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封面）
(94版《三国演义》插曲，唱邹氏，也歌典韦。唱乱世众生苦，抒的是身似浮萍的无奈，以及功业难竟的怅恨，大合本作之基调。)
（徐兴业，图来自百度百科）
历史小说似乎一直是个颇有些尴尬的门类，盖因这类作品，总免不得要受历史的束缚，历史已有既成事实在，创作的空间天然受到挤压，仿佛历史小说的写作，莫不过是将史家记述拿来作通俗演绎，因此也常遭人看轻。若是过度拘于史实，则容易陷入事件的堆砌，叙事上有凝滞单薄的隐忧，若是抛开历史任意虚构，又有造谣生非，误人子弟之嫌。哪怕是作为长篇历史的开宗之作，《三国演义》亦曾遭谢肇淛的批驳，言其“俚而无味”，并与《残唐记》、《宣和遗事》等作相提并论，也是说此类书“事太实则近腐”，最大的价值不过是“可以悦里巷小儿”罢了。不过谢肇淛毕竟是明人，封建士人对小说这一体裁本身就存有偏见。其实换一个角度想，历史小说天生所受的桎梏，正可见佳作得之不易。近年来做的好的，有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等，算来也是屈指可数。要在史实与虚构间达至平衡，兼顾历史性与文学性，除要将大量事件了然于胸，更须能抽象出时代的本质风貌来，仅此一关，便能刷下无数学浅才薄之辈。历史小说的阅读体验，与史书相去亦远，历来史官著史，能得史迁笔法者寥寥无几，即便是首推并重的前四史，《三国志》若无裴注的助益，读来也是平淡寡味。记史要在记实，难免牺牲大量的细节，这与历史小说所营造出的临场感是不能比的，历史小说以史为基，又更能寄付作者的理想志趣，它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而在虚构情节方面，《金瓯缺》的处理可谓佼佼，这与徐兴业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描绘两宋之际的历史图卷，囊括宋、辽、金三家政事，事件繁乱交织，矛盾错综复杂，更兼其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平民百姓，无所不包，不同身份的人物，都需要精准的把握，创作难度可想而知。《东周列国志》的成就远不及《三国演义》，除了作者本身水平差异的原因，春秋战国群雄纷争，难寻主轴，加之材料稀缺，也是不应忽视的。《金瓯缺》在描绘这段历史时，选择以青年将领马扩的个人际遇为线索，串联起宋廷内部及三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世事变迁。马扩本人更是倾注了徐兴业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个事实上在史书中着墨不多的人物，却在徐氏的笔下，屡屡走在历史的转折口上。虽说其行止事迹，十分中倒有七分为虚，但却不给人以违和错乱之感，其能、其识、其胆、其情，颇具时人之风，反倒是显得愈发鲜活起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爱国者形象。在真实的历史中，马扩并未直接参与伐辽战争，但这些虚构的事迹，却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如单骑赴死一节，写得荡气回肠，虽非真而似真，纵无实也近实。在马扩、刘锜这样的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徐兴业对于“历史的真实”的绝佳把握。这与大部分历史再创作中的胡编乱造之举是有根本的不同的。媚俗之作自不待言，某些创作者志大才疏，给历史人物作所谓“人性化解读”，却只是无端颠倒黑白，又或者借历史框架兜售私货，以一己之心度古人之意，平白拉低了先贤的格调，其心更为可诛。譬如《康熙王朝》中，编剧朱苏进写康熙巡视长城一节，对长城上歌功颂德的诗作均不以为意，独对张廷玉“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一句大为赏识，更规定大清永不筑长城。这句诗当是朱某人自己所诌无误，且不论这一句所谓的诗，词句、意思皆是下品，如何出自张廷玉之手，要之张廷玉以汉臣之身，历康雍乾三朝而不倒，其城府韬晦，可想而知，又怎么有这般偏激出格之举？大概只是朱某人欲借张之口，发表他那点自以为是的高见。相形之下，佳作庸品，由是而判！
在立意上，《金瓯缺》写的是经典的报国话题，这与作者的个人遭际是分不开的。难能可贵的是，徐兴业的文字，没有沦为宣传化的口号。在重大事件，如伐辽战争的描绘中，徐老时常在小说中以讲述者之姿兴发议论，但把握地从容有度。而写宋代社会风貌，写宋人在歌舞升平的假象下沉沦，全然不觉山雨欲来，大厦将倾，又无半句指点批评的话，却还是字字惊心。想来小说文笔尽管生动昂扬，但作者原无煽动之意，更深者，是要让读者在以史为鉴的反思中，能有具体的所得。读这样的作品，心内如何不警醒，胸中怎会无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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