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很多人记忆中，是一个春天般的年份：“一五”计划接近尾声，新中国的事业蒸蒸日上，几乎每月都有重要工业项目胜利建成的喜讯。全国人民正大步迈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就在这一年，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女博士，从其工作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回到祖国，走进了国家统计局的大门。
她叫关淑庄。
短暂的统计经历
得知关淑庄要回国，联合国秘书处专门为她订做了两个巨型木制包装箱，把她家里所有的箱子、家具、日用品，甚至钢琴，都装了进去。
这两个大木箱漂洋过海，到达北京之后，国家统计局派人去接，找了吊车和大卡车，好不容易才运到单位宿舍。据说，这一趟运输，把三里河一带的交通都堵塞了。后来，国家统计局征得关淑庄的同意，把大木箱拆了，用这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不少办公桌椅。
关淑庄被分配到综合统计司国民经济平衡科工作，科长是岳巍。当时的综合司下设四个专业科，平衡科有三四个人。
关淑庄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41年考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攻读计量经济学专业，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深厚的专业背景，使她对运用统计数字、分析统计资料非常娴熟。回国到了统计局，也算专业对口。所以，来到平衡统计岗位后，关淑庄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非常感兴趣，一有空就向同事、领导请教。她打算在统计工作上有所作为。
但现实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由于她回国前在联合国工作，而那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台湾当局占据，这一经历，使得有些人认为她是在为敌方工作，组织上对她的使用也无形中保持着戒备心态。那个年代，个人的政治出身是第一位的，政治身份不可靠的人，往往会被“慎重使用”。在统计系统，也不乏这样的先例，如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的方案设计者朱鹤龄、曾著有《统计学原理》的大学教授苟适生，由于属留用的旧中国统计人，曾为国民政府服务过，在新中国的统计机构里，当然不能在关键岗位任职和担任主要领导。
在业务工作中，关淑庄也感到处处受限。那时候，统计部门是重点保密单位，统计数据属于国家秘密，一般不对外公开。对统计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新同志入职要接受保密教育，在离开办公室时文件和资料都要锁进抽屉或柜子。对于关淑庄这种身份的人来说，在统计局里是接触不到太多的资料或数据的，尤其是涉密数据，几乎不让她沾边儿。而从事国民经济平衡统计研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工作简直寸步难行。
其实对于这一点，关淑庄回国前一直有顾虑。据关淑庄的老同事齐洪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关淑庄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回来，可是先于她回国的丈夫丁声树一再写信催促。丁声树也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和工作，1948年怀着满腔热情回国，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曾主编《现代汉语词典》。
1956年，丁声树又写来一封信，促使关淑庄最终下了回国的决心。信中说：“我所以劝你和孩子早日归来，是因为新中国需要你，你也需要在新中国的新鲜空气中陶冶一番。孩子更不用说了，她本是新中国的女儿，不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住。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为祖国服务，这是多么光荣多么美丽的事啊！”
关淑庄的丈夫、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
然而，回来后的工作与生活，并没有像丈夫信中描述得那般美好。由于长期以来的生活背景，关淑庄与周围的人差别比较大，平时话也不多，与同事没有多少共同话题，总是隔着一层似有似无的距离。即便是工作上的交流，大家也都很含蓄。
组织上的不信任，同事间的隔阂，不仅使关淑庄感到在工作上受掣肘，心情上也觉得沉闷。这些与当初自己下定决心回国，准备在统计工作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愿望相对照，无疑有着太大的落差。如此状况，使得在统计工作岗位上不到两年的关淑庄，渐渐萌生去意。
沉郁的经济研究
1957年底，关淑庄从统计局调到了经济所。
调离统计局，除了关淑庄个人的上述原因外，还因为她的丈夫丁声树当时在中科院语言所工作，与经济所同归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调到经济所，离丈夫的工作单位更近一些，对家庭来说也算得上是个好选择。
而一个更重要的契机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这时刚好调到经济所任代所长，他很清楚关淑庄的境遇，也欣赏她的才华，有意要将她带到经济所做研究。孙冶方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回忆说，“统计局有两位从美国回来的学数理统计的同志，在这里没有工作做，呆不下去，我带到经济研究所去了。”[1]
但是，西方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以及当时受政治影响的学术环境，使得到了经济所之后的关淑庄，比起统计局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得更顺利。所以，孙冶方在上面那句话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在经济研究所过去也未发挥作用，现在可以发挥了。”
彼时，关淑庄曾对同事赵人伟（1988-1991年任经济所所长）说：“你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跟我所受的完全不同。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指商品两因素），我们是两条线（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你们那种论文我写不来。”[2]
写不来只好不写。关淑庄被安排去了经济所的资料室，做整理材料的工作。
回想起她的这段工作经历，也是从统计局调去经济所的齐洪后来连叹“屈才”：关淑庄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拔尖儿”的人才。她英语水平非常好，自己的专业——经济学，更是出类拔萃，她甚至可以将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英文版的小注都背下来。
到了50年代末，关淑庄终于有了一次发挥专业才能的机会——曾任经济所代所长、也是哈佛学长的巫宝三先生，打算编写一本系统介绍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书，这项工作在国内尚属首次。巫宝三让关淑庄参与进来，而投入产出分析正好也与关淑庄之前在统计局的工作有着一定联系。
“文革”开始后，关淑庄与经济所的同事一起下放到干校劳动。据随母亲下放的徐方回忆：“关阿姨”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几，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满头银发，腰板笔直，一副学者派头，讲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慢条斯理……[3]干校生活是艰苦的，关淑庄与同来的中科院学部的何其芳、俞平伯等一众学者，干起了养猪、拣豆、搓麻绳的活儿。
经济所下放人员在干校
干校生活结束后，关淑庄回到经济所，继续默默地做着单位分配的工作。
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逐步改善，关淑庄的研究活动也有所增多。1986年6月，她与女儿丁炎合译了列昂惕夫的《学术经济学》一文，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刊物上。1987年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投入产出分会成立时，关淑庄与经济学家马洪、刘国光，以及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副局长岳巍一起，被推选为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的顾问。1989年，她撰写了一篇《美国实际国防开支逐年递减1%的宏观经济预测》，发表在《世界经济》当年第11期上。
总的看来，关淑庄有据可查的研究成果很少，与她个人的学识和才华相比照，不能不让业内人士扼腕叹息。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关淑庄的人生经历，老同事齐洪总是忍不住落泪：人哪，有时候自己的命运也是把握不住的……
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来中国访问，在经济所见到了关淑庄。见两人正要交谈，翻译赶过来帮忙，钱纳里笑了，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跟得过金钥匙奖章[4]的关淑庄在哈佛是同班同学。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再次相见，两人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与工作上的磕磕绊绊相对应，关淑庄的家庭后来也迭遭变故：先是爱女的婚姻出现问题，接着是丈夫丁声树于1989年去世。女儿后来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读书，继而到哈佛深造。退休后，关淑庄也去了美国，与独居的女儿相依为命。1992年，经济所老同事赵人伟赴美访学，还专程探望了关淑庄。刘国光也回忆说，他有次去美国访问时，见到过关淑庄。
2012年，关淑庄病故，享年93岁。
参考资料：
1.胡代光：《深切怀念巫宝三老师》，《高效理论战线》1999年第10期
2.聂振弢：《声树百年——语言学大师丁声树先生百祀纪念》，《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
3.访谈齐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干部）记录，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编研处，2016年8月1日
4.《干校札记》，徐方，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1]见孙冶方1980年12月29日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和改革统计体制的问题》。
[2]柳红：《赵人伟：实证之路》，《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18日。
[3]《干校卧虎藏龙》，徐方，《干校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4]1779年美国创办的“ФBK”学会，会员配给统一的徽章即“金钥匙奖章”。“金钥匙奖章”被视为美国大学生的最高荣誉。
（本文转载自《统计文史》第十三辑）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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