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自梳女”兴起背景探析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作者：李宁利，周玉蓉
19世纪中叶以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兴起了一种女子群体相约不嫁的风俗，她们通过一定的仪式，自己把头发盘成发髻，宣布独身终老，这一群体被称为“自梳女”。据番禺县人邬庆时记载：“光绪、宣统年间（1875～1911），南村人口多达数千人，一年之中，女子出嫁者不过数人。至1905年甚至无一人出嫁。”直至今天，在珠三角一带还有为数不少的自梳女健在，均已年过花甲。
“自梳女”群体倍受关注，学者们主要探讨这种习俗的起源。代表者是托普莱和萧凤霞，托氏认为自梳女兴盛于19世纪末，随着缫丝业的高度发展，需要大量女工，妇女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从而促使女性觉醒，逐渐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这种观点以后被多位学者认可，包括斯多卡和苏耀昌。但也遭到萧凤霞等学者的质疑，萧氏认为单纯经济原因难以解释为何自梳风俗在财富殷实的大户人家也比较流行，这些家庭并不用女儿作为劳动力以帮补家用？她进一步认为，自梳女习俗可能与华南地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集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由此推测该习俗可能在19世纪前半叶就已经存在。香港学者叶汉明认为：“‘自梳’，是女子本身自由、主动和有意识的决定”，它产生于“中国华南社会父权文化与自梳女及姊妹群次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并且，他认为“个人价值（自由、贞洁）和群体文化是自梳女的力量之源”
以上研究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第一，如果单从经济方面解释自梳女产生的根源，难以让人信服，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女子群体相约不嫁？第二，如果说自梳是女子的主动选择，为什么只有珠三角地区的女子具有这种反抗行为？为什么只有她们具有追求自由、保持贞洁的价值观念？第三，到目前为止，关于自梳女兴起时间的争论一直没有让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将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入手，回顾19世纪珠三角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对女性劳动者的影响，以寻求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使有关自梳女起源的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
“不落夫家”是岭南地区古越人的婚俗残余。这种风俗在古越人后裔壮、侗、水、苗、瑶和黎等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称为“坐家”或“不落家”，是指女子婚后仍居住在娘家，不住夫家，等怀孕后才正式到夫家过夫妻生活。宋代《太平寰宇记》载:“古党洞（废党州）夷人索妇，必令媒人引，女家自送相见后，复即放女归家，任其野合，胎后方还，前生之子例非己有。”明代《赤雅》载:“娶日，其女即还其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合，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始称为妇也。”《粤西丛载》卷二十四载:“南丹溪峒苟人呼为僮……婚不避姓，时上元中元春秋社日。男女答歌苟合，至有妊娠始归夫家。”
在古越人居住过的汉族地区：珠三角、福建惠东地区、海南儋县等同样存在“不落夫家”风俗。这种风俗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主要原因是历史上这一地区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封建王朝鞭长莫及，形成它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因此，在古代岭南形成“土著者居于乡，率皆桀黠傲慢，不畏官府”的局面。清初王士祯的《池北偶谈》中说：“粤（广）东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古尚存古风耳。”其次，珠三角又是岭南地区的中心，开发早，程度高，中原王朝常在该地实行特殊政策与措施，既利于土著文化的保留，又利于外来移民休养生息，外来文化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而很难取代当地文化，保留更多古越人遗风。如广府系居民使用的粤方言主要是汉语与壮语相结合的产物，而壮族是已被公认的古越人的后裔。另外，二次葬、迷信、嗜食蛇等这些现今仍存在的风俗，均可以说明古越人文化在这里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林语堂说广东人的文化是“在表面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
有关珠三角地区“不落夫家”的记载有如下几则：乾隆《顺德县志》云：“旧习女子未嫁与邻姊妹处，谓之金兰。嫁则视夫如仇敌，率数日返，岁以时节至，必食母之食，强之则以死誓，非嫁三四年或孕，不守妇道也。父母畏其轻生，贻讼累，亦即听之”；《顺德县志·清咸丰三年刊本》（1853年）记载：“乡中处女，每与里女结为姊妹，相为依恋，不肯适人。强之适人，归宁，久羁不肯归夫家，甚或自缢、自溺。”清同治十年（1872年）刊刻的《番禺县志》载：“粤中士大夫家壶教最修?.然其俗尚气矜，往往厉其节至于过中。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
珠江三角洲一带盛行的“不落夫家”婚俗，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明显不同。首先，前者受传统礼教的约束较严，终生恪守“守贞”、“从一而终”的信条，婚后在娘家居住时，既没有和其他异性交往的自由，农忙节庆回夫家时也不能和丈夫同房，很难怀孕，所以，大部分人错过生育的年龄，终生不返夫家，直到临终前到夫家谢世，只有她们存在“不落夫家”之实。而少数民族地区“不落家”的已婚妇女，在娘家期间仍有与其他异性交往的自由。直至解放前，在黎族的“放寮”、布依族的“赶表”、壮族的“歌圩”和侗族的“行歌坐月”等等活动中，“不落夫家”的妇女都可以参加，而且可以和丈夫以外的男子发生性关系。相对而言比汉族地区不落夫家妇女返夫家的机会更多，住娘家的时间缩短。其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不落夫家”女子具有群体结拜行为，她们拜结“金兰姊妹”，互相监督，互相研究不到丈夫家生活的策略。为了避免怀孕，在新婚之日，新娘在金兰姊妹的帮助下，穿上特制的衣服，上下密不透风；还有人携带剪刀、绳子等工具，以防丈夫迫近自己的身体。这种特殊的“不落夫家”婚俗的存在给后来的女子“联袂不嫁”——“自梳女”的出现提供了生存土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区的“不落夫家”是真正的终生不和丈夫一起生活。但她们和稍后产生的“自梳女”独身群体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有名义上的丈夫，而后者没有。有学者把“不落夫家”兴起的时间完全等同于自梳女兴起的时间，从而认定自梳女也兴起于19世纪前期。实际上“自梳女”这一专有名词的产生以及它的特定含义的推广，据笔者估计应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为成书于民国时期（1922年）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仅提到有女子结拜金兰、相约不嫁的现象，但并没有给这种现象一个准确的命名，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自梳女”一词。因此，自梳女兴起于20世纪，“不落夫家”为自梳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基础，兴起的原因与珠三角缫丝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1.男少女多与女性生存压力
珠江三角洲地区具备良好的水土光热资源，农作物生长周期短，产量高；河汊密布，大片的水域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水生食物来源，既利于水产捕捞和养殖业，又利于农耕，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生息繁衍，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同时这里水网密布，人多借舟楫之利，更方便贸易，“人多务贾以时逐”，商业发达，流动人口较多。唐宋以来的几次移民更加速了该地人口的增长。但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分布着高低不一的山丘，土壤肥沃的平原主要靠河流淤积和人工围垦而成，并不是所有的滩涂都具备围垦条件，因此这里向来土地珍贵，地狭人稠，生存压力较大（见下表）。
档案馆的原统计表中人口密度超过250人/平方公里的县市共有16个，70％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从上表中可看出该地人口非常密集，远远超过三角洲以外的其他各县。
并且，宋代以后，岭南地区一直存在着男少女多、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又由于生存压力巨大，妇女需要和男子一样去承担生活的重担。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指出：“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特宜妇人。盖阳与阳俱则相害，阳与阴相求而相养也。余观深广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里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虚（圩）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同书“惰农”条记载：“深广，旷土弥望，田之所耕，百之一尔?.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己则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焉。”明代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余初到横，入南郭门，适成市，荷担贸易，百货赛途，悉皆妇女，男子不十一。”明董传策《渡左江诸泷记》（载《古今游记丛钞》第8册）：“村墟市果菜及担负行者，皆妇人，盖其俗如此。”以上几则记载都显示妇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这可能与男少女多的人口自然状况有关。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古代岭南人聚居地之一，同样存在男少女多的状况。辛亥革命以前，或许重男轻女思想，使得史籍中对女性的记载较少。由于人口的性别比在较长时间内一般相对稳定，所以以南海和番禺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的人口数据为例，同样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南海县建国后的1953～1990年37年间，全部年份人口性别比例均是女多于男，仅1953～1966年这13年间，每年统计的资料均显示女性总人口比男性多3～4万人。根据《番禺县志》第三编记载：“全县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多数年份，男性比女性少?.建国后，根据四次人口普查，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女均多于男。”又据《番禺县镇村志》，建国后4次人口普查，各镇人口全部是女多于男，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另外，建国后高明、肇庆、中山、三水等地几次人口普查男女两性比例均为女多于男，“三水县男少女多状况一直维持到建国以后”
女多男少的人口状况，导致女性减弱对于男性的依赖，自食其力。《顺德县志》中还记载很多家庭均是由女性组成，孤儿寡母，甚至“一门三孀”，男性要么死亡，要么远渡重洋，这就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性非常能干，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社会的主要劳动者。
2．桑基鱼塘农业生产方式与女性经济角色
珠江三角洲位于南亚热带，濒临南海，其气候特征为高温多雨，热量充足，土壤肥沃，适宜种桑养蚕。并且，从明清时期开始，随着三角洲人口大增，对土地开发和利用率提高的要求更为迫切，为了解决洪涝水患与生产发展的矛盾，人们发明了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方式。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鱼塘主要分布在顺德、南海、番禺、香山等县，尤其是顺德境内，堤围密布，约占三角洲堤围半数。据明万历九年（1581年）统计，南海、顺德、番禺、三水、高明等县共有纳税鱼塘16万亩，约合基塘40万亩，其中南海、顺德各约10万亩。清末，南海“境内桑田以江浦、黄鼎、主薄为多，.十亩桑田，浓荫绿缛，且各处均有桑市。即此数处而论，桑田不下数千顷”；“县属养蚕之家，以西樵各乡为最盛，约有万余家，其余所在皆有，实在数目一时未详”。顺德龙山乡“咸丰前尚有禾田，后悉数变为桑基鱼塘”，全县种桑面积达30万亩以上，而稻田面积不及总耕地面的1/10。
在基塘农业生产中，妇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很多活计如采桑、养蚕、养鱼等并不需要比拼体力，正所谓“老弱妇孺均可参加”。因此，该地的妇女是田间地头耕作的主力军，正如文献记载“（南海）九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妇女喂蚕，其土无余壤，人无敖民。与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相比，珠三角地区蚕桑生长期短，成熟快，劳动强度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未婚女子大多是家庭的主要劳力，女儿出嫁会对娘家造成损失，“不落夫家”和“自梳”可以得到娘家的默许。
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女性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珠三角地区的女性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妇女的经济角色，这为自梳女的产生提供经济基础。自梳女产生于珠三角地区，而以顺德的均安和大良、南海的西樵和简村分布最为集中。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南海县民族资本家陈启源在他的家乡简村创办全国第一家用机器缫丝的工厂——继昌隆缫丝厂，接着，龙江、龙山和顺德各地相继仿效，直至顺德成为全省蚕丝业中心，经济盛极一时。在南海县，“当时官山有缫丝厂约七间，每厂约有女工五百人?.光绪年间，丹灶塱心绉纱织造是鼎盛时期，村民约有七千人，从事此项生产的就有五、六千人，..以妇女为主负担此项工作，有一些男子也参与这项劳动”。1887年南海县机器缫丝厂有68家，丝车34600台，由于蚕丝业发达，就业机会多，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丝厂工作，经济独立，又想摆脱家庭的束缚，直接导致“自梳”风气的产生。
3.20世纪缫丝业的发展与自梳女的兴盛
自梳女兴起与珠三角缫丝业的发展关系密切，她们出现的两次高峰均与丝织业的兴衰有关。“自梳”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丝价暴涨（1915年，每担生丝约为港币600元，到1921年，已涨至2400元），极大推动了蚕桑业的发展。1925年，顺德县大型缫丝厂已发展到135间，占全省总数的80.8％；在1928～1937年间，顺德、西樵两地有织机近万台，形成顺德蚕桑业的全盛时期。在丝厂做工的几乎都是未婚女子，自梳风气出现第一次高潮。“民国22年（1933年）《番禺人口调查报告书》载：‘全县自梳女共7011人。’其中一区1055人，二区4908人。”南海某乡，“该乡抗战前连续八年，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通通都‘自梳’起来。又据解放初在与简村为邻的杏头乡调查说明，该乡1523个女人中，就有200多个‘自梳女’”
自梳女兴起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由于丝织品销量锐减，加上日本生丝和人造丝的倾销，我国生丝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受到严重打击，价格暴跌。至1934年的下半年，生丝价格跌到每担302元港币，为最高价的1/7，外销量压缩到只剩原来的1/5，大量丝厂倒闭，整个蚕桑业濒临崩溃。由于丝业衰落，妇女在家乡谋生艰难，听说国外赚钱容易，便满怀希望远涉重洋，去新加坡等地作女佣，这些女佣中90％都是自梳女。笔者2003年8月1日在顺德均安镇沙头村调查，当地黄姑太说直至解放前3年，很多女的出去新加坡做工“搵钱”，在当地已形成一种风气，同村姊妹互相帮忙，先出去的通过“水客”捎信、物品给家人，然后“水客”再在当地招募12岁左右的女孩带出去，在最高峰时期女子10个中有9个不嫁。无独有偶，现在均安镇沙头村成为健在自梳女最集中的地区，几乎所有的姑婆都有出洋的经历。
自梳女兴起的另一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变革，使生活在该地的人接受更多新观念、新思想。19世纪时期，珠三角地区社会发生剧烈动荡：首先是禁烟运动，随之而来就是鸦片战争，随后又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珠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反抗侵略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变革社会的发源地。这种相对宽松、活跃的社会政治环境为自梳女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社会的变革必然引起观念的改变，相对而言，珠三角地区观念较开放、自由。以反缠足为例，早在1883年，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就在老家广州南海，联合一些开明乡绅，创立不缠足会。1896年，康有为、康广仁又在广州成立粤中不缠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与康有为齐名的另一位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积极从事反对缠足的活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申明禁止妇女缠足。辛亥革命以后，妇女们除了在衣服鞋帽和发型上追求新颖外，也将缠过的小脚放大，以配合新的鞋。这种情形最先开始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该地的女子最早接受“天足”观念，而且积极响应，充分说明这里社会环境较为开放。
从宋代开始，随着中原移民大规模南下，儒家文化在珠三角地区传播更为迅速。中原地区士大夫们大力褒奖“贞节烈妇”，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信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们过分强调贞节，致使妇女把贞节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县志中经常可见类似如下的记载：“康氏，龙山万祥女，许聘龙江教谕肖嘉元子梦全。年十九，梦全卒，闻讣吐血数升，嘱婢勿告父母，旋奔丧抚棺大恸数绝。翁任乳源家儒，素纺织养姑，以侄齐锡嗣，婢桂彩亦感之，终身不嫁。”仅据《顺德县志（清咸丰和民国合订本）·列传·烈女》记载，清朝康熙年间“未嫁而夫死守节者”，受到旌表的共有9人，其中6人有传；雍正朝的“聘妻”（未过门的媳妇），丈夫死后，“奔丧守节”者，受旌表的共有61人，其中20人有传；乾隆朝“聘妻”奔丧守节的共有42人，都有传；道光朝的“聘妻”奔丧守节者，向朝廷请旌的就有2000多人，同时还出现不嫁的养亲孝女10人，均有传。与上述资料类似的“贞洁烈妇”真是举不胜举，“贞洁”成为评判妇女的价值标准，并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养亲不字”的孝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守贞行为为自梳女提供了社会的合法地位，她们的“冰清玉洁”的处女之身使她们被社会所认可。
其次，自梳女们也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地位，依靠姊妹群和姊妹伴群体组织，极力争取摆脱婚姻家庭的束缚。由于她们多数人对男人有偏见，害怕过夫妻生活，害怕生孩子，害怕受公婆的气，独身不嫁成为青年妇女追求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自由、自食其力的价值观成为当时最有感染力的价值观，使她们引以为荣，并成为她们独居生活的精神支柱，这是促使自梳女兴起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三，鸦片战争以后，澳门、香港分别被葡萄牙和英国占领，西方文化首先在这里立足、渗入各个文化层面，其中开放、自由的价值观念，对于女性地位等问题的看法随之传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某些观念逐渐被接纳、效仿，这为自梳女的兴起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环境。西方国家历来有尊重女性的习俗。近代英国尊重女性成为绅士风度的一种象征。晚清时访问英国的刘锡鸿说：“英人无事不与中国人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家事皆妻唱夫随，坐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在交际场合应当随时以其行动表明对女子的尊重，“LadyFirst”，为女性让路，去朋友家做客，非常尊重家庭主妇。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对女性的约束较少，观念较为开放。这种开放、自由、尊重女性的价值观念的传入，为自梳女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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