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初
2007年12月的一天，笔者和鉴定组的几位专家一起，在湖北经视台'鉴宝'栏目做完录制工作后已经中午12点了。这时，我先后接到了从武汉市江夏区（原武昌县）考古工地打来的两个电话：一个是该区博物馆刘志云馆长的；另一个是我的一位弟子，即考古现场主持人许志斌打来的。电话那头都激动地告诉我同一个消息：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发现了'重器'……于是，我当即把发现了明代'空白期'铭文瓷器的重要消息与几位专家分享了，没想到大家一听后都来劲了。杨老师连忙笑着说：'那好吧蔡老师，我就直接开车（因她一人开车来的）送您去工地，也好看看考古现场并顺便蹭中午饭。'她这么一说，其他的两位老师也都来劲了：'啊，有这好的事情，何必不把我们都捎上呢'，于是大家一同前往。
从武昌城内到墓地只有十几公里，但由于那几天武汉地区下雪初晴，道路泥泞，加上快到工地时又没有正经路可走，为了选择好的路径车子只好东弯弯，西转转，结果车子还是在距离工地约一华里的地方抛了锚，一行人只好下车步行至现场。
古墓发掘的主持人是市考古研究所一位年轻队员，他是在80年代中期经我培训合格并招聘到考古队的员之一。此后也一直跟随自己学习田野考古，钻探、室内修复等技术。所以在他后来主持田野考古过程中，每遇到技术难题或是有重要发现都没忘记跟我联系。
这处古墓地早年为明代楚王王族陵寝，但因时过境迁而掺杂了一些平民墓葬，所以墓地中既有土坑墓，也有砖室墓，后者为王室贵族墓。这次发掘的墓葬共有21座，出土文物260余件。
其中，发现'重器'的墓葬出土了一方石墓志。据墓志铭文记载：墓墓主人为明代楚藩昭王朱桢第6子，崇阳靖简王朱孟炜的后裔。该墓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明代中后期王室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更重要的是那件青花铭文碗的出土，可以说是瓷器史上的空前发现，怎么不让人激动呢。
所谓'重器'，即一只咋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青花龙纹铭文碗，所不同的是其底部有'天顺年置'四字铭文。该碗面世以后一度引起了业内高度注意，有人认为：这件婉是目前明代'空白期'瓷器中，唯一有确切年代铭文的'官窑'瓷器，填补了明代瓷器史研究的空白，是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的有力证据，堪称国宝，再加上有权威专家的认可。消息一传出，想必广大古陶瓷研究和收藏者也都会为之意外和振奋！
该碗口径16.3cm、底径6.2cm、高7.2cm，碗内底部描绘圆形青花云龙纹，碗壁外侧近口沿部绘有一圈菱形花卉纹，下部主题纹饰以海水云龙纹。整个画面发色浓艳，浑然一体，运笔流畅，造型和纹饰都符合这一时期的特点。最重要的是碗底单排直书'天顺年置'四字青花款。
此外，和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蓝釉鸡心执壶、青白釉点彩刻划人物长颈瓶、霁蓝釉三足炉等官窑瓷器，也都堪称精品，弥足珍贵。
所谓官窑瓷器的'空白期'，又称'黑暗期'，在景德镇瓷器史中，泛指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长期以来，国内古陶瓷研究及收藏界，几乎也都一直认同这一观点。
据有关文献记载：正统，景泰、(1436年-1464年)，这三朝，因为没有发现带官窑年款的瓷器存世，所见瓷器都是民窑所产。正统三年(1438)曾禁止民窑烧造和官窑器式样相同的青花瓷器；正统十二年(1447)，又颁行不准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及青花等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天顺元年 (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天顺三年(1459)，又有将原定烧造13.3万余件的瓷器准减8万的命令。
综上所述，这段时期不论官、民窑都曾有烧造，但传世品中至今未见一件署年款的官窑瓷器，所见瓷器均为“民窑”所产，故学术界才出现'空白期'和'黑三代'之说。长期以来，这三个时期的官民窑瓷器也确实都比较少见，特别是有却确年代铭文的瓷器。
但事实并全非如此。史料及这次考古出土证明：明代这三朝都有官窑器烧造，而不见其铭文的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皇室内部因帝位屡起冲突，所以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瓷器不便书写年款。因此，这三朝的瓷器都被博物馆或私人收藏者划归宣德或成化两朝。致使这三个时期的官窑瓷器在人们的脑海中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甚至觉得根本就没有烧造过。同时人们收藏，研究和学习都找不到标准器物，故使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直到后来景德镇发现了一批明代正统官窑瓷器，并明显与其后面两朝的瓷器风格有所不同， '空白期'瓷器才有显山露水的端倪。但是由于三朝的出土和传世器物毕竟都很少见，加上相关史料也太少，严重制约着人们的进一步研究和认知，因此'空白期'的观点在学术界及民间还一直存在。
从景德镇实物及此次发现的铭文碗看，这一时期瓷器的特征大致可判断为：青花色泽浓而厚重，比较灰暗；主题花纹往往用云气纹；釉质莹润，釉色白里微微泛青等。
此外，所谓'黑暗期'并非黑暗。实际是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御窑瓷器，全面继承了永宣时期的陶瓷生产工艺，并着力于创新与发展。例如：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更巧妙地结合，型成了自己独特面貌；继承了宣德创烧斗彩和仿龙泉青釉等工艺，并进一步发展成熟；还成功使用国产青料，为成化青花瓷器的辉煌打下了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才迎来了明成化御窑瓷器光辉的一页，成就了成化一朝别具一格的风格。总之，所谓空白期的结论有点言过其实。随着更多的考古新发现，必将对现阶段的古陶瓷研究和收藏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笔者想就此件'天顺年置'铭文碗，说说自己的几点粗浅看法，以便抛砖引玉：
1、当年，这只碗上手的强烈感觉笔者至今任记忆欲新：其观感及手感都有点厚重。原因是釉面比较厚且莹润，而且有点微微泛青（值得解释的是：其釉色微微泛青这种感觉和我当时拍摄的照片是一致的，而该文所引用的照片是电子版的，偏白，明显有色差）。
2、青花呈色特别浓重，局部甚至发暗，而且有明显的“发散”现象，说明'回青'在这时候已经用上了，而一般认为没有这么早。
3、胎质细腻洁白，但工艺制作不太精到，局部有明显瑕疵，这一点从碗足底的缩釉，综眼、修胎时留下的明显刀痕及口沿处撑裂等现象看，都表明，该碗的用料和工艺制作都不够精细。
4、纹饰绘画也不够精到。例如：用笔比较粗犷含混，明显没有官窑绘画所具有的准确和精细。（这一点虽与'回青'料的特性有关，因回青料易发散，绘画时不容易控制，但也不全是此原因所致。）
5、'天顺年置'四字款看似是楷书，但又有浓重的隶书意味，而且书法功底比较一般，也不太工，更不符合明早期沈度对官窑瓷器写款的一贯风格，甚至款识的排列方式也别具一格。这些都与明代早期官窑瓷器款识的固有风格相去甚远。
6、如果把这件器物代表了天顺时期瓷器的某些品质特征，那么它既不同于宣德的大气，规整和明快；又不同于成化瓷器的典雅，轻盈和秀，；甚至也有别于同一'空白期'正统和景泰的瓷器风格。总之，其整体风格比较独特，还是有它自己的鲜明个性的。
7、'天顺年置'，最后一个'置'字，据笔者所知，在明代所有的官窑瓷器款识中，目前尚未发现使用'置'字，一般都是'大明某某年造'或'大明某某年制'，而该碗却用“置办”、“添置”的'置'字，这在明代瓷器款式大家族中既是个例，也是先例。此外，'制'、'造'、'置'三字虽都是动词，但前二者的语言色彩比较庄重严肃，比较复合官办口吻，而后者则比较一般和随意。再之，带'置'字款识的瓷器，直到明末清初才偶见于民窑瓷器。可见官窑瓷即御用瓷器，不是随意可以'添置'或'置办'的。
总之，明代楚王府用瓷中这个'置'字的出现'必有蹊跷甚至“隐情”。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在刻意避免和正宗的官窑瓷器'挂钩'。有意思的是，当今只要见过这件'天顺年置'铭文碗的人们，几乎都不假思索地认定：它就是'空白期”的官窑器。可要知道，御窑器见于王府，除非皇上亲自赏赐。试想：如果当年楚王府在'添置'（'置办'）瓷器时，如果不刻意忌讳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件瓷碗会出现以上诸多与官窑瓷不相符的现象吗。私烧御用产品器该当何罪！
总之，可以说，他代表了空白期瓷器的某些时代特征，却不能说他就是官窑（御窑）瓷器。
8、笔者早年写了一篇题为'试论明代碗椁墓'的论文（ 原载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当时，笔者不但认为那座“碗墎墓”的特殊用材，即数千件青瓷碗全都是订烧的，而且笔者在写那篇文章时接触到的资料也了解到：在当时，即明代楚王府一直就有'定制瓷器'的习惯。其中包括府内及整个家族的日常生活用瓷以及墓葬等特殊用瓷。
9、笔者虽不认为该“天顺年置”铭文碗是空白期的官窑器，但并不意味它不是'重器'，相反，他的价值和意义是重大而不可否认的。因为不论它的身份如何，第一，它是'空白期'难得的，有明确出处和纪年的'断代'标准器，第二，正因为他是景德镇窑的出品，所以对于官窑和民窑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它既为'空白'填补了真实的内容，又是所谓'黑暗'树立了明确的'标杆'。
下面，还是说说那次我们一行人到考古现场的情景吧。
一行艰难跋涉在去现场的泥泞中，脚上的皮鞋早已面目全非，约半小时后好不容易到了村口，只见刘馆长及我的弟子已经等候多时，寒暄过后便马不停蹄地由他俩带领，直接去村后的考古工地。大家一边参观发掘现场，一边认真倾听刘馆长及我弟子讲述整个发掘经过以及其中的奇闻异事，然后回到简陋的临时文物库房，观看出土文物：人们一次慢慢进入一座宽敞的民房，里面的光线比较暗，只见地下摆满了出土文物，碑石及花纹墓砖。只见大家仍旧一边静静倾听我弟子如数家珍，一一介绍出土文物，一边全神贯注地做笔记，有的还不时蹲下，情不自禁地用手摸摸。
听完讲解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件被称之为考古新发现的'天顺年置'铭文宝贝。由于里面空间狭小，光线又不充分，于是，将就几件重器拿到了厅堂。这时，只见人们不失时机地围了上去并争着'上手'，那种兴奋与激动真是没法形容：没有一个不是如获至宝并小心翼翼地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爱不释手……当然，都没有忘记照相和及时记录下自己的观感，有的甚至当即发表自己的观感，看法及观点，同时也难免发生争论，俨然如同一场现场学术讨论会。可想而知，这种机会及学习环境对于古陶瓷研究和爱好者来说，可谓一辈子都难得，此时此刻兴奋一点，进入忘我境界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觉时间到了下午三点半了，大家仍强忍着饥饿和疲劳，全神贯注地观摩，学习、倾听、拍照、记录，沉浸在考古工作新发现的惊喜之中……几十年来，我对考古人没有规律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每每遇到重要发现和惊喜，非一鼓作气将工作做完不可，废寝忘食是经常的事……现场临时考察进入了尾声，稍稍平静和放松下来后，我突然觉得肚子饿得难受，于是便笑着对大伙说：'考古人的饭不好吃吧，不过考古工地的饭更不好蹭啊'。逗得大伙边笑边捂肚子，因为肚子饿极了笑起来就更不好受。只听到刘馆长接过话茬说：“喔，让大家受罪了，早已联系好了，我们一起开车到镇上去用餐吧”……
本来当时就很想趁热打铁，针对那一次的观感写点东西，说说自己的浅见，但因后来被抽调去筹建一座新博物馆，并整天忙于新馆的文物征集、鉴定和管理等，于是不得不将此心愿暂时搁了下来，没想到这一搁就是十多年。直到最近，得知该'天顺年置'铭文碗将参加由武汉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及保利艺术博物馆联合推出的
明代'空白期'御窑瓷器展，才再次激起了这一情节。
“天顺年置”青花龙纹碗
耿宝昌先生观看“天顺年置”铭文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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