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坏种
李坏种，本名李建，是个典型的村痞，在无法无天的年代却活得有滋有味。
李建在20世纪50年代原本是县办一家轻纺工厂的工人。厂方的仓库后窗临着马路，夜深人静的时候，李坏种从后窗翻入盗走棉纱连夜转移到离县城较远的地带销赃，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置办了呢子大衣、皮鞋、手表等贵重物品。别的工人穿得是布鞋、工作服，买得起闹钟的人都寥寥无几。当时厂里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虽然有怀疑，但没有查出真凭实据。这些秘密是他第二个老婆在俩人离婚后向亲朋好友抖落出来的。李建凭着时髦的装饰和花言巧语，在厂里勾引了一名纺织学校的实习生，在厂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厂方以“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为罪名开除，遣送回乡。
李建从遣送回乡，到70年代末在村横行霸道了几十年。乡亲惹不起，私下称之为“李坏种”。他瘦高个子，相貌还不错，但满肚子坏水，心黑手辣。曾一巴掌将自己的老婆打得昏死过去，老婆跟他离婚。娶了第二老婆又打，再次离婚，但后又复婚，因为那时生活艰苦，而跟着李坏种有吃有喝。
李坏种的本领是雁过拔毛，对于公私财产巧取豪夺。在村里欺负老实人，谁对他的言行有所不满，便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老实人找大队支书去评理，大队支书总是乐呵呵地说以后要讲团结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敷衍了事。大队（村）支书庇护他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同流合污过。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挨饿。大队里养着几百只绵羊，李坏种会杀羊。有一段时间，隔三差五夜深人静的时候，村支书便指使李坏种宰一只羊在食堂大锅里煮熟，连同村委会克扣老百姓口粮的几个人偷着吃夜宵。第二天老羊倌往外赶羊时发现少了一只羊，便向村支书汇报，村支书理直气壮地说：“是不是昨天傍晚回来时走丢了？”几个老羊倌异口同声地说：“羊归圈时我们清点好了，绝对没有丢”。村支书便说：“再找找看”，就糊弄过去了。李坏种与村支书等几名村干部吃得红光满面，老百姓饿得瘦骨嶙峋、浮肿、甚至饿死。
李坏种好吃懒做，有村支书做保护伞，更是利用一切机会占公家便宜。别的社员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挣几个工分，而李坏种在大队会计那轻而易举地一开就是五、六十天的大队工分，拿到生产小队来分粮食和秋后分红。一次有个不明就里的村民说了一句：“没看天他在大队里干活儿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大队工分？”话音未落，李坏种冲上前就打了这个村民一个大嘴巴，顿时鲜血在嘴角淌出。
李坏种鬼计多端，还是赌场高手。尤其每年春节时，不少染上赌博恶习的村民，用自己辛苦一年的血汗钱当作赌资通宵达旦地“压牌九”。黎明时分，激战一夜的赌徒们已是疲惫不堪，而李坏种在家睡足吃饱，这个时候去赌场“打猎”。李坏种手快，手里会趁人不备多抓一张牌，赢钱的概率大大提高，可以说是屡战屡胜，每年春节皆如此。赌徒们每年都将一年的积蓄输得精光，狼狈不堪。有一名叫李木的小伙子染上了赌瘾不能自拔，越输火越大，偷拿家里的钱还是输得精光，家长发觉真相后大吵一通，又气急败坏地到赌场闹了一顿，李木觉得对不住家长，也没脸见人，想不开悬梁自尽，年仅二十一岁。
后来有位旁观者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背地里告知了相熟的赌徒，他们才如梦初醒一，私下开会说大家齐心协力看住他，当场让他人脏俱获。狡猾的李坏种可能从人们的神情中发现情形不对，居然没有被抓住。没有真凭实据，谁也奈何不了这种流氓。
五十年代末期大兴水利，男壮劳力在水库工地劳动，李坏种称病逃避了这份苦差使。其所在生产队由“妇女队长”曹队长带领主要由女社员组成的生产人员下地劳动。一次，曹队长指挥着社员们在打麦场把晒干的小麦装车入库。仓库离打麦场不远，途经李坏种家门口时，李坏种顺手牵羊从车后拽下一口袋小麦放在家里。“车把式”发现了，不敢直接与李坏种冲突，向曹队长作了汇报。此事非同小可，曹队长是共产党员，立即向村支书汇报了此事。因村支书与李坏种有勾结，先走露了风声，李坏种到供销社买了瓶酒送给“车把式”，并威胁说：“你胆敢作证我就说是你我合谋，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等村干部调查此事时，“车把式”吞吞吐吐地说：“只顾赶车看着前边，车后边的事情没看清”。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时隔数日，村支书又以曹队长不能广泛发动妇女劳动为由，将她撤了职。
以后李坏种在村里更是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没人敢管。生产队里分粮食时，他家应分60斤小麦，负责称粮，把持称杆的人多给他称20斤，肉眼都能看出问题，却没人敢声张。生产队长也怕他三分，李坏种说让老婆在生产队开办的米面加工厂磨面，让他爹在生产队当饲养员，生产队长就得同意。李坏种的老婆在米面加工厂干活挣着高工分，先磨好自己家的粮食，再磨好几家关系户和有一定家族势力的几户人家的面就开始磨洋工，同时还在每家每户的口袋取出几斤粮食据为已有，一天就能偷几十斤粮食。那时经常停电，又别无选择，人们只得受其剥削，还得好言哀求她帮忙，说家里在等着做饭呢。他老爹以喂马为名，从仓库装出比别的饲养员高出几倍的精选粮食，也无人敢干涉。
李坏种的老婆跟他真是天生一对，在那个几乎人人挨饿的年代，经常向人炫耀她家有好吃的，“我们家昨天吃的肉，今天我准备包白面饺子”之类。甚至端出刚炖好的鱼让去她家串门的孤寡老太太看，并眉飞色舞地说：“昨天买的大鱼还没吃完今天又买了小鱼，做鱼时我放了鸡蛋般大的一块猪油，味道香极了。”在当时别人家基本是吃不到猪油的，菜油也少得可怜。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盘子里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鱼，馋涎欲滴，而李坏种的老婆却舍不得让老人尝上一口。
有一年春天，干旱少雨，社员们挑着水桶从远处的水井挑水栽红薯。李坏种瞥见以前曹队长的小儿子在地头玩耍，从便心生一计从家里拿来白面馒头当着众人的面吃，目的是想把曹队长那营养不良、饿得面黄肌瘦的小儿子馋哭。不过曹队长家教很好，孩子从未想过向别人要东西吃，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李坏种这次枉费了心机。
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1971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隆冬时节，寒风呼啸，李坏种穿着呢子大衣耀武扬威地走在村东的河堤上，正准备去田里下夹子逮野兔。那时其他人基本都穿着打补丁的破旧的棉袄。此时有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从此经过，一股鱼腥味扑鼻而来，看到车后挂着的大竹筐，李坏种眼珠骨碌一转，便心生一毒计，厉声喝道：“站住！”骑车的人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顿时被吓得胆战心惊。“谁让你卖鱼的？你这是发展资本主义，把车推到大队部去。”面对李坏种凶狠的目光，又人生地不熟，男孩不敢反抗，乖乖地推车跟着李坏种朝村子里走去，步履艰难，两腿打颤，被李坏种不断推推搡搡来到大队部的大院。
那时人们喜欢看热闹，于是立刻招引来一群围观的人。当时的大队革命委员会支部书记是一名老好人，对李坏种提出拍卖鱼的意见不置可否，副支书觉得此事太不像话，但也不敢说放人的话，于是当众宣布一条意见：“凡是大队工作人员以及与此事有关的人一律不准买鱼”。二寸来长小鱼，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每斤1元，李坏种定的拍卖价格是每斤1角，人们看到便宜蜂拥而至，将鱼筐围得水泄不通。
在李坏种的威逼下，男孩用那冻得通红开裂的手为人们称鱼，每人仅限一斤。称完鱼得了两块多钱。看着空空如也的鱼筐，男孩痛不欲生，哭得那样伤心，那样孤立无助，但没有人怜悯他，甚至有人嘲笑他露出脚趾的鞋。男孩声泪俱下地说：“买不起棉鞋，本来打算卖了鱼去买双草鞋的，这下完了，连双草鞋都买不成了。买鱼的钱是借的，这可怎么还啊！~~~”男孩边哭边踉踉跄跄地推车走出村子，一头栽倒在大路旁，过了许久才抹去眼泪，艰难地蹬上车摇摇晃晃地朝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后来听说男孩在自家村口投井自尽了。留下体衰多病的父母，未成年的妹妹、弟弟。那个年代李坏种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也不知吃到便宜鱼的人心里是否有所不安。
李坏种其实“能屈能伸”。人们知道他赌博作弊，多留了心眼，一次终于被抓了现行。原来李坏种变了新花样，勾结赌场庄家，在牌桌底下做了手脚，放了一块磁铁，而色子里加了铁片。被拆穿后，输红了眼的赌徒揪住他的衣领恨不得吃了他。李坏种吓得面如土色，赌咒发誓说此事与自己无关，然后扑通跪倒在众人面前磕头，连连叫：“爹，亲爹”，趁人们惊愕之际，拔腿向外跑去，到亲戚家住了个把月躲避过风头才回来。也因为此事，村民们对李坏种的惧怕之心才有所减少。
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李坏种横行霸道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了。当分责任田出现纠纷时，李坏种那阴狠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态度很温和地说：“土地分不下去，我们还是合了吧，大家一起干活多热闹。”话音未落，引起一场哄堂大笑，几个七嘴八舌地说：“我们不跟你合”。
李坏种好吃懒做，又没有了公家便宜可占，在生活上一天天落后于勤劳的村民，没几年便乌呼哀哉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