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历史——兼谈网络时代文本小说的发展 黄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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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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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介绍了小说与历史——兼谈网络时代文本小说的发展，黄教授首先阐述了为什么选择这个命题，然后阐述了英美小说的文学形式源于历史、早期英美小说的创作离不开历史、英美小说的发展也离不开历史、英美历史小说的发展等等。

教师团队

黄禄善 教授

单位：上海大学

部门：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

职位：主任

超文本概述

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它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

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在“如我们所想”的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所营造的“话语狂欢之境”交织着欣喜与隐忧——它精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充满陷阱与危机。超文本的崛起不仅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而且也是理解文学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起于青萍之末的网络风潮，悄然演化成天落狂飚之势，径直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的世界。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写下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话。就文学这个以神话奠基的审美王国而言，一经网络介入，便立刻引发了大河改道式的族类迁移和时空跳转。千百年来辉映人类心灵世界的流岚虹霓，正被虚拟为诗意灵境中电子赋魅的天光云影。在整个审美意识形态领域，“网络文学”的“生成与生长”以及“超文本”的“兴起与兴旺”，已经成为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超文本”研究

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已成为中外文论与批评的一个开坛必说的“关键词”。但无庸讳言，对“超文本”这个从数字技术领域引入的新概念，文论界的相关研究仍明显缺乏应有的人文烛照和审美关怀，更少见中西贯通、文理兼容的诗学化深度阐释。可以说，“超文本”的兴起已成为网络时代文学研究最迫切的课题之一，因为，“超文本”研究已成为理解文学图像化、大众化、肉身化、快餐化、博客化、手机化等时代倾向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

纵观文本发展的历史，从陶塑、骨雕、铜铸、缣文、帛书的文字形态到印刷文本的“粉墨登场”，由“泥与木”到“铅与火”再到“光与电”……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渐变与突转之后，整个“表意”家族正经历着从A到B，即原子（Atom）到比特（Bit）的快速跃迁，一个全新的“超文本”世界轰然洞开。在这里，超文本鼻祖范瓦纳《如我们所想》（1945）中意在借“机”拓展人脑联想功能之“所想”几成现实；克罗齐所倡导的艺术与语言的“同一化”也不再是梦幻，“人人都可以是作家”；雅可布森所谓的“支配因素”与“辅助因素”之间的张力空前增长；普通读者也可以像诗人一样在瑞恰兹所描述的各类“冲动”之间建立“稳定的平衡状态”，“写读互动”也成了“博客”们的日常游戏；罗兰·巴尔特所预言的理想化文本的许多特性基本都已变成诗学常识；……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超文本在催生大众审美狂欢的同时也制造了惊人的文化垃圾。按照超文本理论家乔治·兰道的说法，数字化超文本只不过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完

成了结构主义以来的文本理论家与批评理论家们的设计而已，为超文本提供标志性特点之一的“超链接”(hyperlink)其实并非从天而降的“神赐妙品”，它的核心内容早已存在于巴尔特、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等人的文本理论之中。它在实现前人梦想的同时也为今人带来了新的难题。目前，中国文论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国际水准，虽已出现了《超文本诗学》、《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叙事学》等重要着作，但总体上仍处于理论建构的起步阶段。

当然，超文本及其相关研究毕竟只是蓓蕾初放的新鲜事物，从崭露头角到渐成气象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已不难看出，随着超文本的日益普及，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正在经受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相关研究也处在风生水起的关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有理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超文本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虽然目前我们大多数人一时还难以真切地看到太多的动人景观，但如今已很少有人再怀疑，在这个“桥梁”的另一端的确存在着一个精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危机四伏、处处陷阱的全新世界。

传统文本的“超文本性”

当我们把“文本”作为一个文艺理论与批评概念使用时，最基本的含义虽然还是“文字形式”，但其引申义却已远不局限于文字形式了，正如西方学者贝维尔在《什么是超文本》一文中指出的：“文本的观念已

经扩展到绘画、行为、衣着、风景——总之，一切我们附着意义于其上的事物。通常在狭义上，我们用以为例的文本是有着文字的物理存在，然而文本的关键是，它们都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超文本自然也不局限于“文字形式”。

由此可见，通过传统文本研究超文本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传统文本与超文本之间并不存在天然鸿沟。例如，法国学者乌里奇·布洛赫（U. Broich）曾把传统文本的互文性指涉方式概括为六个方面，它们竟无一不适用于超文本的情形：(1)作者的死亡；：一部作品不再是某一作者的原创，而是交互写作的文本混合，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2)读者的解放；：互文性会使读者在文本中读入或读出自己的意义，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3)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文学不再是给自然提供的镜子，而是给其他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提供的镜子；(4)寄生的文学；：一个文本可能是对其他文本的改写或拼贴，以致消除了原创与剽窃之间的界限；(5)碎片与混合；：文本不再是封闭、同质、统一的，它是开放、异质的，破碎和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的拼贴；

（6）“套盒”效应等：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无限制地嵌入现实的不同层面，或使用暗示制造无限回归的悖论。不难看出，这六个方面无一不适用于超文本的情形。“网络文学的比特叙事文本就是这样一种‘漂浮的能指’方式，它是一篇篇被不断书写并可能被重新改写的意义螺旋体，其指涉的无限累加使它呈现为一个无穷庞大的堆积物，一种网状的扩张性文化结构。”毋庸讳言，今天，即便是“超文本与网络时代的文学研究”，也正在变成这样的“螺旋体”和“堆积物”，更遑论海涵地负的超文本了。值得注意的是，超文本概念本身也如同纷繁多变的“螺旋体”和“堆积物”：“当谈到‘超文本是文本’时，超文本被作为文本的一种类型；当谈到‘超文本不是文本’时，超文本被作为一种特殊手段，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而存在；当谈到‘一切文本都是超文本’时，超文本被作为文本共有的属性；当谈到‘超文本是一切文本’时，超文本被作为文本的存在环境。显而易见，‘超文本’有多种含义。”而超文本的多义性也显然与“漂浮能指”“随物赋形”的善变性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