编》
金人宣布如果张邦昌不即位就纵兵血洗汴京,于是百官和百姓都哭着要求他舍弃虚名,救大家不死。张邦昌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金人,又怕登位后留下骂名,只好一再推诿,以哭对哭,从初一和百官对哭到初六。金人不耐烦了,要求他初七必须登位,否则定要屠城。这时又出现了统治官宣赞等人谋反一事,他们觉得杀了张邦昌就可解决问题,却不想想金人恼怒屠城的后果,实在太不负责任,幸亏果断且识大体的范琼镇丨压了叛乱,才没有酿出惨祸。张邦昌见局面就要失控,无法再拖延,遂被迫于三月初七(阳历1127年4月20日)登位。张邦昌称帝后曾经作势要自杀,不愿僭越称尊,忍辱偷生。但百官劝谏:“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全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他后来也曾自辩说:“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
自杀的举动中肯定有演戏的成分,诚心想自杀总有办法,不过谁都不想死,所以张邦昌没自杀也不比其他人更无耻。而且客观地说,张邦昌自杀了才是真的不负责任,一旦他的死激怒了金人,屠城令一下,玉石俱焚。张邦昌身负满城军民的生死,责任感和保全百姓肯定也是他同意登基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张邦昌当时登基是满城军民的共同心愿,是在那些爱国但更爱自己性命的百姓们的拥立下上位的。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张邦昌是为了挽救满城军民而舍弃了自身名节,心中颇怀感激,连力主斩杀张邦昌的李纲也不得不承认:“京城之人多德之”。
3、天日昭昭
“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出呼见群臣,不称朕,面奉由内降则曰“中旨”,宣示四方则曰“宣旨”,手诏则曰“手书”。至于禁中诸门,悉行缄锁,题以臣张邦昌谨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时雍附会其心,以真丨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时雍先著名列状。后邦昌入,时雍专主其事,颇有德色。每于邦昌前言事,则曰“臣启陛下”,邦昌屡斥之。”-----《靖康纪闻》
张邦昌即位之后,恪守礼数,其举止可谓行规步距,谨小慎微之至。他脱下帝袍,去除帝号,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不在正殿办公,各个宫门上恭恭敬敬地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平日不穿帝服,遇金人方遽换,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他坚决与其他大臣保持同事关系,百官讨好下拜时,他也连忙阻止,并“东面拱立”,行止和态度都非常谦恭。马屁精王时雍是支持他上位的首席功臣,他讨好张邦昌,说了句“臣启陛下”,张邦昌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后来金兵北返时,已经身为“皇帝”的他身服缟素,率领满朝文武向徽、钦二宗遥拜送行,并且伤心欲绝,涕泪俱下,完全是为人臣子的礼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很多人认为张邦昌是在装模作样,给自己预留后路,这些看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够深刻。事实上,张邦昌从即位之时,就已经下决心还政于赵构了。他的一切做为都和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时的那种虚伪的推辞有本质不同,并非惺惺作态后就大把攫取利益。在位一月有余,张邦昌没有为自己获取过任何利益,我们看不到他有任何收拢权力,加固统治的举动和意图,更看不出他做过任何倚靠金人来长久把持伪政权的努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安定局势,与金人虚与委蛇,为金人撤离后前朝复辟做铺垫,很多事都可以说是在自毁“前程”,革自己的命。
据《资治通鉴》记载:“初,金人将还,议留兵以卫邦昌,吕好问曰:“南北异宜,恐北兵不习风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贝勒统之可也。”好问曰:“贝勒贵人,有如触发至病,则负罪亦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
张邦昌拒绝了金人主动提出的留下一万精兵帮助他统治的建议,这与他去金营面议“七事”时曾提出“乞五日班师”是一致地,这一点也充分地反映了张邦昌对金兵的态度是希望他们赶快离开,以便他可以尽快收拢烂摊子,还政与大宋。如果张邦昌和刘豫那种只考虑自己荣华富贵的小人一样,希望久踞权柄,肯定会极力撺掇并配合金兵进一步打击赵构等北宋残余力量,至少也会竭力请求金兵留下协助统治,绝没有主动拒绝,甚至促请金兵早日离开的道理。后世有些人竟然说拒绝金兵驻留的是吕好问,张邦昌其实很希望金兵留下,却为爱国的吕好问巧妙挤兑而不可得,这点显然是把读者当傻子了,《资治通鉴》上对此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详情,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势。金人肯定是以张邦昌的意见为准地,如果张邦昌真地想窃踞帝位,他肯定会宰了吕好问,然后亲自挽留金人,这种关乎生死的大事,早就在私下里商议清楚了,又岂会为了一句挤兑而罢?
四月一日,金兵退走,停留在附近的各路勤王军胆气顿时一壮,纷纷涌入汴梁抢功。张邦昌积极接纳,毫无抗拒,整个过程秩序井然,不像是傀儡政权被剿灭,倒像是地方官员积极配合中央派人接管,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张邦昌的忠诚和无辜。事实上,金人一走张邦昌就主动退了位,十一日,张邦昌请宋哲宗的废后孟皇后(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至资善堂理事,一切礼仪都恢复故宋之时,同时派人把传国玉玺献给赵构,并于二十六日亲自率官吏前往南京(今河南商丘),以臣礼迎请康王。见到赵构后,张邦昌“伏地恸哭请死”,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赵构对他好言安慰,赞许他忠心护国,并因功封他为同安郡王。五月一日,赵构在商丘登基。
做为一个被迫上位的“篡权者”,张邦昌毫不恋栈权力的完美表现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并得到了包括赵构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同情和谅解。有人说张邦昌如此识趣是眼见金人退走,勤王军至,大势已去,不得不改弦更张,这样说是不公正的,颇有点“莫须有”的味道。毕竟张邦昌辞谢金兵留守在先,可以说是一手把自己搞到无力可恃的窘境,显然从一开始就没奢望久居帝位,而并非山穷水尽后才被迫倒戈。
4、功存社稷
张邦昌登位后,立刻显现出能吏之才。他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一切安排地井井有条,开封城内混乱动荡,兵匪横行的局面立刻大为改善,百姓生活渐趋正常。他亲去金营面议“七事”:一、乞不毁赵氏陵庙;二、乞免取金帛;三、乞存留楼橹;四、乞俟江宁府修缮毕,三年内迁都;五、乞五日班师;六、乞以帝为号,称大楚帝,七、乞借金银犒赏。金人很给自己一手扶持的伪政权面子,“皆许之”,仅向金国缴纳的岁币一项,就成功免除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张邦昌的伪政权,金人肯定会不留余地,即使不屠城,也会烧杀掠抢,彻底搜刮。金人本来制订了一个金银赔偿数额,张邦昌令开封府摊派给各家百姓,但百姓实在无力缴纳,于是张邦昌在金人面前苦苦哀求:“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金人也给了他面子,免除了这笔会造成无数家破人亡惨剧的费用。
金人撤走后,张邦昌又安排城市重建工作,“上下四壁修饬楼橹,修城司壁官属各有员次”,又遣人“出城外搜空,得金人遗弃宝贷表段米面猪羊等不可胜计。又弃下老幼、病废及妇女等,至是尽徙入城。”无数流民因此得活。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邦昌还深谋远虑地请求金人送还王夫人和其他帝姬,当时部分帝姬已经怀有宋室血脉,张邦昌此举再次证明了自己对大宋的忠诚。可惜宗翰的政治警觉性很高,坚辞拒绝了这个要求。
无论张邦昌是忠心于宋也好,体恤百姓也好,积极表现留后路也罢,从客观上讲,张邦昌的楚国给当时汴梁地区的百姓大大减轻了灾难,于天崩地裂之际让很多人得以全活。而他积极配合宋廷接管,更是消弭了战争和冲突,在大宋风雨飘摇之际,张邦昌的许多作为可谓恩泽万民。
5、忠臣罹难
张邦昌刚到商丘迎高宗赵构时,做为保全国家和百姓的功臣,被封为同安郡王、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太傅,位脐三公,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 这也表明了宋皇室和南宋新朝廷对张邦昌之前僭越帝位行为的定性是忍辱负重,有功于社稷,而非篡权作乱。此举固然有在交接期间安抚利用的成分,但已经为张邦昌之前的事定了性,做了豁免。赵构还专门下诏赞扬他:“知畿达变,勋在社稷”。
应该说,赵构对张邦昌是真心感激的,因为他自己的登位就比较勉强,天下正统的宋钦宗还随着金人“北狩”呢,他虽然是唯一幸存的皇族,但并不是天下人心中的“正朔”,大家只是把他看成天下兵马大元帅,希望他组织兵力去迎回二圣而已。此时他登上帝位,张邦昌的支持和配合是极其重要的,否则无人认可,又缺乏法统继承的赵构恐怕不敢,也不能顺理成章地当上皇帝,虽然这让这个帝位变得更加名不正言不顺,好像赵构的继承权是来自张邦昌的傀儡政权。那么,历史的走向将被改变,南宋未必可以建立,或许金国的主战派在1140年抬头后,可以在南朝的混乱和内斗中一统天下。
张邦昌之所以在即位后会如此自觉,一方面是颇有自知之明,考虑到自身威望不足,人心不附,勉强以武力胁迫,即使凭仗金兵占据北方,统治也不会稳固。何况当时金兵大军撤退后,就算留下一万精兵,在汴梁局部宋军也会占据兵力优势。即使宋军畏惧金兵再次大举南下而不敢对楚国动兵,当个傀儡皇帝的滋味也好不到哪里。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人重名节,士大夫尤重,他如要一心做傀儡,勾结异族残酷镇丨压反抗者,肯定会身败名裂,让自己和家族遗臭万年,他承受不起这种骂名。三是北宋厚待士大夫,所以尽管士大夫中很有骨气者不多,但普遍对赵家心存感激,颇为忠诚,这从崖山时有十万读书人随幼帝投海就可见一斑,而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想必对张邦昌影响也很大。
虽然张邦昌的举动是被迫的,是怀有忍辱负重苦心的,是利国利民的,事后又积极配合南宋接管北方,对战乱时稳定局面,顺利过渡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在封建皇权时代,帝位的归属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稍有不慎就有灭门之祸,何况张邦昌还确实登了基,这就触犯了皇家的核心威严。而在维系皇家的正统性方面,历朝历代都冰冷无情,张邦昌遂成了这种以血腥捍卫皇权威严习惯的牺牲品。他终究还是太过天真,以为自己全心为赵构君临天下卖力,就能得到宽恕,却低估了封建帝王的狠毒。他也不明白,不管你是好心还是恶意,主动还是受迫,皇权的威严都绝对不容挑衅,违反的人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死。张邦昌也低估了后世文人的无耻,他竭力想避开骂名,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谁又会为他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说句公道话呢?于是他的名字最终还是被牵强地刻在了耻辱柱上,至今无法平反。
宰相李纲多次强烈要求杀掉张邦昌,以为后世臣子戒,其实他一再要杀张邦昌,不过是因为赵构继承了张邦昌的法统,而否定了张邦昌,就能否定赵构的正朔性,能为钦宗还朝登基做好铺垫。但赵构考虑到张邦昌“原其初心,出于胁迫”,只是在1127年七月把他贬谪到潭州半软禁起来,此举其实已经有点朝令夕改,卸磨杀驴的味道了。到九月,在宰相李纲多次纠众上书,并以辞职要挟下,赵构被迫以“私幸宫人”为罪名将其赐死(说一个王妃于张邦昌酒醉时色诱他,和自己女儿共事邦昌,详情见《宋史/张邦昌传》)。张邦昌临死前曾哭诉自己忠心耿耿,但使者不听他的申辩,张邦昌仰天长叹,自缢身亡。
笔者认为,说张邦昌“私幸宫人”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构陷。以张邦昌登基后时时谨小慎微,恪守礼仪的表现来看,他不大可能在决心归顺宋朝后还留下这么弱智的口实,授人以柄,让人说他僭越,在国难当头还志得意满地享乐。而且在那个身处风口浪尖的一个月中,他未必还会有搞女人的心情。尤其是当时宫中稍有姿色者都已被金人掳走,剩下的个个人老珠黄,白送金人都不要。张邦昌好歹也是个皇帝,想玩女人哪里找不到?根本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搞一个身份敏感的黄脸婆的道理。不过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张邦昌做为一个当过皇帝的人,继续活着肯定是对赵构的一个潜在威胁,是对南宋帝国的一个隐患。所以之前赵构封官安抚,等到大局已定,张邦昌的利用价值消失后,便随便找个借口将其铲除。众臣虽然能理解张邦昌即位的苦衷,更同情他的境遇,但心底却也都悄悄盼着他早点死,省得将来惹出乱子。在皇权的威严下,根本无人敢为他说话,也没有人会为他影响自己的前程。
“邦昌死,太宗闻之,大怒,诏元帅府伐宋,宋主走扬州。”金太宗得知张邦昌被杀,觉得宋朝事做得太绝,太不给自己面子,大怒下于1128年再次遣军伐宋。宋廷杀掉张邦昌的不留余地的举动给自身带来了灾难,高宗竟被南下的金人千里追杀,一直赶到海里,险些被俘。有人说金人南下是必然之事,张邦昌之死不过是个借口,这种看法有些偏颇,因为金人主和派势力当时占据上风,而金国还没有完全消化新抢的大片土地,本来不会这么早就再次进攻,从后来完颜昌主动归还两省土地议和来看,如果外交高明或许还真能消弭战争。结果张邦昌之死成了一个刺激,李纲的铁血和不留余地为南宋酿下了苦酒。
更严重的后果是,全天下的人都已看到,连情有可原,主动配合宋廷接管,又立下大功的张邦昌都无法得到宋廷的宽恕,而且连命都保不住,这种不加任何区分,不留任何缓和余地,完全不考虑争取那些降金之人弃暗投明的冰冷策略,让很多摇摆过或投降的人寒了心,大家都怕重蹈覆辙,于是只好死心塌地地为金人卖命,大大增加了分化敌人,争取摇摆力量的难度。当宋汝为劝刘豫弃暗投明时,刘豫就举出张邦昌的例子,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劝降。李纲此人为了自己对钦宗的效忠,一味冷血无情,不考虑国家大局,实在是因私废公之举。
由于宋太祖曾立誓永不杀士大夫,张邦昌遂成为宋朝极少的被皇帝正式下令杀死的文臣之一。宋廷杀张邦昌是为了消弭日后或许会出现的麻烦,同时安抚主战派和民间的愤青,其实赵构心里也清楚张邦昌是冤枉的,所以在张死后,仍下旨每月赐给张家十万钱。这也恰说明了赵构对张邦昌心怀歉疚。
比较讽刺的是,宋朝还有一个士大夫,也和张邦昌一样,蒙受了千古奇冤,此人就是宰相韩侂胄。这位锐意进取,以家资充军需,一心北伐,又为岳飞平了反的宰相,就因为反对压抑人性的程、朱理学,就被其门徒诋毁唾骂,死后竟然被列入《奸臣传》。既然一向以来,主战的岳飞成为正方,而主和的秦桧是反派,那为何主战的韩侂胄此时又成了反派,而不光彩地暗杀韩侂胄,一心屈膝媾和的史弥远反倒不列入奸臣传中?中国的历史评论一向是缺乏客观标准,黑白错乱,良莠颠倒,说好说坏都在一念之间,其公正性实在令人怀疑。
6、千古奇冤
张邦昌是个缺乏野心,也生性随意的人,让做人质就做人质,让做皇帝就做皇帝,让退位他就立马退位,让他自尽他就自尽(最后这次倒是不由他)。这样的人,好处。
张邦昌出身寒微,中进士后靠勤逢迎、擅迎合而官运亨通,升迁为朝廷大员。秦桧就曾攻击他"专事宴游,党附权奸,蠹国乱政"。张邦昌曾经上奏昏君徽宗,说在他管理下百姓安乐,上天频降祥瑞,还建议徽宗盖一座宫殿来存放各地祥瑞,这个马屁让张邦昌的官又升了一级。宋钦宗上台后,不待见徽宗提拔的旧臣,要换自己的心腹,于是让张邦昌陪赵构到金营里谈判,当人质,而张邦昌贪生怕死,竟荒唐地要求钦宗写下“无变割地议”的承诺,然后才敢前去。
由此可见,张邦昌并非那种慷慨激昂,舍生取义的英雄,做大奸臣都不够格,也就是一个平庸懦弱的普通大臣的水准。但客观来讲,直到金兵大破汴梁之前,张邦昌也没有做过什么损害国家和百姓的事,更没有靠出卖人格来换取过什么利益。在金营被囚期间,金人数次要与他私下密探,张邦昌就断然拒绝,始终要以使者身份,和赵构等一起与金人交涉。从他组建傀儡政权后的举动来看,不仅对大宋一腔忠诚,而且利国利民。扪心自问,换成谁也无法做得比他更好。等到张邦昌死后,金国又扶持了刘豫的伪齐政权,刘豫死心塌地地为金人做事,数次指挥大军南下攻宋。与此人一加对照,张邦昌的忠诚和冤屈便更为明显。
张邦昌的死是一件冤案,张邦昌有功于大宋,是宋廷对不起张邦昌。然而历代文人和撰史者趋炎附势,一味站在统治者一面说话,竟把张邦昌说成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世人浅薄且缺乏公心,也一味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对张邦昌大加贬损。六月飞霜,天河倒泻,这千古奇冤,不知何日方能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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