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以及德国共和国诞生感到由衷高兴。1918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11月9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11月9日的“革命”,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挤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叫感着: “罢课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从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后,就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课。” 11月10日,爱因斯坦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畅。失败,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创造了政治上的奇迹。爱因斯坦对德国共和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时,爱因斯坦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十分同情。他的政敌们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据爱因斯坦宣称,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至于有报道说他在1918年11月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参加讨论,这倒完全可能。 4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结束了。可是战争的结局是德国的投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许多德国人垂头丧气。全国上下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之寒冷与饥饿,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热情的邀请,请爱因斯坦离开饱经战争创伤的德国,到中立国瑞士和荷兰去,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当年痛恨德国、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公民的爱因斯坦,这时却眷恋起战败的祖国来了。1919年9月,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 “我答应普朗克,决不背弃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实现,如果不必要地出走,这将是小人行径……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时刻,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谊的人们,将使他们加倍地痛苦。” 但爱因斯坦过于天真了。他以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且与他们同流合污。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战争结束后只过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兴登堡元帅就反攻倒算,宣称德军吃败仗,是因为“背后中了暗剑”。反动派编造这个神话蒙骗人民群众,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出卖。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1922年6月,极右翼分子谋刺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腊特瑙在柏林郊区的马路上遇刺殒命。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说暗杀团黑名单上,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因为反动派所谓“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 1922年7月6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说: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 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10天后,爱因斯坦从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说: “自从腊特瑙惨遭杀害后,这里动荡不安。我还不断被警告,弃却教席,回避公开场合。这确实有道理,因为排犹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面对魏玛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爱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20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1923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也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从图片资料可以看到,这位物理学家与苏联政治家、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及苏联学者、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菲尔斯曼,都参与了该会的活动及促进该会的发展。 早在1921年初的时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诉爱因斯坦,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说: “请替我问候列宁!” 爱因斯坦知道,俄国人正在受冻挨饿,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面包、靴子……,可是这些无产者、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他们的心胸多么宽广,眼光多么远大!爱因斯坦感动地对来访者说道: “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 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20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1930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 1924年,德国电机工程师奥尔格·阿尔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阿尔科当时是一个德苏友好团体“文化技术东方协会”的理事。他代表这个团体写信给爱因斯坦,聘请他为这个团体的理事,并且邀请他一道去苏联访问。为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份复信: “我高兴地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们亲切的邀请,同你们一道访问莫斯科。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中断科学工作,因而我现在不能出外旅行。 “请允许我趁此机会表示,你们的努力使我很感高兴。你们不顾当前的政治斗争,重建横跨国界的广泛文化纽带。我为自己成为你们理事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我祝愿你们这个团体取得最大的成功。” 当然,爱因斯坦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一直对无产阶级专政持保留态度一样。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问题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 “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 1922年,爱因斯坦接受国际联盟秘书长的邀请,答应参加国际联盟内的一个“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他也弄不大清这个委员会到底要干些什么事,不过听说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委员名单上又有洛伦兹、居里夫人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应允了。他在回复秘书长的信中说: “虽然我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性质我不清楚,我仍认为我有义务响应它的号召,因为在此时此刻无论谁都不应拒绝参加到旨在实现知识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中,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 1923年1月,法国政府拒绝服从关于德国战争赔款支付问题的仲裁,并且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区。1923年3月22日,当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亚洲和西班牙的访问以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退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我已深信,国际联盟既不具备为达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备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诚挚的愿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觉得不得不同国联断绝一切关系。 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名字从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中划掉。” 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使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在寄给一个和平主义杂志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际联盟的活动使我确信,统治集团所干的任何一种勾当,不管它多么残暴,国际联盟都未能抵制。我脱离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仅不实现一个国际的组织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践踏这一思想。” 可见,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对威胁和平的行动进行反抗的力量。可是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找到善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并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一再对爱因斯坦做工作,让他相信,在国际联盟范围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1922年就写给如下的话: “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在欧战时正达到了顶点,埃米耳·费歇在科学院的一次会上着重地讲了这样的话:‘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 “科学家中的伟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对它有强烈的感受,甚至在国际冲突的年代,当他们在心胸狭窄的同事中间处于孤立的时候,也坚持如此。欧战时,每个国家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被解散了。(战后)开过的一些学术会议,不允许来自以前敌国的学者参加,至今情况仍然如此。以夸大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政治考虑,使纯粹客观性不可能占优势,而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 “不为一时的情绪所迷惑的好心人,对于恢复知识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么呢?只要大多数脑力劳动者还怀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国际会议。而且,反对恢复科学工作者国际组织的心理仍然难以对付,因此,只靠少数心胸开朗的人还不能把它挫败。 “这些比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过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在他们自己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定地保卫国际主义事业,来为复活国际组织的伟大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终于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 爱因斯坦在20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1923年7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1923年12月25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 “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 “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 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 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1924年5月30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1924年6月21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7月25—29日首次出席会议。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8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 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 ①指1919年爆发的中国“五·四”运动。 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11月底,爱因斯坦到达神户。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的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开始了,最令人难受的是每句话都要翻译。讲演会上,千万人端坐恭听他们不懂的德语,然后更注意地听日本学者翻译爱因斯坦的话。第一次讲演连翻译持续了4个多小时。爱因斯坦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所以在第二个城市里讲演带翻译只延续了2个小时。可是他错了。爱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这种压缩使听众感到不快。 到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爱因斯坦文集。不用爱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欧洲文字,用的是一种陌生的东方文字出版,这使爱因斯坦对勤劳好学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敬意。 在每一个新的城市,伴以复杂仪式的接见、会晤、馈赠接连不断。人们赠送给爱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书》,在四卷巨著中详载各式各样喝茶的仪式。 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 爱因斯坦在日本还会见了儿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几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带着东方人民的深情厚谊,满载礼物启程回国。回国途中,2月2日,爱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了12天。2月8日,他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荣誉公民。 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不列颠高级专员萨缪尔请爱因斯坦夫妇住进自己的官邸,并亲自担任向导。在这里,一向不拘礼节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礼仪。每次外出,府邸里都要鸣响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 爱因斯坦以讥讽、宽容的态度客随主便,艾尔莎这次却不满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对所有的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她对丈夫发起了牢骚。 “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结束了。” 爱因斯坦这次变得宽容和有耐心了。 艾尔莎不顾这些,说: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事,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艾尔莎不想参加某些活动,就随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辞别巴勒斯坦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于1923年3月到达马赛,从马赛前往西班牙,然后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1923年6月,爱因斯坦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奖金是1922年11月,即在他东方之行启程后不久决定颁发给他的。爱因斯坦是1922年11月13日赴日本讲学途中经过上海时接到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已决定授予他的通知。诺贝尔奖金授予爱因斯坦的问题已酝酿多年,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有偏见,直至1922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才决定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爱因斯坦以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并决定把1922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于1922年11月同时发表。11月11日,玻尔写信给在旅途中的爱因斯坦,说: “关于授予诺贝尔奖金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 “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且不管您在人类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如同卢瑟福和普朗克的贡献一样,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1923年1月11日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尔于192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1922年度的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1923年7月11日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 “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 ★ “相对论公司”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直觉般地厌恶德国,并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1919年爱因斯坦名声如日中天时,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10月22日写信给爱因斯坦,信中说: “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作资本输出的开路人。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表的反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评论说: “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公民来说,与法国人作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 更有人到处叫嚷,怒斥爱因斯坦在昔日德国“西线”战场的言论是“损害民族的尊严”,是“背叛祖国”。 其实,阴谋迫害爱因斯坦的事在德国是由来已久。1920年,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2月份,柏林大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忿然离开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讲课,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隔不久,社会上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爱因斯坦、反对相对论的诬陷恶潮。 1920年8月24日,一个名叫“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的组织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击爱因斯坦,搞臭相对论。它的成员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分子。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叫魏兰德。魏兰德在学术界毫无名气,甚至来自何方直到现在也弄不清。他靠来路不明的钱到处拉人写文章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个组织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纳德教授。他本是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研究光电效应而获得1905年度的诺贝尔奖金。正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论,对于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作出了理论解释。当时,在勒纳德的心目中,爱因斯坦像神明一样可敬。1909年,勒纳德还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爱因斯坦为“深刻的、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但是时过境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勒纳德投入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国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来。有了这个行家出来,魏兰德的胆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8月24日这天,“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并恬不知耻地邀请爱因斯坦出席。第一个发言人谴责爱因斯坦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攻击爱因斯坦是搞“科学上的达达主义”,辱骂爱因斯坦是“到处叫卖的小贩”。第二个发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学家,他妄图从专业角度攻击爱因斯坦,诬蔑他的相对论是哗众取宠。当时,尚未得到验证的孪生子佯谬,是攻击爱因斯坦的主要炮弹。这次大会的政治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民族主义派的大学生就冲着爱因斯坦的座厢叫嚣: “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 爱因斯坦自始至终坐在包厢里,泰然自若,冷眼看着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学者们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国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给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声明中说: “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是估计得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1920年8月27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回敬: “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建者我本人。 “魏兰德和盖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D字装饰,而不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可奉出H丁顿,德比杰,郎之万,勒维·契维塔——都坚定地支持这理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实验物理学的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 “我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这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实地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论据和真理的。夸张的言辞使我感到肉麻,不管这些言辞是关于相对论的还是关于别的东西的。我自己时常拿这样的事来开玩笑,然后又回过来嘲笑自己。可是,我乐意借此机会给反相对论公司的大人先生们奉献礼物。 …… “最后,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学家集会上,由于我的建议,已经安排了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行反对,把他的意见向一个适当的科学家集会提出来。” 爱因斯坦的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个爱因斯坦出来为德国人支撑门面,让世人改变一下对德国不好的印象,再说世界各国都奉爱因斯坦为神明,可德国人自己却咒骂他,这多少都说不过去了。9月6日,德国文化部长亲自写信给爱因斯坦,对8月24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看到他发表在《柏林日报》上的文章后,非常震惊。有些朋友认为爱因斯坦的反应过于激烈,有损于爱因斯坦的学者风范和昔日公众心目中的超脱形象。就连远在荷兰的埃伦费斯特也从莱顿写信来,说: “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一一划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 对埃伦费斯特的委婉看法,爱因斯坦并不赞成,他在9月10日给埃伦费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照片上认得我。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9月3日,索末菲忧心忡忡地写信给爱因斯坦,一是对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愤怒,二是向爱因斯坦呼吁,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时候,请他不要离开德国。 索末菲说: “作为人和物理学会主席,我怀着真正的愤怒密切注视着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劝告沃尔夫·海德堡无济于事,他可能已经插手这件事,像他当时写信告诉您的那样,他的名字纯粹是被滥用了。勒纳德的情况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韦兰·盖尔克之流才是地道的这路货色。 “今天我已经同普朗克商议了科学家协会所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要建议该协会的主席、我的同事冯·米勒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科学的’煽动家的勾当,并且公开表明对您表示信任。这不应当是对这种勾当的一种形式上的异议,而应当只是出于科学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离开德国!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国(以及荷兰)的科学中了;哪里都没有德国这样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国现在各方面都受到难以形容的歧视,它同样不能漠然地看您离开…… “您,恰恰是您,还得为自己郑重地辩护,驳斥那种说您剽窃别人又害怕批评的谰言,这真是对一切正义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请您写一篇文章,他们十分关切您的答复。如果您乐意的话,您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但是为了更广泛地分配,我们必须尽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读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视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些‘臭虫’。您在《柏林日报》上的声明我还未看到,别人对它的评价认为是不很成功的,并且同您不相称。但是对于这些臭虫却是好的。在我看来,《柏林日报》本来就不是清算反犹太叫嚷的适当场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希望您这时已经恢复了您的明哲的欢笑,并且同情德国,它的痛苦到处都逐渐表现出来。可是决不要开小差。” 9月6日,爱因斯坦复信给索末菲,说: “实际上,我对那些人攻击我的行径看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以为我们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因此,我的确想了两天您所说的‘开小差’的问题。可是不久我就觉悟到并且认识到,要离开我的这群诚挚的朋友,那是错误的。也许我不应该写那篇东西。但是我一定不让人们把我对于这种一再重复的指责和非难保持沉默说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发言都被记者们利用来做生意了。我真应该让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为《南德意志月刊》写稿。如果我能了结我的信债,那我就非常高兴了。瑙海姆的那样一种声明,完全出自纯洁的动机,对国外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为了宽慰我而发表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近来心情已经恢复了欢乐和满足。报刊上关于我的东西,除非真正喜欢的,我一概不看。” 在当时情况下,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理由确实多而充足。除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犹宣传和无耻攻击外,通货膨胀也压得爱因斯坦喘不过气,使他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给米列娃汇马克去已无意义。可爱因斯坦犹豫之中仍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诺言。当然,爱因斯坦心目中还对魏玛共和国残存一点希望,以为它还可能把德国引向民主与自由。所以,即使埃伦费斯特一再劝爱因斯坦移居莱顿,他也拒绝了。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认我的离开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确的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 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定通知洛伦兹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 “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爱因斯坦的道义感、责任感并未唤起民族主义分子的良知。 1920年9月23日~25日,在瑙海姆温泉举行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武装警察把守着会议的大厅,以防出现骚乱。在会上,勒纳德公开地跳了出来,以恶毒的、明显的反犹方式攻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毫不示弱。与勒纳德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边几段对话是他们论战中的一个缩影: 爱因斯坦:在煞车的时候,列车中所出现的现象是引力场的作用…… 勒纳德:这样一个引力场,必然会在别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 爱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显的东西,要历经巨大的变化,它是时间的一个函数。(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也会说伽利略的力学很不明显。这些“明显的”概念有它们自己的恶作剧,跟时常被人提起的那个“健全的人类理性”完全一样。 至此,全场活跃,人们兴高采烈了。 从当时辩论的记载来看,勒纳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处于下风。但这一类人自有他们卑劣的手法,他们针对新闻界所传播的爱因斯坦想离开德国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犹主义的报纸上大叫: “别了,爱因斯坦!但愿对他能像贞女奥尔良说的那样: 永远可也别回来!”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报纸上两度狂吠:“杀死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没有退让,他决定留在德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学理想而战斗,并公开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国国籍,再次成为德国公民。对于重新加入德国国籍这件事,是爱因斯坦后来一再后悔的事情。 ①均为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团体。 “我们散布在各处的犹太共同体的地位,对于政治界是一种道义的气压计。因为犹太民族既是无自卫力量的少数民族,而它的特点又在于保存古代的文化传统,难道有什么比各个民族对待这样一个民族的态度更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义的指标吗? “从我们的处境来看,我们痛苦地知道这个气压目前是低的。但正是这种低气压,使我更加坚定这样的信念:我们有责任来维持和巩固我们的共同体。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谁要想维护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联在一起的身体健康。OZE社照字面说来是保护我们人民的身体。在东欧,它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以帮助我们在那里的人民保护肉体和灵魂,因为他们在那里经受着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而ORT社则力图消除犹太人从中世纪起就遭受着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困苦。因为在那时候我们是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产的职业之外,而被迫从事纯粹商业性的职业。真正帮助东方各国犹太人的唯一办法是,向他们提供门路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们为此正在全世界各处斗争着。这是ORT正在胜利地处理的严重问题。 “现在我要向你们英国的犹太同胞呼吁,请求你们帮助我们这个由一些杰出的人物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天给我们带来了失望,你们必定也特别感受到这一点。不要埋怨命运,相反地,要把这些事件看作是要对犹太人公共事业忠诚不渝的理由。我深信,我们这样做,也将间接地有助于人类的普遍目的,而这些目的我们应当始终认为是最高的。 “要记住,困难和阻碍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健康和力量的宝贵源泉。如果我们的床是玫瑰花做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而维持几千年的生命;这是我所完全确信的。 “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安慰。我们的朋友固然不是很多,但他们中间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精神高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提高人类社会并且使个人从卑鄙的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事业。 “我要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命运,依靠外界的因素总比依靠我们自己的少。我们的责任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1932年9月26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有没有一种犹太人的生命观?》,从哲学、宗教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犹太人的文化品性,其中某些见解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似乎预示着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深度。同时,这篇文章也是理解爱因斯坦晚年思想与活动的一个窗口。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犹太人的观点。我觉得犹太教几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态度和对待生命的道德态度。我认为,与其说它是摩西《五经》所规定的并为《犹太教法典》所解释的那些戒律的本质,倒不如说它是犹太民族中间所体现的对待生命的态度的本质。在我看来,摩西《五经》和《犹太教法典》都不过是对犹太人的生命观在古代是怎样占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见证。 “这种生命观的本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天地间万物的生命的肯定态度。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最高,对于它,其他一切价值都是次一等的。把个人以外的生命视为神圣,就引起了对一切有灵性的东西的尊敬——这是犹太传统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犹太教并不是一种信条:犹太人的上帝简直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消除了迷信之后的幻想的结果。它也是把道德戒律建立在恐惧上的一种尝试,一个可悲的和不光彩的尝试。但我认为犹太民族的坚强的道德传统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恐惧。同样很明显,‘为上帝服务’也就等于‘为生命服务’。犹太人中的最优秀者,特别是先知们和耶稣,就曾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由此可见,犹太教决不是一种先验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过着的生活,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没有别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按照宗教这个词的公认意义,那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宗教,特别是要求于犹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个人意义上的生命的神圣化。 “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也还包含着别的一些东西,这在《诗篇》中有许多很优美的描述,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庄严感到一种兴高采烈的喜悦和惊奇,而对这种美丽庄严,人还只能形成模糊的观念。这种喜悦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的那种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现在鸟类的歌声中。把这种感情附加在上帝观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 “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犹太教的突出标志呢?还是它以别的名称在别处出现呢?就它的纯粹形式来说,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犹太教中,也由于太拘泥于经文而把纯粹的教义搞模糊了。但我认为犹太教还是它的最纯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现之一。这特别适合于生命神圣化这个基本原则。 “具有特征的是,在过神圣的安息日时,连动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范围内,这种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理想地团结起来的感情多么强烈。至于坚持全人类的团结则表现得更加强烈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犹太人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犹太人当中,这种对生命的神圣感是发展得多么强烈,伐耳特·腊特瑙一次同我谈话时说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一个犹太人说他要去打猎取乐时,那是说谎’。这再简单不过地表明了犹太人对生命的神圣感。”1938年4月17日,在纽约市的康莫多旅馆,由美国“全国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塞德节”上,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的演讲。这篇演讲词充分体现出爱因斯坦与那些纯粹从政治上考虑犹太人问题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当时反犹风潮高涨的严峻情况下,爱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们关心巴勒斯坦的发展,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时刻,有一件事必须首先予以重视:全体犹太人都该大大感谢犹太复国主义的恩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中恢复了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所实现的生产事业超过任何人们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牺牲的犹太人都作出了贡献的,在巴勒斯坦的这种生产事业,把我们很大一批兄弟从极其悲惨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单一的政治复国活动提出了告诫。遗憾的是,这种告诫被人们忽视了,忽视的代价则是数十年的流血冲突。 爱因斯坦说: “只是在分治问题上我还要讲一点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就等于离开我们共同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归功于我们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们背上这种‘国家’包袱,就只好让我们用机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罢。” 早在20年代初,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非常委员会”的秘书长布卢门菲尔德和魏茨曼两人都很清楚了解爱因斯坦不是那种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两人针对爱因斯坦的策略是尽力利用爱因斯坦的名望去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但同时并不想“说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人私下认为爱因斯坦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反对单一政治立国的设想是“令人讨厌的幼稚”。可当历史翻过几页后,爱因斯坦的担忧全变为血腥的事实。当年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们视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深刻。 爱因斯坦的这种信念在晚年始终没变,在1949年11月27日为“犹太人团体呼吁”所作的广播中,爱因斯坦更明确地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共同体,使它尽可能密切遵守我们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从现实的以色列国即将成立的局势下,爱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谅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怀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就会带上几分忧虑,因为我们现在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离这个理想还是相去甚远。要是没有别人干扰,允许我们制定出同我们邻人的关系,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需要和平,而且我们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发展有赖于和平。” 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后,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请爱因斯坦继任总统,但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于以色列国的立国方案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信念,或许是对于以色列立国后艰难处境的体谅,爱因斯坦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就任总统的原因。1955年1月4日,就在爱因斯坦逝世前三个月,爱因斯坦给在以色列的“犹太代办处”的重要成员池维·卢黎厄写信说: “对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仅对缓和整个世界的冲突会有适当的贡献,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发展健康的睦邻关系。 “我们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应当是始终如一地表明我们这样的愿望:确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并且体谅他们目前处境的内在困难。如果我们实行了这种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忠诚的公民,而且我们还会逐渐地但是肯定地改进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我们对待阿拉伯这个少数民族的态度,将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提供真正的考验。” 这番忠告,可惜说早了40年。它仿佛就是40年后巴以和谈的基础与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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