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来,我和祖国各地许多青年同志通信。我每天收到三五封信,多到八九封。他们差不多每人头一句话都说:“您料想不到一个陌生人给您写信吧?”其实我早就料到了。这些青年同志,多数是写信向我买书。他们不知道,写书的人是没有书出卖的。还有许多同志寄来他们所写的诗(有些是诗集),请我给他们改。我说:“诗要有诗味,你如果有了诗味,用不着改了;如果没有诗味,我没法子替你把诗味放进去。何况我自己就不是诗人,怎能替你改诗?”有的同志写长篇研究论文要我介绍出版,那我就办不到了。我们应该信任出版社的编辑部,如果他们认为你的论文有价值,自然会给你发表的。有的同志多次寄论文来,我就无力应付了。有的同志要求我指导他们怎样读书写文章,接受他们做函授生,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我今年八十岁了,学校里早已免除我的教学工作。我怎样接受函授生呢?
由于和青年同志通信多了,我发现有些同志还不大会写信。《语文学习》编辑部约我写文章,我写不出,忽然想起《谈谈写信》这个题目来。不知道编辑部肯不肯给我发表这篇短文。
首先从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和寄信人姓名谈起。多数人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或王力先生收,或王力同志收,都不错。我个人不大喜欢人家称我教授,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教授这个名称已经臭了。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因为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很多心,以为人家不肯叫我同志,是因为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伯伯收,那是不合适的。因为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是写给邮递员或送信人看的,邮递员和送信人不叫我王伯伯。外国也没有这个规矩,将来咱们和外国人通信,切不可以在信封上写Smith伯伯收或Jones伯伯收!有的同志在信封上干脆写王力收,那更不好。我回信说:“你在信内称我做尊敬的王力教授,太客气了;你在信封上写王力收,又太不客气了。”这是礼貌问题。那位青年同志复信感谢我的指教。其实我不怪他,因为不少人是这样写信封的,甚至机关学校给我来信也有这样写信封的。还有一些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把“教授”二字放在括号内(或者把“教授”二字写得小些),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也是没有礼貌的,似乎是说,你本来不配当教授,我不过注明一下,以便投递罢了。真令我啼笑皆非。我还听许多青年人写信给父亲,在信封上写的是“父亲大人安启”,写信给姐姐,在信封上写的是“姐姐收”,那就更可笑了。我认为中学语文课里应该教学生写信,首先教他们学会写信封。
有的同志给我写信用的是机关学校的信封,有的是某某革命委员会,有的是某某大学,等等。这也是不合适的。最好不用机关学校的信封;用了,也该加上自己的姓名(或单写一个姓亦可)。如果不加上自己的姓名,应该算是犯法的,因为你把私人的信当做公函发出了。前些日子我收到胡乔木同志一封信,他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封,还加上胡乔木三个字。我们应该向胡乔木同志学习。
下面谈谈写信的内容。
写信总有一个目的。除了家信之外,一般总是对别人有所请求。你应该开门见山,把你的请求提出来,不必兜一个大圈子。我收到不少人的信,首先恭维我一番,然后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他们怎样有志努力学习,要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长达八九页信纸,最后才抱歉说:“我说了一大堆话,打搅了您,浪费您很多时间,请您寄给我们一部《古代汉语》!”这样不好。你既然知道抱歉,为什么不少说一些废话呢?
写信没有什么秘诀,顺着自然就是了。写信就是谈话。由于对话人相隔太远,没法子面谈,所以改为笔谈。如果我们写信仍照日常说话一样,不装模作样,不改变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就不会出毛病。有的青年人写信不是这样,而是改变现代汉语,因此就弄出毛病来。
近来某些人的来信中常常出现“您们”这个词,甚至在某会议给中央领导的致电中也用“您们”这个词。其实现代汉语里这个词并不存在。“您”字,北京话念nín,是“你”的尊称。这个“您”并没有复数,北京人从来不说“您们”(nínmen)。因此,普通话也不应该有“您们”(可以说成“您两位”“您三位”等)。最近某杂志刊登吕叔湘先生的一封信,编辑部把信中“你们”擅改为“您们”。吕先生写信批评了编辑部。他说:“我从来不说‘您们’!”我们写信时,应该注意避免这一个语法错误。
有的青年人写信喜欢堆砌辞藻。那也不好。写信应该朴实无华。惟有家人父子的谈话最能感动人,堆砌辞藻反而显得不亲切,不诚恳。何况青年人往往语文素养不够,堆砌辞藻往往用词不当,弄巧成拙。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最不好的作法是写文言信,或者写半文不白的信。有一位青年同志和我通信讨论学术问题,我觉得他很有一些好见解。他忽然给我写来一封文言信,写了许多不通的句子,使我非常失望。别一位青年同志和我通信,想考我的研究生,也是忽然来了一封文言信,这封信的文言文写得不错,但是我也不高兴。我复信说:“如果你在试卷中写文言文,我就不录取你!”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是为了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是为了学写文言文。我怀疑有的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生写文言文。那很不好。现代人应该说现代话,不应该说古代话。有一位青年人写了一封文理通顺的信给我,我正看得很高兴,忽然看到一句“吾误矣”,就给我一个坏印象。现代汉语明摆着一句“我错了”,为什么不用?偏要酸溜溜地说一句“吾误矣”!我恳切地希望中学语文教师注意纠正这种坏文风。
我在几年前听别人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青年干部写信给一位领导干部,最后一句是“敬祝首长千古”。我听了,笑弯了腰,我以为是人家编造出来的笑话,不料后来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青年同志在病床上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在弥留时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复信说:“你在弥留,应该是快断气了,怎能写信呢?”
有时候,乱用文言词,会导致对方不高兴。有一次,我在某校做了一次演讲,事后收到那个学校的道谢信,信内说:“承你来校做学术报告,颇为精采,特函道谢。”又有一次,一位中年同志写信给我说:“您来信给我批评,使我颇受教益。”这两位同志都用了文言词语“颇”字,他们不知道,在古代汉语里,“颇”字一般用作“相当”的意思。(广雅:“颇。少也。”“少”就是“稍”的意思。)“颇好”是“相当好”或“比较好”,“颇大”是“相当大”或“比较大”。现代北方话虽然把“颇”字当作“很”字讲了,但南方还有许多地方不把“颇”字当作“很”字讲。那么,“颇为精采”只是“相当精采”,“颇受教益”只是“稍受教益”,包含有不大满意的意思。为什么不说“很精采”“很受教益”呢?又有一次,一位青年同志写信给我说:“希望你一定答复我的信,切切!”他不知道,“切切”是从前做官的人命令老百姓的话。在旧社会里,县太爷出告示,最后一句是“切切此令!”你瞧!写半文不白的信有什么好处呢?
今年五月,我写了一篇《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福建有一位工人同志写信批评我说:“你为什么反对学文言文?难道我们工农大众就不要提高文化水平吗?”这位同志是把文言文和文化混为一谈了。《毛选》五卷,除了一篇《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外,都是白话文,而且是用很浅显的语言阐述很高深的理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同时也要学习毛主席提倡白话文的精神。
最后,我还想谈谈写字。
我国有个优良传统:给别人写信,特别是给尊辈写信,必须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否则不够礼貌。有时写得匆忙,字写得不够规矩,还要在最后来一句:“草草不恭,敬希原宥。”
现在有的青年人写信不是这样:他们笔走龙蛇,潦草得看不出是什么字来。说草书吧?草书也该是有章法的,或者是学的怀素,或者是学的米芾,或者是学的文徵明,都好认,惟有他们独创的草书不好认!这样,我们看信的人就苦了。结果是看信人看不下来,索性不看,吃亏的还是写信人!还有一种字并不草书,而是横行导致的毛病。我们知道,汉字多数是形声字,分为两部分,或者是左形右声,或者是右形左声,也有一些会意字是分成两部分的。现在有些青年人在横写的时候,贪图写得快,常常把前后两个字连起来写,以致前一个字的右边和后一个字的左边结合在一起,字与字之间界限不清楚。于是“林木”变了“木林”,“明月”变了“日朋”,等等,也就很难看懂。写信人省了一点时间,看信人要多花一点时间,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最后署名是一个大问题。许多青年人喜欢用草书签名,而他的草书又是自创的,别人看不懂。问题就严重了。叫我怎么写回信呢?我只好在信封上照描,说声对不起,信寄得到寄不到我负责任,外国人签名也很潦草,但是他们的信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他们在签名的后面还用打字机再打出他的名字,清清楚楚,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没有打字机,签名潦草,谁知道你的高姓大名呢?关于通信地址,也应该写得清晰些,以免误投或无法投递。
我重复说一句,希望中学在语文课中教学生写信。这是最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学生毕业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需要经常和别人通信的啊。
前年我在《语言学习》上发表了一篇《谈谈写信》,读者有赞扬的,有骂的。后来《语言学习讲座丛书》还收了这篇文章。有一位青年同志写信来批评我说:“我看了你这篇文章毫无所获。我看见的是你摆起大学教授架子来训人。你教过我们写信没有?”现在《自学之友》的编辑同志又要我谈写信了。
我答应了编辑同志的要求,我准备再挨骂。
我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把旧话再说一遍,加以解释。
第一件事是写信要字迹清楚,不要潦草。这首先是礼貌问题。字迹清楚是表示对收信人的尊敬,特别是对长辈应该如此。字迹清楚可以节省收信人的看信时间。否则收信人看了半天看不懂,不耐烦看下去了,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最近有一位青年同志写信给我,想考我的研究生,字写得太潦草了,有些字还是他自己发明的草书,我看了半天才看懂。我老了,不想收研究生了。如果我要收研究生的话,恐怕我也不收这样的研究生。因为——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吧——我认为,连字都不肯写端正的人,要他用严谨的态度来做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自己的姓名要写清楚。糟糕的是,不少青年同志写信给我,姓名写得十分潦草,看不清楚。我写复信时,在信封上只好照描,信寄得到寄不到我不负责。地址也要写清楚,否则复信也会收不到的。
第二件事是写信封要合规格。我经过几年和青年同志通信后,看见不少同志写信封不合规格,我感慨地说:“中小学语言教师应该教学生学会写信封!”
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如果是横写的,应该在信封1/3处写,不应该顶格写。因为信封的右上角是要贴邮票的。即使留有余地贴邮票也不好看。
收信人的姓名后面要加上“同志”、“先生”等字样。这也是礼貌。问题古今中外,都遵守这个规矩。“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人不懂这个规矩了。甚至机关干部发公函,也有不称收信人为“同志”或“先生”的。有的青年同志在信内称我为尊敬的王力教授,而在信封上却光秃秃地写个“王力收”。可见他不是不尊敬我,只是不懂写信的规格。我在上次《谈谈写信》里讲了这个问题。有一位同志写信来批评我说:“同志是光荣的称号,如果你是个劳改犯,也叫你同志吗?”这话是不合逻辑的。我并没有让你把劳改犯尊称为同志。你不叫我“同志”,叫声“先生”总可以了吧!
有的同志在信封上称我为教授,但是把“教授”二字写小些,有的把“教授”二字放在括号内,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看见过的。既然教授是个尊称,为什么要写成小字或是加括号呢?这也是不合规格的,应该改正。
信封上不要写“父亲大人安启”或“王力伯伯收”等字样。因为信封是给邮递员(或送信人)看的,邮递员不应该把你的父亲称为他的父亲,也不必把你的伯伯称为他的伯伯。为了这件事,我更挨骂了。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们习惯上写‘父亲大人安启’,否则,他老人家不高兴,亲戚朋友也笑掉大牙。”一位中学教师来信说:“叫我怎样教学生啊?这是违反社会习惯的。”
另一位读者来信说:“信封上写什么得依照习惯,不能由苏步青、王力来规定。”(大约苏步青教授也批评过。)我诚惶诚恐,不敢规定什么。至于说是社会习惯,则不尽然。我曾经问过北京、上海等地的人们,他们并不写“父亲大人安启”。我有8 个儿女,大的63岁,小的27岁,他们写信给我,也并不写“父亲大人安启”,我并不生气。我要声明,这并不是我教他们的,而是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社会习惯,是不在信封上写“父亲人”。有人要求我拿出前辈人的证据来,这并不难。许多世家子弟藏有祖先家信,可以作为证据。
许多人用的是机关学校的信封,而没有加上自己的名字,那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令人误会是机关学校的公函。至少应该加上自己的姓,以免引起误会。有人不用机关学校的信封,但也只写机关学校的名称,不写寄信人的姓名,那就更不妥。
第三件事是写信要开门见山,不相干的话少说。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共写了9页信笺,说他的身世,说他的遭遇,说他要为“四化”作出贡献,说他的宏伟计划,最后才说:“请你寄给我一套《古代汉语》。”(他不知道写书人没有书出卖。)今天我收到一位老同志的信,共22页,索性先来一个大纲:(1)自我介绍;(2)学术见解;(3)科研规划。最后才说出一点小小的要求。我说这样写信没有必要。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汇报情况;第二类是有所要求。在后者的书信里,应该是开门见山,不宜拐弯抹角。
第四件事是写信要明白如话,不要掉书袋,不要写半文不白的语句。人为什么要写信?这是因为远隔两地,不能对面说话,只能写信以代面谈。所以我们写信应该和日常谈话一样,这样才令人感到亲切。如果你掉书袋,对方会觉得你是卖弄才华,反而感到不亲切了。况且文言文不是容易学会的。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十载寒窗,还有许多人写不出通顺的文章,考不上秀才。今天我们要学各种科学,如果同时学写文言文,那就更难。这几年来,和我通信的青年,写半文不白的信的,多数是不通顺的。前年我在《谈谈写信》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青年同志在病床上给我写信,说是,在“弥留”时写信给我。一位读者写信批评我,说我不应该挖苦青年。其实我并不是成心挖苦青年,只是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让青年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写半文不白的信,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毛泽东同志多次告诫我们不要写半文不白的文章,我们应该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又有一位读者来信说:古代成语有许多好东西,应该继承。这位同志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古代成语,古代成语有许多已经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里,我们日常谈话也用得着它们,为什么不能写在书信里呢?我反对的是已死的古代词语和“也、矣、乎、哉”一类的文言虚词。写信应该明白如话,你平常和别人谈话不说“也、矣、乎、哉”,你在写信时,最好也不用“也、矣、乎、哉”。
第五件事是口语里没有的词语不要写在书信里。我在《谈谈写信》里举“您们”为例。口语里不说“您们”(nin men),书信里也就不该写“您们”。关于这件事,我受到很多的攻击。有人写文章和我辩论,说“您们”是不应该反对的。昨天我还收到一篇短文,说“您们”是新生事物,叫我不要枪毙它。我一向主张言文一致,所以我反对写“您们”。但是我并没有权力枪毙它。“您”(nin)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在北京一带流行;从前还有个“怹”(tan)字,现在不用了。但是,口语里并没有“您们”和“们”。那也不要紧。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您们”,不见得就是没有礼貌。刚才说的那位同志和我辩论的文章很有分量。他说最近话剧《丹心谱》里用过“您们”。我说,《丹心谱》作者写“您们”是他的自由,但是演员在舞台上说ninmen则是不妥当的,因为口语里没有的东西,说出来不真实。这个问题不很重要。既然许多人反对,那就各行其是吧。写到这里,我查了一查《现代汉语词典》,词典里只收“你们”,不收“您们”,那是对的。不写“您们”,那么,要写尊称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旧版《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说:“注意:复数不说‘您们’,只说‘您二位’‘您几位’。”有人批驳说:“如果有360个人,难道要说‘您360位’吗?”我认为,旧时说“诸位”,现在说“同志们”不就可以代替“您们”了吗?对父母也不必说“您二位”,可以说“爸爸妈妈”。再者,就叫“你们”也不是没有礼貌。叫“你们”也未尝不可。
末了,附带说一说,许多人写好信后把信笺折成方胜形,我看大可不必。(方胜,指古代妇女戴的方形的首饰,用彩绸等制作,由两个斜方形部分叠合而成。这里指这种形状的东西。——编者注)这是封建社会的习惯,最初是表示爱情。《西厢记》说:“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折成方胜的信就寄给随便什么人了。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打开信封后,还要费工夫把方胜拆开,才能看信。这对收信人是不方便的。希望同志们把这个习惯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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