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毕业六周年多了，对之江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遥想当年在曾宪梓楼准备司法考试的情景，恍如隔世。
浙大之江校区坐落于钱塘江畔、六和塔边、月轮山上，蛰居于郁郁苍苍的树林之中，远离尘世的繁华。9年前的 9月，浙大光华法学院从西溪校区搬迁到之江校区。2007级法律硕士成了第一批山民，每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来来回回，与巍峨的钟楼，典雅的小礼堂、神秘的上红房呼吸与共，血脉相连。
浙大之江校区的前身是之江大学。民国时，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之江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教会大学、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构成了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的局面。杰出的翻译家朱生豪先生曾在之江求学，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文集，质量极高，至今罕有能出其右者。情人桥边的湖水，映照着他和妻子宋清如的倒影。多年后，这块风水宝地依然是“鸳鸯双栖蝶双飞”的伊甸园，承载着不少之江学子的温暖回忆。
之江大学的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麦卡第（McCarte M. D.）等人创办。1867年（清同治六年）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先在皮市巷，后在大塔儿巷，改名为育英义塾（Presbyterian Boy’s School）。1897年，“育英义塾”改名为“育英书院”（Hangchow PresbyterianCollege）。由于原来的校舍很狭小，从1907年起，在杭州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1911年2月，正式迁入，因地处钱塘江弯曲之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随后的几十年岁月，它与其他教会学校一起见证民国时代的学术气象。
岁月的车轮最终驶到了1949年。留下还是离开，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着无法回避的选择。钱塘江的潮水在山脚下日夜不停的翻滚，之江大学的命运在历史的迷雾中，难以辨清方向。1952年，狂热的政治潮流，席卷了这座流淌着“帝国主义”血液的校园，它遭受了残酷的整顿，成了一座荒凉的城堡。校址归为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所有，之江大学100余年的历史就此结束。几年后，在行政命令的指挥下，它成了浙大三分部。
记得我在之江时，有一天呆在宿舍里看书。忽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从窗前走过。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得知这些长辈曾在这里求学，度过如火的青春岁月。我不敢唐突的问他们是在1952年之前，还是1952年之后在这里就读。那些从之江大学毕业的学子，会有多少人认同“浙大之江校区”？一切早已物是人非。那段惨痛的历史，浸染着多少人的血泪，铭刻着多少人的抗争和呼号。在那个狂热的时代，政治的血雨腥风侵袭了这座离群索居的校园，处于浪潮顶端的京沪高校更是无法幸免。燕京大学被解散，校址给了北京大学。海上梵王渡，素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也在劫难逃，它成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家园。张爱玲和林语堂在St. John's University留下的足迹，早已被碾平。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在残存的岁月中，高歌着Light & Truth的校训，回味着母校的荣辱沉浮。
1998年，中国大陆卷起了高校合并的狂潮，老浙大和原来的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组成新的浙江大学。浙大法学院主要传承了原杭州大学的骨架。老杭大的校址成了浙大西溪校区，最终沦落为各种培训班的大本营。曾经小有名气的中文系，也在这场运动中遍体鳞伤。
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我有多大程度上是“浙大”人？亦或“之江”人？我该如何划分两者的比例？我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被动者，在命运的夹缝中，身份混沌不清。我出生的太晚，没有赶上之江大学被整顿前的峥嵘岁月。我出生的太早，没有等到它恢复往日荣光的那一天。我在风雨交加的日子，看见了它日益苍老的容颜。
2009年，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部分教师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座偏居一隅的校园成了风口浪尖的话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这会是光华法学院的最终结局吗？我在悄无人声的夜晚，望着草坪边的钟楼，默默无言。小礼堂的大门紧闭着，司徒雷登居住过的上红房早已人去楼空，白房外是斑驳的石块，这就是曾经与我日夜相守的校园。
2010年7月，三年的读研时光划上了完整的句号。吃完散伙饭后，同学们开始打点行囊、各奔东西，从此天各一方，彼此的命运再也难有交集。每个人都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飘向未知的远方，浙大之江校区成了曾经的驿站。离别那天，我心头不停的回荡着弘一法师的《送别》，“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那些曾经相聚过的人，那些曾经停留过的地方，再次相会，已经不会再是当初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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