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来，我和祖国各地许多青年同志通信。我每天收到三五封信，多到八九封。他们差不多每人头一句话都说：“您料想不到一个陌生人给您写信吧？”其实我早就料到了。这些青年同志，多数是写信向我买书。他们不知道，写书的人是没有书出卖的。还有许多同志寄来他们所写的诗（有些是诗集），请我给他们改。我说：“诗要有诗味，你如果有了诗味，用不着改了；如果没有诗味，我没法子替你把诗味放进去。何况我自己就不是诗人，怎能替你改诗？”有的同志写长篇研究论文要我介绍出版，那我就办不到了。我们应该信任出版社的编辑部，如果他们认为你的论文有价值，自然会给你发表的。有的同志多次寄论文来，我就无力应付了。有的同志要求我指导他们怎样读书写文章，接受他们做函授生，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我今年八十岁了，学校里早已免除我的教学工作。我怎样接受函授生呢？
由于和青年同志通信多了，我发现有些同志还不大会写信。《语文学习》编辑部约我写文章，我写不出，忽然想起《谈谈写信》这个题目来。不知道编辑部肯不肯给我发表这篇短文。
首先从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和寄信人姓名谈起。多数人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或王力先生收，或王力同志收，都不错。我个人不大喜欢人家称我教授，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教授这个名称已经臭了。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因为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很多心，以为人家不肯叫我同志，是因为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伯伯收，那是不合适的。因为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是写给邮递员或送信人看的，邮递员和送信人不叫我王伯伯。外国也没有这个规矩，将来咱们和外国人通信，切不可以在信封上写Smith伯伯收或Jones伯伯收！有的同志在信封上干脆写王力收，那更不好。我回信说：“你在信内称我做尊敬的王力教授，太客气了；你在信封上写王力收，又太不客气了。”这是礼貌问题。那位青年同志复信感谢我的指教。其实我不怪他，因为不少人是这样写信封的，甚至机关学校给我来信也有这样写信封的。还有一些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把“教授”二字放在括号内（或者把“教授”二字写得小些），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也是没有礼貌的，似乎是说，你本来不配当教授，我不过注明一下，以便投递罢了。真令我啼笑皆非。我还听许多青年人写信给父亲，在信封上写的是“父亲大人安启”，写信给姐姐，在信封上写的是“姐姐收”，那就更可笑了。我认为中学语文课里应该教学生写信，首先教他们学会写信封。
有的同志给我写信用的是机关学校的信封，有的是某某革命委员会，有的是某某大学，等等。这也是不合适的。最好不用机关学校的信封；用了，也该加上自己的姓名（或单写一个姓亦可）。如果不加上自己的姓名，应该算是犯法的，因为你把私人的信当做公函发出了。前些日子我收到胡乔木同志一封信，他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封，还加上胡乔木三个字。我们应该向胡乔木同志学习。
下面谈谈写信的内容。
写信总有一个目的。除了家信之外，一般总是对别人有所请求。你应该开门见山，把你的请求提出来，不必兜一个大圈子。我收到不少人的信，首先恭维我一番，然后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他们怎样有志努力学习，要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长达八九页信纸，最后才抱歉说：“我说了一大堆话，打搅了您，浪费您很多时间，请您寄给我们一部《古代汉语》！”这样不好。你既然知道抱歉，为什么不少说一些废话呢？
写信没有什么秘诀，顺着自然就是了。写信就是谈话。由于对话人相隔太远，没法子面谈，所以改为笔谈。如果我们写信仍照日常说话一样，不装模作样，不改变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就不会出毛病。有的青年人写信不是这样，而是改变现代汉语，因此就弄出毛病来。
近来某些人的来信中常常出现“您们”这个词，甚至在某会议给中央领导的致电中也用“您们”这个词。其实现代汉语里这个词并不存在。“您”字，北京话念ｎíｎ，是“你”的尊称。这个“您”并没有复数，北京人从来不说“您们”（ｎíｎｍｅｎ）。因此，普通话也不应该有“您们”（可以说成“您两位”“您三位”等）。最近某杂志刊登吕叔湘先生的一封信，编辑部把信中“你们”擅改为“您们”。吕先生写信批评了编辑部。他说：“我从来不说‘您们’！”我们写信时，应该注意避免这一个语法错误。
有的青年人写信喜欢堆砌辞藻。那也不好。写信应该朴实无华。惟有家人父子的谈话最能感动人，堆砌辞藻反而显得不亲切，不诚恳。何况青年人往往语文素养不够，堆砌辞藻往往用词不当，弄巧成拙。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最不好的作法是写文言信，或者写半文不白的信。有一位青年同志和我通信讨论学术问题，我觉得他很有一些好见解。他忽然给我写来一封文言信，写了许多不通的句子，使我非常失望。别一位青年同志和我通信，想考我的研究生，也是忽然来了一封文言信，这封信的文言文写得不错，但是我也不高兴。我复信说：“如果你在试卷中写文言文，我就不录取你！”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是为了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是为了学写文言文。我怀疑有的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生写文言文。那很不好。现代人应该说现代话，不应该说古代话。有一位青年人写了一封文理通顺的信给我，我正看得很高兴，忽然看到一句“吾误矣”，就给我一个坏印象。现代汉语明摆着一句“我错了”，为什么不用？偏要酸溜溜地说一句“吾误矣”！我恳切地希望中学语文教师注意纠正这种坏文风。
我在几年前听别人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青年干部写信给一位领导干部，最后一句是“敬祝首长千古”。我听了，笑弯了腰，我以为是人家编造出来的笑话，不料后来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青年同志在病床上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在弥留时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复信说：“你在弥留，应该是快断气了，怎能写信呢？”
有时候，乱用文言词，会导致对方不高兴。有一次，我在某校做了一次演讲，事后收到那个学校的道谢信，信内说：“承你来校做学术报告，颇为精采，特函道谢。”又有一次，一位中年同志写信给我说：“您来信给我批评，使我颇受教益。”这两位同志都用了文言词语“颇”字，他们不知道，在古代汉语里，“颇”字一般用作“相当”的意思。（广雅：“颇。少也。”“少”就是“稍”的意思。）“颇好”是“相当好”或“比较好”，“颇大”是“相当大”或“比较大”。现代北方话虽然把“颇”字当作“很”字讲了，但南方还有许多地方不把“颇”字当作“很”字讲。那么，“颇为精采”只是“相当精采”，“颇受教益”只是“稍受教益”，包含有不大满意的意思。为什么不说“很精采”“很受教益”呢？又有一次，一位青年同志写信给我说：“希望你一定答复我的信，切切！”他不知道，“切切”是从前做官的人命令老百姓的话。在旧社会里，县太爷出告示，最后一句是“切切此令！”你瞧！写半文不白的信有什么好处呢？
今年五月，我写了一篇《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福建有一位工人同志写信批评我说：“你为什么反对学文言文？难道我们工农大众就不要提高文化水平吗？”这位同志是把文言文和文化混为一谈了。《毛选》五卷，除了一篇《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外，都是白话文，而且是用很浅显的语言阐述很高深的理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同时也要学习毛主席提倡白话文的精神。
最后，我还想谈谈写字。
我国有个优良传统：给别人写信，特别是给尊辈写信，必须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否则不够礼貌。有时写得匆忙，字写得不够规矩，还要在最后来一句：“草草不恭，敬希原宥。”
现在有的青年人写信不是这样：他们笔走龙蛇，潦草得看不出是什么字来。说草书吧？草书也该是有章法的，或者是学的怀素，或者是学的米芾，或者是学的文徵明，都好认，惟有他们独创的草书不好认！这样，我们看信的人就苦了。结果是看信人看不下来，索性不看，吃亏的还是写信人！还有一种字并不草书，而是横行导致的毛病。我们知道，汉字多数是形声字，分为两部分，或者是左形右声，或者是右形左声，也有一些会意字是分成两部分的。现在有些青年人在横写的时候，贪图写得快，常常把前后两个字连起来写，以致前一个字的右边和后一个字的左边结合在一起，字与字之间界限不清楚。于是“林木”变了“木林”，“明月”变了“日朋”，等等，也就很难看懂。写信人省了一点时间，看信人要多花一点时间，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最后署名是一个大问题。许多青年人喜欢用草书签名，而他的草书又是自创的，别人看不懂。问题就严重了。叫我怎么写回信呢？我只好在信封上照描，说声对不起，信寄得到寄不到我负责任，外国人签名也很潦草，但是他们的信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他们在签名的后面还用打字机再打出他的名字，清清楚楚，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没有打字机，签名潦草，谁知道你的高姓大名呢？关于通信地址，也应该写得清晰些，以免误投或无法投递。
我重复说一句，希望中学在语文课中教学生写信。这是最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学生毕业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需要经常和别人通信的啊。
前年我在《语言学习》上发表了一篇《谈谈写信》，读者有赞扬的，有骂的。后来《语言学习讲座丛书》还收了这篇文章。有一位青年同志写信来批评我说：“我看了你这篇文章毫无所获。我看见的是你摆起大学教授架子来训人。你教过我们写信没有？”现在《自学之友》的编辑同志又要我谈写信了。
我答应了编辑同志的要求，我准备再挨骂。
我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把旧话再说一遍，加以解释。
第一件事是写信要字迹清楚，不要潦草。这首先是礼貌问题。字迹清楚是表示对收信人的尊敬，特别是对长辈应该如此。字迹清楚可以节省收信人的看信时间。否则收信人看了半天看不懂，不耐烦看下去了，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最近有一位青年同志写信给我，想考我的研究生，字写得太潦草了，有些字还是他自己发明的草书，我看了半天才看懂。我老了，不想收研究生了。如果我要收研究生的话，恐怕我也不收这样的研究生。因为——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吧——我认为，连字都不肯写端正的人，要他用严谨的态度来做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自己的姓名要写清楚。糟糕的是，不少青年同志写信给我，姓名写得十分潦草，看不清楚。我写复信时，在信封上只好照描，信寄得到寄不到我不负责。地址也要写清楚，否则复信也会收不到的。
第二件事是写信封要合规格。我经过几年和青年同志通信后，看见不少同志写信封不合规格，我感慨地说：“中小学语言教师应该教学生学会写信封！”
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如果是横写的，应该在信封1/3处写，不应该顶格写。因为信封的右上角是要贴邮票的。即使留有余地贴邮票也不好看。
收信人的姓名后面要加上“同志”、“先生”等字样。这也是礼貌。问题古今中外，都遵守这个规矩。“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人不懂这个规矩了。甚至机关干部发公函，也有不称收信人为“同志”或“先生”的。有的青年同志在信内称我为尊敬的王力教授，而在信封上却光秃秃地写个“王力收”。可见他不是不尊敬我，只是不懂写信的规格。我在上次《谈谈写信》里讲了这个问题。有一位同志写信来批评我说：“同志是光荣的称号，如果你是个劳改犯，也叫你同志吗？”这话是不合逻辑的。我并没有让你把劳改犯尊称为同志。你不叫我“同志”，叫声“先生”总可以了吧！
有的同志在信封上称我为教授，但是把“教授”二字写小些，有的把“教授”二字放在括号内，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看见过的。既然教授是个尊称，为什么要写成小字或是加括号呢？这也是不合规格的，应该改正。
信封上不要写“父亲大人安启”或“王力伯伯收”等字样。因为信封是给邮递员（或送信人）看的，邮递员不应该把你的父亲称为他的父亲，也不必把你的伯伯称为他的伯伯。为了这件事，我更挨骂了。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们习惯上写‘父亲大人安启’，否则，他老人家不高兴，亲戚朋友也笑掉大牙。”一位中学教师来信说：“叫我怎样教学生啊？这是违反社会习惯的。”
另一位读者来信说：“信封上写什么得依照习惯，不能由苏步青、王力来规定。”（大约苏步青教授也批评过。）我诚惶诚恐，不敢规定什么。至于说是社会习惯，则不尽然。我曾经问过北京、上海等地的人们，他们并不写“父亲大人安启”。我有8 个儿女，大的63岁，小的27岁，他们写信给我，也并不写“父亲大人安启”，我并不生气。我要声明，这并不是我教他们的，而是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社会习惯，是不在信封上写“父亲人”。有人要求我拿出前辈人的证据来，这并不难。许多世家子弟藏有祖先家信，可以作为证据。
许多人用的是机关学校的信封，而没有加上自己的名字，那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令人误会是机关学校的公函。至少应该加上自己的姓，以免引起误会。有人不用机关学校的信封，但也只写机关学校的名称，不写寄信人的姓名，那就更不妥。
第三件事是写信要开门见山，不相干的话少说。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共写了9页信笺，说他的身世，说他的遭遇，说他要为“四化”作出贡献，说他的宏伟计划，最后才说：“请你寄给我一套《古代汉语》。”（他不知道写书人没有书出卖。）今天我收到一位老同志的信，共22页，索性先来一个大纲：（1）自我介绍；（2）学术见解；（3）科研规划。最后才说出一点小小的要求。我说这样写信没有必要。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汇报情况；第二类是有所要求。在后者的书信里，应该是开门见山，不宜拐弯抹角。
第四件事是写信要明白如话，不要掉书袋，不要写半文不白的语句。人为什么要写信？这是因为远隔两地，不能对面说话，只能写信以代面谈。所以我们写信应该和日常谈话一样，这样才令人感到亲切。如果你掉书袋，对方会觉得你是卖弄才华，反而感到不亲切了。况且文言文不是容易学会的。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十载寒窗，还有许多人写不出通顺的文章，考不上秀才。今天我们要学各种科学，如果同时学写文言文，那就更难。这几年来，和我通信的青年，写半文不白的信的，多数是不通顺的。前年我在《谈谈写信》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青年同志在病床上给我写信，说是，在“弥留”时写信给我。一位读者写信批评我，说我不应该挖苦青年。其实我并不是成心挖苦青年，只是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让青年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写半文不白的信，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毛泽东同志多次告诫我们不要写半文不白的文章，我们应该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又有一位读者来信说：古代成语有许多好东西，应该继承。这位同志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古代成语，古代成语有许多已经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里，我们日常谈话也用得着它们，为什么不能写在书信里呢？我反对的是已死的古代词语和“也、矣、乎、哉”一类的文言虚词。写信应该明白如话，你平常和别人谈话不说“也、矣、乎、哉”，你在写信时，最好也不用“也、矣、乎、哉”。
第五件事是口语里没有的词语不要写在书信里。我在《谈谈写信》里举“您们”为例。口语里不说“您们”（nin men），书信里也就不该写“您们”。关于这件事，我受到很多的攻击。有人写文章和我辩论，说“您们”是不应该反对的。昨天我还收到一篇短文，说“您们”是新生事物，叫我不要枪毙它。我一向主张言文一致，所以我反对写“您们”。但是我并没有权力枪毙它。“您”（nin）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在北京一带流行；从前还有个“怹”（tan）字，现在不用了。但是，口语里并没有“您们”和“们”。那也不要紧。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您们”，不见得就是没有礼貌。刚才说的那位同志和我辩论的文章很有分量。他说最近话剧《丹心谱》里用过“您们”。我说，《丹心谱》作者写“您们”是他的自由，但是演员在舞台上说ninmen则是不妥当的，因为口语里没有的东西，说出来不真实。这个问题不很重要。既然许多人反对，那就各行其是吧。写到这里，我查了一查《现代汉语词典》，词典里只收“你们”，不收“您们”，那是对的。不写“您们”，那么，要写尊称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旧版《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说：“注意：复数不说‘您们’，只说‘您二位’‘您几位’。”有人批驳说：“如果有360个人，难道要说‘您360位’吗？”我认为，旧时说“诸位”，现在说“同志们”不就可以代替“您们”了吗？对父母也不必说“您二位”，可以说“爸爸妈妈”。再者，就叫“你们”也不是没有礼貌。叫“你们”也未尝不可。
末了，附带说一说，许多人写好信后把信笺折成方胜形，我看大可不必。（方胜，指古代妇女戴的方形的首饰，用彩绸等制作，由两个斜方形部分叠合而成。这里指这种形状的东西。——编者注）这是封建社会的习惯，最初是表示爱情。《西厢记》说：“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折成方胜的信就寄给随便什么人了。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打开信封后，还要费工夫把方胜拆开，才能看信。这对收信人是不方便的。希望同志们把这个习惯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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