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理论，还是国民党组织体系的设计，县党部本来应该是承上启下的最重要一环，“本党一切实际工作的进展，全靠县党部的完全与努力”。可是，它要做事，必然要与地方政府协调分工，偏偏它属于爹不疼娘不爱的角色，性质上是人民团体，而不是政府机构，国民党也没有赋予党部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的权力，地方政府也看不起党部，党政一旦发生冲突，党部往往没好果子吃。江苏高邮县的党部最倒霉，当地县政府曾在某次龃龉后暂停向其拨发经费，逼得县党部不得不搬到镇江，向省党部乞食。党部之弱之穷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三十年代初，高邮县党部的青年人们倒是有意振作，趁着国民党中宣部宣传反迷信，搞了一场“打城隍”的运动，主要内容是封闭当地城隍庙，没收庙产用于兴产办学。城隍庙在当地是老百姓焚香叩拜、祈福免灾之所在，所谓“迷信活动中心”，且兼具文娱商贸等多种功能，是民众寄托情感之所在。县党部之所以“革命激情”高涨，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不乏树立自身权威与筹措党务经费的小九九。
说起这场“打城隍”，很容易令人犯尴尬症。县党部事前开展宣传，口号喊得震天响也没几个老百姓搭理，及至捣毁神佛偶像之日，老百姓更是闭门不出，党部动员起来的砸庙队伍竟然不到一百号人，最后不得不由干部自己出钱雇人手捣毁神像，封了庙门。党部精心制定的庙产改造计划也遭到县政府的冷处理，代理县长直接告诫党部的青年人们应当尊重旧俗。
数日之后，竟有上千民众在道士、神婆率领之下，把党部所在和干部们的私人住宅砸了个稀巴烂。接着是当地商家发起罢市抗议封庙，民众也以游行示威响应。但在这整个过程中，当地县政府与士绅、宗教代表却一律袖手旁观，坐等事态发酵，事后也闭口不提追究刁民的责任，颇有幸灾乐祸之意。此事最终以高邮县党部全面落败而告终，县长从省政府与省党部带来停止破除迷信活动的新指令，将城隍庙交还道士管理，由于当地民众踊跃捐款，修庙工作很快完成。县党部本来还乞求城隍庙方面将前殿改为中山祠，好歹算是保留一点“胜利果实”，结果也惨遭拒绝。狼狈潦倒如斯，也是可怜。
无论我们对高邮县党部所为作何种价值判断，都无法否认，这一事件将国民党基层党部的“软弱无能”展露得淋漓尽致。但该县不是特例，当时各地国民党基层党部除非遇上重大节日，平时大多只能靠贴标语、喊口号刷存在感，什么“以党领政”、“监督政府”、“党权高于一切”，都不过是空话罢了。训政时期，政府机构用人却没有要求必须具有党员身份，导致政府官员中党员比例并不高，而且国民政府在地方事务中也倾向于依靠士绅等“旧势力”，对通过党的力量搞社会运动相当忌讳。目睹此情此景，连国民党人自己的报刊都哀叹“实有失党治之精神”。
基层党部如此弱势不是什么好事。别的不说，光说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面临日本侵华的威胁，旦夕可危，备战工作理应是重中之重，但地方上党部涣散如斯，如何可能有效动员民众？蒋中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表面上是要借民族固有美德革新生活方式，实则旨在军事化，但最终也是虎头蛇尾，成效不大，完全实现不了备战的目标。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之子，竟然说出“宪法既成，人民与政府合一，抗日力量自然雄厚”这种话，当真是幼稚到极点。
即使是从宪政建设的角度讲，基层党部弱小也是不利因素。孙中山先生对落后农业大国政治现代化的困境洞若观火，在他的规划之中，训政阶段是“三步走”最重要的一步，上承军政，通过国民党辅弼民众筹备地方自治，学习运用民权，奠定宪政基础。在此过程中，国民党是伊尹，民众是太甲，完成地方自治，国民党就交还政权。就地方层面，BUG出现在，“伊尹”一缺经费二缺人手，要帮扶“太甲”，实在是千难万难，更何况这位“伊尹”屡遭打压，处处受气，自己还特别忧谗畏讥。
各种客观困难交织叠加，导致三十年代国民党推行地方自治取得的成绩有限，这是客观事实，但并不能以此证明国民党主观上诚意不足。好比一个男子向心仪的美女求婚，我们要判断他爱得有多深，肯定不是看他甩出了多少钱，而应当看他所付出的与他当时所拥有的比例是多少。
党的力量弱得近乎无能，国民党却还要承担“法西斯”的恶名，实在令人啼笑皆非。退一万步讲，哪怕有贼心有贼贼胆，又能干得了什么坏事？其实蒋中正对彼时德国纳粹的钦羡，主要还是在于组织效率而非意识形态。即使在中央层面，三十年代国民党也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执政联盟，而不像一个政党。
PS：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江苏各地城隍庙在解放后的命运，进行比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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