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某茶群，有茶友翻出长辈存的“重庆沱茶”照片，疑问四川一带难道也产沱茶？事实上大名鼎鼎的“重庆沱茶”在一个历史时期曾力压“下关沱茶”一筹，成为当时西南茶区一颗耀眼的明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然当时并不太平。大西南、大西北依然盘踞着百万“国军”，蒋公亦不甘心失败，企图以重庆这一“八年抗战陪都”为根基，将白崇禧和胡宗南余部撤往西南，集结于川东、川北一带，固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变化。看到这一态势，秉持“宜将剩勇追穷寇”理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那条电示：“小平准备入川”。经4个多月摧枯拉朽式的作战，至1949年11月底，刘邓大军基本肃清盘踞四川之“国军”残部，国民政府苦心经营十余年的西南最大工商业重镇、抵御日军铁蹄整整八年之久的“陪都”重庆，回到人民手中。
战后之重庆，百废待兴，刘邓之首要任务仍为恢复生产。参照华北东北老解放区之经验，组建了由解放区干部为骨干，干部队伍家属、文化科技人员和大中学生为中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50年在首批呈报中央，恢复组建的工厂、公司名单中，西南区茶叶公司位列其中。不久更名为重庆茶厂，由于重庆在当时全国地位特殊，而且四川乃边茶云集之地，重庆茶厂投入高规格，一举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加工企业，年产量达7000多吨。
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加工企业，加之西南地区的茶原料向不缺乏，国家又实行统购统销，当时之重庆茶厂几可呼风唤雨，一度产销两旺。1952年，中苏关系尚处蜜月期，国家曾用了4000吨重庆茶叶与苏联换回了百余架米格机。
从1953年开始，重庆茶厂参考云南沱茶制作技艺，使用四川当地茶菁，拼配烘青、炒青原料制成“重庆沱茶”。在计划经济时代“中茶”宏观政策主导下，原本属于“下关沱茶”的半壁江山，拱手让给后来居上的“重庆沱茶”，下关则偏向生产边销砖和“心型紧茶”，关于下关沱茶《“风、花、雪、月”的百年下关沱茶》一文有叙，不再重复。至此，集原料、体制等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重庆沱茶”占据了整个西南茶叶市场，开始了其如日中天的30年。
这个现象一直至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许多领域的国家统制统销逐渐向市场放开，1984年全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以前绝无可能任意生产的茶企，终可按各自之特点，自由发挥，各地茶企随即如雨后春笋般冒起。
对这些茶企来讲，改革犹如久旱之甘霖，但对计划经济时代产物，垂垂老矣之重庆茶厂来讲，无疑为一记晴天霹雳。优质茶叶原料不再特供，拖累着众多职工安置，又面临充分竞争，最终勉强步履瞒珊地止步于新世纪的第一年，辉煌一时的“重庆沱茶”亦尘封于当地上了岁数老茶客记忆之中，偶尔在拍卖会上显露一角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