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律+科技”领军者国际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英国大法官首席信息技术顾问Richard Susskind、IBM Watson Legal联合创始人、首席专家Brian Kuhn、汤姆森路透社法律集团市场信息部总监David Curle、Neota Logic亚太区总裁Julian Ueberang，以及来自国内法检两院、司法行政、BAT相关部门、法律科技企业的诸多人士参加会议。斑斓君作为受邀嘉宾，参加了上午活动和下午的“法律+人工智能”分论坛。目前一些媒体关于我发言的报道，未经本人审核，有的还断章取义出“互联网诉讼法”概念，甚至把他人高见“剪切”成我的观点，实在令人遗憾。现经主办方授权，将论坛部分内容与各位分享。为节约篇幅，只撷取本人参与的一部分内容，还望各位海涵。
【上午·主论坛】
主持人：30年前，牛津大学一位年轻法律学者，在博士论文里提出了一个当时被大家认为是荒诞不经、大胆离奇的设想，他认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会改变未来的法律服务领域”，当时，这个想法太过超前，并不被人认可，但他的设想已在多年之后的今天变为现实。这位年轻人，就是畅销书《法律人的明天》作者、英国大法官首席信息技术顾问Richard Susskind先生，现在请他做主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为法律公正升级换代”，有请Richard。
Richard Susskind：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本人主要关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今天我的话题涉及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我们应如何展望未来。第二，哪三大剧变正改变我们。第三，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接下来，我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有关变化的例子，同时也会和大家探讨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我们面临的一些其他选择，最后会与大家探讨如何提升法律公正。
过去，在制造业，我们卖给客户的，是我们想要销售的东西，后来则是客户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销售什么。展望未来，我们不仅要考虑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如何提供其他更加创新的核心法律服务。这里我想强调“改变”一词，因为很多领域已发生巨变，推动了法律服务模式的变化。
首先，法律技术提供方越来越多元。不仅涉及大型公司，也包括小型合伙。法律框架越来越复杂，我们需要降低适用成本，一方面，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法律服务，但也需要降低它的成本。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给现在的法律框架“做减法”，我把它称之为“去结构化”。
第二，法律服务提供方越来越多元。大型律所、咨询公司，包括法律创新科技公司都成为法律服务提供者。这类创新公司过去并不多，现在已有2000多家，而且在全球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公司法务部门数量也在上升，企业内部的法律工作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探索创新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式。
我这辈子都在思考如何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如何借助科学技术提升法院和其他机构的公正度，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公正。事实上，科技也一直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已拥有更快的宽带速度、不断升级迭代的技术水准。
科技的发展，也赋予我们更大的能力。许多事过去只有人可以完成，但现在机器可以完成，人工智能设备则具有更高的能力，比如说物联网，借助芯片就可以联结万物，还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微信，现在大家用微信聊天了。关键是，科技的进步速度不会终止，每天我们都会看到新的技术产品、新的技术体系，技术发展无止境，在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如此。
人工智能正影响整个法律行业，一开始我们对它持怀疑态度，但现在英国每个法律专业人士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十年之后，人工智能会给整个法律界带来更加难以想象的巨变。（编者注：就像每篇讨论博弈论的文章都会普及“囚徒困境”故事一样，演讲者随后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接触人工智能的历史，以及“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的演进史，这里略去。）
过去，许多法律人认为，机器永远不会像我们这样思考，永远不会像我们这样处理问题，它们最多只能机械复制专家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罢了，这类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机器之所以能够超越人类，并不是因为它会复制专家的行为和思考能力，而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它们处理数据的规模，比所谓专家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
常有人问我，机器如何有自己的判断、如何执行自己的判断，我会告诉他，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个人建议你这样问我：为什么律师的客户需要专家意见呢？因为存在“不确定性”。人们跑来咨询律师，是因为他们遇到一些未知的情况，需要律师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所以，关键不在于机器能不能作出决断，而是机器能不能帮助我们处理各种不确定的情况。
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系统，它未必会像我们一样思考，但能够更好地预测结果、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给法律领域带来了两场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机器协助我们起草各种各样的文书，帮助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一进程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第二次革命则与大数据相关，机器可以作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预测，能够分析数据和文档。在尽职调查和诉讼中，能够帮助我们准备最准确的材料，还能够分析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现在，一些国际大型律所都有自己的分析系统。通过这样的系统，他们可以帮助分析非常复杂的数据、梳理大量的信息。法律科技公司已经在尽职调查产业跑马圈地。美国刚刚发布一个软件工具，可以很快完成一个律师36万小时的工作量，帮助客户省下上百万美元，而这些工作过去是需要律师手工完成的。
展望未来，会有六类替代性解决问题的模式，涉及医学、法律、教育、会计、咨询等各个领域。
为了转型升级，我们经过了不同阶段。首先是抗拒改变、否认变化，接着是降低成本，通过外聘、外包来完成服务，接下来就是颠覆阶段。到2030年，我们会进入这一阶段，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和技术来完成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创造未来！
主持人：非常感谢Richard Susskind教授对人工智能与法律行业关系的梳理，下面请三位嘉宾与他进行互动发言。他们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中国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律师、最高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何帆处长、美国亚太法学院研究院执行长孙远钊先生。
陶律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去年也是在这个论坛上，您提到一些对人工智能和法律方面的看法，您当时还是持质疑和保留意见的。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您会不会更新想法呢？
陶景洲：谢谢主持人，前几天，围绕人工智能问题，在美国也有一场争论。一位是特斯拉的CEO埃隆·马斯克，他谈到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冲击，各国政府应当制定特别详细的规则，避免出现一个由人工智能统治我们的世界。但“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则不认同他的观点。在未来的世界，尤其对法律行业来说，到底还需不需要律师，还是让机器来统治我们、管理我们，这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不知道Richard怎么看。
主持人：您把这个问题又抛回来了。
Richard Susskind：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认为，我非常同意您刚才所说的，人工智能领域是需要法律来规制的，我们需要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讨论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AI是不是最终真正能够取代所有的律师和法官呢？没准在未来的一百年，可能真会发生，但从战略角度或从长远角度来说，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们还是需要律师及法官的工作。有人说，在未来，最好的团队就是一个律师搭配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工智能设备。但在更久远的未来，律师的部分工作会被替代，这样的未来肯定会出现。
陶景洲：过去，律师需要处理大量文件，有的案件卷宗能装十几个箱子，现在一个iPad就可以把所有的文件装下，但你还是要一篇一篇去翻查，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替你检索关键词了，甚至完成简单的备忘录。
未来律师可能会比我们入行时轻松，上班需要工作1个小时，其他7个小时都由人工智能帮你来法律的研究与起草，科技将过去奴隶般的律师职业变成了一个享乐型的律师事业，可惜我们入行太早，享受得比较少，但我想在座很多人肯定会享受这样一种比较愉悦的律师生活。
主持人：非常积极乐观的远景规划。何帆，您不仅对西方的法律体系也非常了解、著述很多，同时也参与了中国的司法改革。刚才Richard Susskind教授提到人工智能的很多方面，您怎么看待它在中国司法领域的前景？
何 帆：我注意到，今天很多工作人员的T恤上都写着'未来已来'四个字。对于人工智能，我总体上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谨慎乐观不等于盲目乐观。现在很多律所和大数据公司，都在各种场合强调“未来已来”，并宣布掌握了通往未来的钥匙。
但对我来说，未来可能不是一扇门，而是很多扇门，你打开一扇门，还有很多门在等待打开，一把钥匙打不开所有的门，有时候需要几把钥匙合开一扇门，有时候你手上拿的可能是把“假钥匙”。目前，法律领域的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距离广泛适用还有距离。
人工智能确实正对未来法院和法官的工作产生着影响。第一，改变法官的思维和判断模式。过去法官根据自己对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理解就可以作出判断，但现在可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软件，对类似案件的判决进行检索、比对和推演，进而强化自己的内心确定。当然，过去我们担心法官不说理，但人工智能将类似案件的裁判文书推送给我们的法官后，会不会出现说理“千篇一律”的现象呢？这也值得我们警惕。
第二，改变法院的诉讼流程。我们现在适用的诉讼法是在前互联网时代制定的，现在我们法院的庭审都会在互联网上直播。很多朋友告诉我，在网上观摩庭审，会觉得非常复杂繁琐、进度缓慢，类似身份识别、确认这样的问题，在庭前、在线上，都可以解决。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诉讼法也可能被互联网技术改写。现在，我们提出要制定一部绿色的、环保的民法典，未来我们也可能要对我们的诉讼法进行“优化”，使三大诉讼法都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编者注：某网站的版本是“互联网的诉讼法”，纯属以讹传讹。）
第三，改变法院的人员配置模式。人工智能会大大解放我们的司法生产力，相当一部分工作可以交给机器或有关社会组织去做，法官可以从繁冗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去下判断。
但我们必须注意，人工智能的实现其实需要大量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而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许多法院以为，那些协助法官分析问题、自动生成文书的软件，都是工程师研发出来的，跟法官没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法律人工智能之所以推进缓慢，就是因为法律人介入得不够深入、投入的“人工”太少。换言之，投入多少“人工”，机器就有多少智能。
只有我们围绕每一个案由、每一个罪名去钻研，做出能够涵盖所有法律知识的图谱，才能够从实质上推进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只提出一个概念，就匆忙宣布实现了法律人工智能，对那些踏踏实实做事情和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专业人员和公司来说，是不太公平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但应该是理性、谨慎的乐观。
除了专业人士的参与，还应该有更多数据的开放。去年5月，英国首席大法官廖柏嘉访问最高人民法院，对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公开情况和信息化程度感到非常震撼。现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点击量已接近100亿，公布的裁判文书数量已有3100多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书数据库。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强化裁判文书上网工作，完善裁判文书网检索功能，同步做好各类流程信息、执行信息和庭审信息的公开工作。只有充分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才能迎来一个更加开放的、更有希望的未来，谢谢！
主持人：我简短地问一个问题，中国法院会不会将人工智能引入司法审判？
何 帆：法院系统一直关注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前景。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我们的法官数量从近21万变为12万多，但案件数量一直在增加，另一方面，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出“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将审判权还给合议庭和独任法官，为了解决人案矛盾，同时防止出现“类案不同判”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加强标准化工作，推动审判流程的标准化、法律适用尺度的标准化，从类案判决中提炼出裁判规则，构建好不同审判领域的知识图谱。人工智能不是一家法院、一个数据公司凭一群法官或一组工程师的智慧就能完成，需要循序渐进，借助法律界和科技界的力量合力攻关。
主持人：这里面关键词就是'循序渐进'。
Richard Susskind：您的发言非常精彩，我补充一下英国的情况。英国也正进行司法改革，法律人工智能是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未来，法院的许多案件，都可以以在线方式解决。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民法体系、婚姻法体系，都是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形成的。未来我们要推动各种纠纷在互联网上解决，甚至连裁判文书都可以以在线方式下达。第一步是简化审理程序，第二步就是让机器辅助法官进行判决。过去，许多诉讼程序都是政府和法院设计的，以后应当让整个法律界都能参与进来。最近，我们邀请了230名来自不同地区的法律从业者，研究如何让更多人参与诉讼程序的再造、参与到互联网司法的发展中，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
……
【下午·法律+人工智能分论坛】
David Curle（汤姆森路透社法律集团市场信息部总监）：汤姆森路透的业务领域涉及金融&风险、法律、税收&会计、公司&其他业务四大板块，辐射范围包括100多个国家，也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在我看来，仅仅像法律人那样思维是不够的。我想从7个维度，和大家探讨信息科技给法律领域带来的变化，具体包括：流程思维；数据驱动式的决策思维；运转思维；供应链思维；设计思维；R&D思维；变革式管理思维。
第一，流程思维。律师所做的大多数工作，都是按照既定流程在走。在流程当中，也有很多数据分析工作。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在美国一个律所的工作流程。流程图除了可以让不同岗位的人们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可以生成数据，帮助我们记录时间、核算成本。现在，许多律所会聘请专业人士来掌控流程，决定投入多少人力资源，以及如何提升效率，并向客户收费。
第二，数据驱动的决策。除了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决策依靠数据驱动。越来越多的律所通过获获数据、分析数据，决定如何决策。过去律所对如何定价有较大的话语权，现在必须借助流程分析和数据测算了。这方面，人工智能显然大有可为。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回答关联问题、开展法律研究、确认潜在风险。展望未来，许多律师助理的工作会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此外，人工智能还能够推荐最合适的诉讼策略，预测每种策略的胜诉概率，这对法律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运转思维。律所的操作不能单靠法律思维推进，也不止是律师的任务，需要管理策略、技术研发、数据分析、知识管理、公共关系等部门和专业人士的通力协作。
第四，供应链思维。过去，人们都是向法律专业机构购买法律服务，现在，大约有51%的律所和60%的公司法务会向替代性法律服务提供者（ALSP）购买服务。例如，许多律所在印度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协助进行资料查阅、合同审查等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文本阅览、电子取证事务也可以交给机器。总之，随着法律与技术的融合，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会越来越多元、更有创造性，法律服务的价格也会越来越科学。
第五，设计思维。考虑到客户需求更加多元，我们的法律服务也需要进行重新的规划和设计，通过拥抱现代科技，研发出更管用的法律产品。
第六，R&D思维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也就是研发思维，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推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律所、公司和法学院，都应该加大在法律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
第七，变革管理思维。法律科技的发展不能光靠法律人，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加入，否则不可能突破性进展。
主持人：感谢David Curle，我知道您是第一次到中国来，您认为中国的法律从业者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从业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David Curle：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事实上已经跳跃了很多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阶段，正是因为有如此快速的发展，所以中国的法律人可能对一些科技的接受度更高，中国可以非常快速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主持人：下面请何帆先生与公司法务联盟联合创办人王刚先生点评。首先问一下何帆先生，您怎么看待科技和法律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的过程？
何 帆：过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会收到很多名片，大都是律师、法务，今天我刻意看了一下，名片的“头衔”非常多元，除了律师、法务，还有很多做电子取证、法律检索、外国法查明、风险预测、法律文化传播、法律人工智能的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说明法律服务的“供应链”越来越多元，法律与科技的组合也有了更多的创造性与可能性，法律服务市场越是细分，越说明我们可以得到更加专业、更加深入的法律服务。
主持人：这和David刚才讲到的，美国市场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不是做法律服务，而是只做法律服务链条当中的某一环，但他们把这一环利用技术的力量做到最好，是不是一个意思？
何 帆：是的，这里面还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大家觉得法律人工智能现在已属于一个比较兴盛的时期了，但其实只是一个开头而已。我在很多场合都会讲，法律和科技的融合，有一个非常大的制约，或者说面临着一个瓶颈性问题。那就是，搞技术的人，搞不清法院、律所的需求是什么，技术上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到底想干嘛，你描述不出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另一方面，学法律的人，搞业务的人，不能用工程师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把自己的需求告诉他们。有时候是能力所限，无法让别人听懂，有时候是故意不让别人听懂。所以，现在很多公司有一个岗位叫需求分析师，专门分析你法院到底想要什么，律所想要什么，网站到底想要什么。如果这一步瓶颈能够突破，法律和科技会拥抱得更加彻底。
王 刚：补充一下刚才何帆先生讲的内容，我们业内称之为行业缺的是产品经理。一方面是法律人，另一方面是工程师，但实际上需要一个人理解两边的想法、调和两边的冲突，并为二者结合的产品找到商业应用的点，这个人我们定义为产品经理，现在实际上最缺的是产品经理。
何 帆：前段时间，我问很多在美国律所工作的朋友，人工智能在美国法律界有没有大规模普及，是不是已经开始把很多业务外包给人工智能公司了，甚至开除那些低年级的律师助理和员工了。他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一是有的公司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还是觉得用人最可靠；二是如果真正大规模引入人工智能，在许多领域（如兼并收购业务）基本上就是洗牌了，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将来把人工智能引入法院和律所，大量的材料撰写、图象识别、文件处理工作，都交给机器去完成，我们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过去一个人到法院来，先做书记员，慢慢做法官助理，然后成为法官。一个人到律所，也是先做助理，慢慢成长为低年级律师，再成为资深律师。如果相对低端的工作都被机器代替，那么，问题来了：未来的法律人才该如何养成？怎么把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培养成为律师？精英律师从哪儿来？我特别想知道David怎么看，谢谢！
David Curle：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自己也经常思考，如果我们未来的学生并不学习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并不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即使在未来，人工智能也会大量地提升我们流程的速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人类，需要律师来监督、监管流程，他们在整个流程当中还是需要亲力亲为，从而确保工作的准确度和结果。我非常理解您刚才所提的问题，但是展望未来，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呢？我也不确定，但如果我们能让一个流程更加高效，我们肯定会这样做。首要目标是提升流程效率，第二个目标可能才是考虑人才的培养。。
主持人：感谢David Curle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刚才David Curle的PPT里面提到很多技术，我去美国也访问过，对美国法律科技市场的成熟程度也非常羡慕。法律科技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在美国，有联邦法，50个州都有自己的州法，这些法律之间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哪怕是一个再好的律师，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法律都做到精通。
当一个律师到法院从事诉讼时，就必须弄懂很多法律，这时候，对法律人工智能的需求就出现了，比如Watson Legal，Watson对我来说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神一样的存在，自从Watson在《危机边缘》游戏中击败人类选手之后，不管是在医疗领域还是在法律领域，近年频频有令人惊叹的新闻爆出来。今天我们很有幸邀请到了Watson Legal的创始人，Brian Kuhn来到现场。这也是Brian Kuhn第一次来到中国，今天上午大家也听过他的介绍了，我想先问一个问题。我知道很多人会跟我问同样的问题，IBM Watson Legal有没有进入中国的计划？
Brian Kuhn：我们现在有这个计划。
主持人：现在请您开始演讲。
Brian Kuhn：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法官最终到底是基于哪些原因进行的裁决，到底是如何进行裁决的，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法官通过什么方式裁判，而不是问“为什么这么判”。而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了解法官怎么处理类似问题，也可以知道原被告双方的动议。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抽取所有文件中最为核心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认知计算的作用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性格趋势的判断。如果我知道一个人在不同的平台、场合，表达过很多观点，不管是学术论文、社交媒体还是会议发言，我可以使用机器，根据这些话对你的立场进行一个推测，据此预测你在类似问题上的判断。我们知道很多婚恋网站使用这个技术，而美国法院在遴选陪审团时，也应用这个工具。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参与到法律人工智能的研发中，解决工程师在这方面的“知识短板”。 我们邀请了很多律师，帮助培训IBM的Watson系统，进一步增强Watson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女性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算法和技术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一方面可以像镜子一样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何帆先生与浙江大学陈华钧教授点评。Watson技术的核心就是知识图谱，陈教授在浙江大学也多年从事知识图谱方面的研究，您觉得中国知识图谱技术水平和目前Watson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异同？
陈华钧：首先我还是想纠正一点，我好几个朋友都参与Watson项目，他们的技术肯定不止知识图谱的构建，还包括深度学习等一系列方面。在知识图谱这一块， IBM Watson有一个独立的团队，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每天做的这件事情，是从多种不同数据来源抽取数据，根据算法构建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从国内和国外的比较来说，我感觉可能各有特点，因为知识图谱这件事情，牵扯到语言分析这一块，像很多英语体系是不能拿到中国来用的。中国很多学者还是非常前沿的，而且在很多细分的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取得很大成就。
何 帆：我想向Brian Kuhn了解的是，如果Watson进入中国市场，甚至会与中国的律所或商业机构有一些合作，它会以什么样的产品形式呈现？
Brian Kuhn：在合作方式方面，我们没有一刀切的方法，我们一直想做的是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客户，了解客户的需求，在不同的环境和场景之下，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客户。目前的合作方式包括建立合资公司，也可以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帮助客户。我们还可以直接把工具提供给您，由您来构建适合自己的认知体系与架构。
何 帆：目前比较理想的人工智能运用，是打通公检法之间的办案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在此基础上，嵌入标准化的证据规则和法律适用标准，这样从侦查、逮捕、起诉、审判的每一个阶段，机器都可以提供辅助性的判断。如果可能出现类案不同判的情况，系统也可以事先预警。上海的“刑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值得予以关注。
主持人：听起来非常激动人心。
何 帆：上午说过，未来已来，但钥匙并不都在我们手上，还有很多研发工作要做。
编者注：当天上午，还有不少业界精英发表精彩观点，下午的“法律+公共服务”等分论坛上，来自最高法院信息中心、最高检察院信息中心和部分地方法院的同志也有不少高论，因篇幅限制，故未刊登相关内容，还望广大读者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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