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世界里，800年前由约翰王盖上印玺的《大宪章》是基本权利和法治的同义词。在美国，从“茶党”（观察者网注：茶党运动可以追溯到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革命的代名词。当代茶叶党在2009年获得重生，主要针对奥巴马政府的社会改革政策）到说唱歌手Jay-Z：每个人都在颂扬它，每个人都在借用它。Jay-Z最新的一张专辑，就被命名为《大宪章圣杯》。
然而支撑起《大宪章》声名的，不过是许许多多的人云亦云。首先，它没有收到实效。事实上《大宪章》并未取得成功。约翰是个软弱的国王，把国库里的钱浪费在徒劳无益的对法战争中：为负担起这场在欧洲大陆上的争战，约翰王一次次地加税，终于激化了地方领主的叛乱。他们强迫他签署下《大宪章》。然而约翰转身便宣布废弃这份墨迹未干的文件，领主们则计划将他逐下王座。死亡及时到来，让他逃过了这一劫。
约翰死后第二年，其幼子（观察者网注：亨利三世其时只有9岁）重颁《大宪章》，但这次的版本删掉了一些条款。13世纪，《大宪章》被重颁了许多次——如今英国国家档案馆展示的是1297年的版本，它也是英国法律所体现的版本。在最原始的那版《大宪章》里，君权几乎没有受到限制。
第二个说法是，《大宪章》是第一部立宪文本。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伍德罗·威尔逊于1908年写道，《大宪章》是立宪制政府的基石。但事实上，那个时期不论是英格兰还是其它地区，都出现了类似文件，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要求汇集成了法典，《大宪章》不过是其中的一份。
第三种说法认为，《大宪章》敲响了自由的钟声。但随便翻一翻这份文件，就能发现许多可疑的地方。在某项条款里，如果债务落到了未成年继承者的头上，放债的犹太人就不能再收取利息；而另一条则写着，在一些谋杀案里，女人不能作为目击证人；还有个条文规定泰晤士河里不准设渔栅。
那么，《大宪章》为何会受到如此的尊崇？这还要回溯到17世纪早期。当时，下议院众人及著名法学家爱德华·柯克爵士（观察者网注：柯克大法官，1628年《权利请愿书》起草者之一）正同斯图尔特王朝的君主们展开权力争夺，是他们复活了这份文件。他们争辩说，直到1066年诺曼底征服以前，自由的英格兰人还享受着一系列的权利与特权，而《大宪章》正是它们的载体。如此一来，作为昔日荣耀的表征，古老宪政的组成，《大宪章》被捧上了神坛。
事实上，《大宪章》是精英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贵族们首先要维护的，是自己的特权。比方说，当他们提到同侪审判时，他们指的并不是陪审团审判。实际上，在1215年时，当代人概念中的陪审团审判尚未出现，人们常常通过“神判”来决定嫌疑人的命运（观察者网注：physical ordeal，指通过考验嫌疑人的身体，让神灵判断其是否有罪。比如让嫌疑犯手捧炽热的铁块行走一段距离，之后将手当众包扎起来，三天后再当众拆除：如果手上完好无损，就是无罪，如果有水泡或者溃烂，就是有罪）。所谓同侪审判，意味着贵族们可以不必接受平民的审判，而平民当中，也许就有国王指定的法官。
在整个嚣乱的17世纪，各路政治反对派都热衷于抬出《大宪章》来，奥利弗·克伦威尔因此才把《大宪章》谑称为“大屁章”（观察者网注：Carta 与 Farta，只相差一个首字母）。到18世纪，议会主权替代了君主专制，但改革者们仍然言必称《大宪章》，不过这时是把原本指住国王的矛头，转向议会罢了。
得益于柯克的阐释，《大宪章》穿越了大西洋。早在1687年，威廉·潘恩就发行了一版《大宪章》；而在17世纪，许多殖民地把它纳入了当地的法律体系。随1765年《印花税法案》的颁布（观察者网注：英国议会通过的这项法案规定美洲殖民地所有出版物、法律和商务文件加贴印花税票，这是引起殖民地动乱的一个原因），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同时发现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意象：横暴的专制政府正侵犯着古老的权利——他们也因此引用《大宪章》里的不同条款，号召人们起义。开国之父们以为自己在起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时借鉴了《大宪章》，——比如说“正当法律程序”这一项条款。实际上，这个词组要到14世纪才被增补入英国法的《大宪章》。
自此以后，美国人对《大宪章》的热衷就超过了英国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三次就职演说里称《大宪章》是“民主愿望”的体现。二战时，温斯顿·丘吉尔为了争取美国加入欧洲战场，提出要送给美国人一份《大宪章》的原始版本，到头来却发现英国政府手里并没有这份文件（观察者网注：1215年约翰签署的第一份大宪章并未被保存下来，四份同时期的抄本现分别存放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1957年在《大宪章》签署地兰尼米德竖起纪念碑的，是美国律师协会，而非英国人。（但在今年，英国人开始着手补救，他们炒起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比如说，伊丽莎白二世亲往兰尼米德。同《大宪章》有关的商业活动亦如火如荼：有只橡皮鸭子名叫Magna Quacka，正同《大宪章》谐音。）
对美国人而言，《大宪章》具备了所有值得尊崇的条件：它很古老，它充满了英国味儿，再说，也没人真正读过它，用它来解决燃眉之急再趁手不过。一个世纪以前，塞缪尔·冈珀斯把《克莱顿法案》称为劳工界的《大宪章》；而不久前《国家环境保护法案》还被叫做“环保大宪章”；法官们在断案时也频频引用这份文件，从宝拉·琼斯控告比尔·克林顿性骚扰案，到关塔那摩监狱被扣押者的请愿案，概莫能外；在反抗奥巴马医改时，“茶党”更时不时要在官网上提一提《大宪章》。
尊捧《大宪章》的现象并不只在美国。莫罕达斯·甘地就南非种族平等问题展开辩论时就引用过它；在导致其被囚27年的那场审判上，纳尔逊·曼德拉也抬出了这份文件。看来，死抓着这份古老法律文本的封壳，却罔顾其原意的，并不只有美国人。和圣杯传说如出一辙，《大宪章》神话的分量，亦远远超过了现实。
（原文载《纽约时报》，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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