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电 — 阿金·伊佩克（Akin Ipek）是土耳其最富有的人之一。警方突袭他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电视广播公司时，他正在伦敦公园塔酒店（Park Tower Hotel）。这场突袭是个全国新闻，因此伊佩克打开笔记本电脑，观看了这幕令人不安的景象，观看了他数亿美元的帝国遭到袭击的实况直播。
视频里是一段像怪异的电影画面一样的对决。一片混杂的尖叫声和劝说声中，一位电视广播公司的新闻编辑劝说警官离开，然后把自己和一个影片摄制组一起关进了地下控制室。接下来七个半小时里，在警方去而复返以前，这位新闻编辑一直在对着摄影机说话、用他的 iPhone 接电话。其中有一个电话就是伊佩克打来的，他指责称，政府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当时我很震惊，也很生气，”伊佩克近来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表示，“但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几天后就会离开。他们没理由留在那儿。”
然而政府并没有离开。这起突袭事件只是伊佩克将要遭到的一系列灾难的开端。和那位编辑通过电话几个小时后，2015 年 10 月 28 日，他的布甘电视台（Bugun TV）停播了。他那旗下有 22 个子公司的 Koza Ipek 集团如今已经成为了国有资产，由国家运营管理。
事实证明，整起事件只是一次预演。去年 7 月 15 日，一场意图推翻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政府的政变失败后，土耳其政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查抄充公行动。自那以后，已有 950 多家公司遭到了查抄。据说，所有这些公司都与穆斯林传教士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有联系——土耳其领导人称，葛兰策划了去年那场政变。
从小型果仁蜜饼连锁店到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土耳其政府目前已经篡取了大约 110 亿美元的公司资产。现代经济史上很少有这样系统性掠夺财产行为的先例。几千名被剥夺产业的高管们纷纷逃往美国纳什维尔、芬兰赫尔辛基等遥远的海外城市。另一些不那么幸运的高管沦为了阶下囚，成为了一场大规模监禁行动的受害者——除了这些高管以外，被清洗的还有军人、法官、警察和媒体人，一时间，监狱里涌进了 50000 名新囚犯。
土耳其经历了数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有一个欣然接受民主思想的伊斯兰政府，曾一度被认为是全球大型新兴市场之一。旅游业蓬勃发展，全球各地兴建了数百个商场。2003 年进入土耳其后，星巴克在这里开设了数百家门店。
但是在土耳其，政治与经济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那场政变带来的后果损害了经济。查抄企业的行动也改变了国际商业圈对土耳其的看法，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们对土耳其领导阶层的评价。
土耳其里拉如今正在大幅贬值，海外投资相较去年已经减少了一半。三大评级机构将土耳其政府的债务评级下调至垃圾级。这点和其他一些因素重创了疑似与葛兰行动有联系的公司。
“我们看到了土耳其的新情况，它如今已经转向了独裁，”全球风险咨询公司 Stroz Friedberg 的员工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说，“现在这个国家（的债券）在交易市场上很难卖出。”
土耳其向商界“敌人”开战的行为，以及伊佩克从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到人民公敌的形象转变，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许多震惊这个国家的动荡事件。
伊佩克被指控参与了葛兰策划的谋反行动。葛兰是一位 76 岁的隐士，1999 年他逃离了土耳其，目前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山。
几十年来，葛兰一直在宣扬一种来源于伊斯兰教的神学，致力于和平、科学和民主。他领导了 Hizmet 运动（意为“志愿服务运动”）。在土耳其海外，他最知名的举动就是在土耳其全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兴建了许多学校，包括在美国的 120 所特许学校。Hizmet 曾资助美国政治家代表团飞往土耳其访问。
而在葛兰的反对者看来，葛兰的善举全都是巧妙的伪装，他的传道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财源滚滚的巨大企业，力图推翻土耳其政府。他和他的追随者在土耳其 Hizmet 学校教导青少年，鼓励他们到政府机关尤其是司法系统里找工作，比如去当警官、检察官和法官。
政府里的葛兰追随者为身在企业领域的伙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批准执照、颁发许可证、阻挠竞争对手。支持葛兰的企业家知道，国家机关的工具可以为他们带来财富，而如果土耳其政府没弄错的话，葛兰最成功的门徒就是伊佩克。
突袭事件发生不久后，政府签发了对伊佩克的逮捕令，并表示，他曾为警方口中的“法土拉恐怖组织”洗钱，涉案金额巨大。他的资产被冻结，并逐步遭到了查封——去年他的豪车最先遭到了查封，一直到最后，他所有的房地产和银行账户也被没收充公了。六月，检察官宣布，他们会向伊佩克提起诉讼，要求法庭判处他 77 年的监禁。不过伊佩克并不打算回土耳其。
目前在伦敦定居的伊佩克正努力想要洗清自己的罪名，以某种方式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他说他并没有为葛兰提供资金支持，也没有得到过葛兰追随者的帮助。他还说，他并没有像政府指控的那样，带着几十亿美金逃离土耳其。他说，他现在的净资产只有不到 1000 万美元。
他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愤怒地表示：“我这一生没有犯过任何罪，就连交通违章也没有过。”
就政府的方面来说，要想区分事实与谎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伊佩克对他自己生活的部分描述听起来近乎牵强。在如今的土耳其，真相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模糊概念——在这里，“同盟”、“叛徒”等基本词汇的定义一直在不停变化。
针对伊佩克的指控里，至少有一项明显是荒谬可笑的。一位法官误解了一名政府调查员报告里的“smurf”的意思：这个术语指的是小金额洗钱的人，这位法官却错误地从字面上去解读了这个词，并在裁定书中写道，伊佩克和其他人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Smurf 村”进行密谋策划。
“两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证明安卡拉没有‘Smurf 村’这个地方，”伊佩克几乎是大喊着说道，“因为某些白痴在一份报告里提到了‘Smurfs’。”
53 岁的伊佩克看起来很健康，操着一口部分在英国读大学时学到的英语。他是跆拳道黑带，此前非常喜欢运动锻炼。搬到伦敦后，他就放弃了锻炼，养成了一天抽一包雪茄的习惯。他刮掉了在土耳其蓄了很长时间的胡子——胡子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土耳其语简称为 A.K.P.）里属于一种礼节需要，因此刮胡子这种行为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他们是学我的，”提到 A.K.P. 那些蓄胡子的成员时他说，“看到我的胡子以后，他们心生嫉妒，就也开始留起了自己的胡子。”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儿，笑了。然后他又说：“这是个玩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算是个玩笑。伊佩克很自信，他确实会认为，自己可能引领了蓄胡潮流。他说自己建立的豪华酒店是“世界上最棒的酒店”，而他在东南地区一个省份发现的石油是“土耳其最好的石油”。他把 Koza Ipek 称为一个“完美的公司”。
他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他充满活力，而且考虑到他的处境，他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地不屈不挠。相较近年来在土耳其乘着公司喷气飞机飞来飞去的日子，如今的他过着一种修道般的生活。他不再旅行，而是舒服地住在自己的公司在伦敦市中心所有的一栋房子里。
伊佩克说，如果要说有人帮助他成为了富豪，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他的父亲阿里·伊佩克，而不是葛兰。老伊佩克经营了一家成功的贺卡公司，旗下拥有 500 名员工，与贺曼（Hallmark）及其他公司都签有合同。1997 年父亲去世后，阿金·伊佩克接管了这家公司，最终开始寻找能带来更大好处的新机会。他买了一个银矿，然后又买了一个金矿。
（从贺卡公司到买银矿，）这个大跨度的跳跃看起来似乎不太合理。但如果你向伊佩克指出这点，他也不心虚。“当时我确实买得起那矿，”他说的是自己第一次收购的银矿，“土耳其有许多小矿区。那个银矿只花了我 100 万美元。”
2005 年，他收购《布甘报》（Bugun），进入了媒体行业。他说，那是很自然的一步，因为环保主义者反对他的一些采矿作业，他想说出自己的观点。
“在采矿业，你需要解释你在做什么，你需要坦率透明，”他说，“当时我想，与其花钱公关，我不如买下一家报纸。”
2008 年，伊佩克收购了他的第一家电视广播公司 Kanalturk。埃尔多安开始联系接触这位新兴的传媒大亨，有时候还会传召他。埃尔多安曾两次要求伊佩克收购其他报刊，不过交易并没有成功。
“他不介意，也没生气，”伊佩克回忆道，“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理性、非常条理分明的人。他正努力去做对这个国家好的事，努力加入欧盟、谈论人权。”
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里，伊佩克从一名贺卡批发商成为了一名获得国家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青睐的亿万富翁，晋升速度飞快。他说，这都是他这个“100% 白手起家的人”努力的结果。
不过，伊佩克的人生还有另一个版本，那是认识他或追随他事业的人做出的反叙述。故事始于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伊佩克之所以能够发迹，是因为他后来的敌人埃尔多安 2003 年被选为了总理。
在那之前，土耳其几十年来一直被军方支持的世俗精英控制，这些精英被统称为基马尔主义者。现在，一个保守的穆斯林突然成为了总理，他迫切需要用忠于新政府的官僚、法官和警察取代基马尔主义者。
埃尔多安与葛兰结成了同盟。当时他没有把葛兰视作对手，而是将他视作一个拥有许多高学历追随者的保守穆斯林。葛兰的追随者开始逐渐占据政府里的工作岗位。实际上，一个新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指由政界、经济界有影响力的人物组成的，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隐性团体-译注）取代了原有的政府。
受到“埃尔多安-葛兰”同盟青睐的商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土耳其正在进入扩张时代，正确站队的人收益颇丰。伊佩克似乎是这段时期最大的赢家之一，他的成功始于 2005 年对奥瓦哲克金矿的收购。
这座金矿由于 2004 年的一次法庭判决而关闭。这是土耳其环保主义者为数不多的一次胜利，他们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在开采过程中过度使用氰化物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令当地居民和社会活动家懊恼的是，伊佩克以某篇报道所说的“喷气式速度”获得了近十二位部长的支持，并在不久后重新开启了这座金矿。
几个星期后，当地人和环保活动家在一次抗议游行中遭到了 Koza Ipek 公司矿工的袭击。录像显示，伊佩克出现在了袭击现场。前 Koza 公司员工也表示，伊佩克曾参与组织这起暴力事件，伊佩克则否认了这一点。针对该公司的一起诉讼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原告律师阿里夫·坎吉（Arif Cangi）表示：“我们在袭击事件后立即提起了诉讼，但检察官直到四年半以后才开始处理这个案件。目前他们仍然没有做出判决。”
观察者表示，只有少数指定人员才会获得政府在管理和法律方面提供的这些帮助。有抱负的企业管理者需要与葛兰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需要为他的运动提供资助。据估计，这种资助在峰值时至少有 150 亿美元。
曾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詹姆斯·F·杰弗里（James F. Jeffrey）表示：“我的商界朋友对我说，‘永远不要卷入与一家葛兰主义公司的斗争，他们会把案件提交给葛兰主义法官。不管事实如何，你都会输掉官司。’”
与葛兰的联系最终成了一种不良负债。到了 2009 年，埃尔多安开始觉察到，葛兰想要回到土耳其并管理这个国家。
一开始，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遭到泄漏的布道。例如在一次布道中，葛兰敦促他的追随者“进入体制的各个脉络之中，并且不让任何人注意到你们的存在，直到你们进入所有权力中心。”他还说，这些人在就位以后应该静静等待，“直到你们把土耳其宪法机构的所有权力掌握在你们手中”。
与葛兰最为接近的人表示，这些训诫和他的密谋并不令人吃惊。
土耳其最著名的葛兰主义报纸《时代报》（Zaman）前主编候赛因·古勒斯（Huseyin Gulerce）表示：“葛兰是伪装成小红帽的大灰狼。他沉迷于统治世界。”
后来，对于葛兰的怀疑得到了决定性的证实，当时一群葛兰主义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埃尔多安忠实追随者的腐败调查。2013 年年末，这场运动达到了顶峰：埃尔多安的儿子遭到了腐败指控。从那以后，两股势力开始了公开的冲突。
商人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需要在两个阵营之间做出选择。一种观点认为，当双方进入敌对状态时，伊佩克的财富与葛兰的联系过于紧密，因此他无法和葛兰撇清关系。
“我觉得阿金·伊佩克（Akin Ipek）是葛兰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应该受到同情。葛兰利用了他，”古勒斯说。
伊佩克表示，这种说法很荒谬。他说，他通过决心和据理力争开启了奥瓦哲克金矿。他承认自己“也许”去波科诺拜访过葛兰“五六次”，但他发誓说，他与葛兰没有任何情感或财务上的联系。
他反复表示，葛兰主义者从未形成深层政府，但研究土耳其的人几乎不会相信这一点——除了葛兰主义者。此外，他关于自己仅仅是葛兰仰慕者的说法在 2015 年年末也出了岔子。根据一个经常上传葛兰布道的网站上的资料，葛兰在当时的一次布道中称伊佩克是“天使”，是无须回答问题即可进入天堂的 1000 名土耳其人之一。
当然，即使伊佩克是葛兰最忠诚的信徒之一，以缺乏正当程序的方式接管公司的做法似乎也违反了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范。土耳其国内外的许多人相信，埃尔多安将失败的政变当成了扩大权力的借口，他将许多人投进监狱里，或者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其中一些人只不过是在与葛兰有关联的银行里存了钱而已。过去一年，有超过 13 万人被停职或解雇，几十家医院、1200 所中小学和 15 所大学被关闭。
伊佩克可能最先感受到了总统的愤怒。在 2012 年两个人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会谈中，埃尔多安气冲冲地将《布甘报》（Bugun）上某篇专栏文章中令他讨厌的每一个词语读了出来。《布甘报》是伊佩克旗下的报纸。
“他不像以前那样通情达理了。我对他说：‘请把我看作你的弟弟，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实。你需要考虑整面墙壁，而不是专注于一块砖。我会让我的专栏作家表现得更有礼貌一些，但我们希望人民自由地表达个人意见。我们曾经承诺为他们提供一个自由的媒体，’”伊佩克说。
伊佩克一定意识到了他在土耳其的未来并不安全。2014 年年末，他开始逐步搬往伦敦，并在伦敦成立了一家控股公司，叫做 Ipek Investments。这家公司将控制他的所有资产。
政府目前拥有的控制伊佩克的筹码包括他的弟弟泰金（Tekin）。两年前，泰金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到监禁。伊佩克提出，如果政府释放泰金，他可以飞到土耳其代替弟弟坐牢。根据伊佩克的说法，政府回复说，你先来土耳其，我们可以谈谈。伊佩克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觉得政府会把他们两个人全都关起来。
“我知道他们之前做过这种事。”伊佩克说。
找个能谈论强制国有化的政府官员可不容易。在打了许多电话之后，埃尔多安的一位高级顾问同意在安卡拉总统办公园区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这个园区于 2014 年启用，其中的建筑极尽奢华——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奥斯曼帝国风格、却又没有霓虹灯和喧嚣的拉斯维加斯赌城。土耳其总统就住在这里，整洁的建筑里有超过 1000 间房屋，其中许多都住的是政府雇员。
为了进入办公室，所有人都需要穿过两道金属探测门，行驶过一系列地下隧道，然后再穿过另一道金属探测门。到处都很大、很安静，而且戒备森严。来这儿就好像是访问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上掩体。
这位高级官员其实是个很和善的人，他一上来就通过翻译表明了接受采访的条件：他说，文章里不能引述其他任何人的话。当被我拒绝之后，他又有了一个想法：他愿意提供其他可以引述的信源的名字。我说这样也不行，于是他解释说，自己不能出现在一篇包含了针对土耳其的负面情绪的文章里。
当这个提议再次被我拒绝之后，他同意分享自己的看法，只是文章里不能出现他的名字，只能称他为一位“高级官员”。
这段采访前的对话反映出了很多关于土耳其执政党当下心态的信息。这位高级官员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不是因为他此前几乎没有接受过自由媒体的采访，很显然，他愿意面对不同的媒体。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出于害怕。
“别给我惹麻烦。”这话他说了好几次，每次都勉强挤出来个微笑。即使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害怕因为一步走错而危及自己的仕途，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他说：“强制国有化这些公司对市场是有好处的，我们是在对由犯了罪的公司掌控的经济进行整肃。”
他还说：“外国投资者们可不问向土耳其投资是否安全，只有记者们才会问。”
那么评级机构下调对这些企业的评级该怎么说？
他说，评级机构的意见都很主观，对土耳其企业不公平。他提到，花旗集团、波音公司等企业都正在向土耳其大举投资。他预计，2018 年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 7%。
他拒绝回答有关 950 家被强制国有化的公司都被归并到存款保险基金（Savings Deposit Insurance Fund）之下的问题——该机构现在控制着这些公司。该机构的前身的业务是拍卖破产公司——拍卖过程通常在电视上直播，既公开又透明。
现在这家基金变得沉默了起来，它没有回应置评的电话。
要想了解那些被强制国有化的公司的状态，往往需要亲自前往看一看。
对于许多公司，存款保险基金干脆赶走了公司高管，依靠现有员工维持公司运转。经营 U.S. Polo Assn. 等众多品牌产品、现在也被没收了的 Aydinli 公司就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伊斯坦布尔一个购物中心里 U.S. Polo Assn. 专卖店的售货员说：“唯一的变化就是我们发工资的日子提前了。”客流倒是保持了稳定。
U.S.P.A. Global Licensing 是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负责经销 U.S. Polo Assn. 品牌服装的公司，其首席执行官大卫·康明斯（David Cummings）说，除了监督 Aydinli 公司日常工作的董事会换了由政府指定的新人以外，一切都没有改变。他在电话采访中说：“当然了，政府这样控制一家公司，肯定会让所有人都有点儿紧张。”但他说，公司还在不断扩张。
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上一家被没收的巴克拉瓦（一种土耳其的千层酥，译注）连锁店 Faruk Gulluoglu 的经理也表达了类似的“业务如常”的观点。最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店里挤满了人，运营公司 Twitter 账号的人还有意发了一条推文，说店里的千层酥配方没有变。
不过还是有批评家说，许多公司被以非常低的折扣卖给了埃尔多安的朋友们，而其他公司则由没什么经营能力的政府死忠经营着。这期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经营上的失误。
在一家名叫 Dumankaya Insaat 的大型建筑公司被没收之后，一些未完工的住宅小区停了工，近 10000 名买房者处境尴尬。
布甘电视台以前的旧址、也就是 2015 年导播室对峙发生的地方似乎已经被废弃。5 月时，那里唯一有人在的迹象就是一位保安，他当时说没人在楼里上班。当被问到谁付给他工钱时，那位保安说是“政府”。
对于伊佩克来说，这可算是个新闻。尽管为自己的案子请了很多律师，但他对于自己的公司发生了什么几乎没有任何了解。Koza Ipek 下属的三家上市公司已经有近一年没有发布财报，在我们采访过程中，一位助理告诉他，其中一家公司的股票那天上涨了 15%。是什么导致了股票上涨呢？
伊佩克一边走向外面去抽烟，一边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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