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柴泽民 1960年12月调入外交部工作，曾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几内亚大使、驻埃及大使；1974年9月，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76年起，先后任驻泰国首任大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驻美国首任大使。
中美建交之前的两国关系是一场充满智慧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决定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大使级的会谈机制，树立新中国的外交姿态并谋求于我国有利的外交格局。
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在我之前，有很多同志为此做过非常出色的工作，其中就有王炳南同志。
1955年7月，外交部去电正式通知在波兰任大使的王炳南，让其出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去参加即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的会谈。同时，外交部为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小组由章汉夫任组长，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关于遣返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时，离会谈日期已经没有几天了，他大量翻阅材料，根据国内的指示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过几天，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由两国同时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大报都将此消息作为头版头条或通栏大字标题的新闻，并且纷纷发表评价和预测，中共首席代表成了众传媒关注的新闻人物。
王炳南先从华沙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又陪他乘坐火车去日内瓦。抵达日内瓦那天，刚下火车，早已探听到中共首席代表到达消息而守候在车站的各国记者蜂拥而上，一下子就将王炳南和冯铉团团围住了。镁光灯纷纷闪亮，各种型号的麦克风都伸了过来。此时，早有准备的王炳南就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
·
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还能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
在准备会谈时，周恩来决定在会谈开始前首先宣布提前释放被判刑的十一名美国间谍。中国先迈出第一步，为中美会谈创造良好的开端，使中国在会谈中夺得主动。
周恩来总理采取先宣布释放美国间谍的做法是很成功的。这使国际舆论很快就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就倾向于中国。对王炳南与美国人第一次举行会谈的情况我有些已经记不清了，但第二次的会谈情况却记得很清楚。
△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9月，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图为中国代表王炳南（右一）和林平（右二）、李汇川（右三）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图片来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会谈开始一个小时，双方就遣侨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都提出了一份遣侨名单。中方的这份名单中包括了钱学森博士的名字。王炳南还提出，我国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美方首席代表、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看了中方提出的名单后，就说：“王大使先生，您提供的仅是名单，没有证据表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想回中国。”
早有准备的王炳南立即拿出了一封钱学森写的、要求政府帮助返回祖国的亲笔信。这封信是钱学森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是他夹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捎给陈先生的。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信，就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在中美会谈开始后，我们才意识到，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大背景下，此种会谈将会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
双方仅就遣返侨民问题就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会谈。约翰逊奉美国政府之命，固执地要坚守住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根本一条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会谈中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时，美国政府总是要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新中国的印象和结果。为此，凡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兜圈子。
这样，会谈进行了近十轮，还迟迟未能取得什么积极成果。到了当年的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连一直守在会场外等待突破消息的各国新闻记者们，也都渐渐失去了热情和期望。
△ 王炳南回忆录手稿
王炳南对会谈的情景有过这样的记述：“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是程式化的。我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颇为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我们也始终彬彬有礼。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外交斗争跟打仗不一样，文明讲理的风格就是我今后和美国进行谈判时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的外交风格。
那次会谈的时候，双方在会场内都坚守着自己的防线，而在会场外却进行着甚为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对方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中方代表进行个人交往。在会谈僵持不下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双方就相互邀请吃饭。后来我到了美国，也采取这种方法。
在正式场合不便于说的话，吃饭的时候气氛轻松随便，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
有一次是约翰逊需解决一个技术问题，经杜勒斯批准，他请王炳南吃饭。为了避开记者的视线，他在附近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处别墅，邀请王炳南悄悄地去共用晚餐，在饭桌上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后来王炳南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进餐。
还有一次，国内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特意邀请了约翰逊及其助手们来看戏。他们特别高兴，可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要让那些记者知道。
-End-
文字 | 《中美建交风雨路》
作者 | 柴泽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