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安所在 何处有滩头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鲍静珍
摘要:本文试图以张爱玲在各个时期创作的小说中的男性为研究对象,在这些小说文本中寻找出别具特色的东西,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群像的书写模式发现,我们找不到正直、可靠、有责任心的男人,也找不到拥有幸福的女人,当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正试图在小说文本中使女性们自然而然地突显出悲凉来。
关键词:张爱玲 男性 女性 主体性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真情,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在兽欲、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公子哥儿,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一、 佟振保——好人?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社会上有了体面的地位,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他在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狐臭汗酸气、低级下贱、肮脏的妓女身上花钱是最不上算的事,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他所谓的“对的世界”无非是每次嫖得精刮上算。第二个女人便是玫瑰。玫瑰是个混血姑娘,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与玫瑰,振保并没有打算用真爱,当玫瑰在分别之际紧紧抱住他时,总算良心发现玫瑰是个正经姑娘,才没毁了她的清白,为了这件事,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这名声是传出去了。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但是他心里是懊悔的。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虚伪的本性显露无疑。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文中对佟振保的情欲的刻画非常细腻:“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浑身燥热。”与其说是王娇蕊勾引了他,不如说是他主动调情。在为自己寻找种种说服自己的理由后坠入了肉欲的深渊。他与她睡了觉还冠冕堂皇地为自己辩解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王士洪虽不能说是不在乎,也并不受到更大的委屈。”十足一个不负责
这里,作者露出了佟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在佟这个形象中,“好人”是他的第一个层次,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还是他自我塑造的形象。“虚伪”是他的第二个层次,他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下简称《红》)中,张爱玲对男女不平等关系有极致的描写,对男性性心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振保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男人总是贪心而自私的,他们“最高的理想是要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自己。”当两美难全时,他们就娶“冰清玉洁”的做妻子,纳“富于挑逗性”的做情妇,前者出于社会伦理的要求,后者出于自身肉体的需要,——当然,如果这个情妇威胁到他的社会地位时,他就会毅然撒手。在《红》,振保对于红玫瑰只是逢场作戏,谁知道她竟然认了真,于是他立即从“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中抽身出来,“你要是爱我,就不能不替我着想(他何曾替她着想过?)”。多年之后他邂逅红玫瑰,发觉她已不再是他当年的红玫瑰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他哭了,还想:“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应当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张爱玲把一个男人的自私本质刻画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女人曾经爱过他,他就认为她应该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他不仅要占有他的身,还要占有她的心,可是,她却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妇人,有着平凡的幸福,他还是做不了她的主人,因此就连这平凡的幸福也令他妒忌。因为自己的不幸福,也不能让她幸福,他要她为他受苦——为了证实这自己的想法,他让弟弟发表看法,弟弟用“老了,老得多了”来结束这个女人,其实大半是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一个女人再老,男人因为没能得到她,多少也有点值得留恋罢?可不是?“连她的老,他也妒忌她,”——这是一个怎样自私的男人啊。当振保发现他“圣洁”的妻子竟然与裁缝有染时,他彻底崩溃了,疯狂地在外玩女人,——是报复妻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报复自己。一次撒泼之后,他“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声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满脸。——第二天起床,振保悔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这是因为妻子的妥协,也是他对自己的妥协——除非他成了疯子,否则他还要继续打造他的“对”的世界,他逃不了——他要做好人,就做不了真人,现在连真人也做不成了(红玫瑰“背叛”了他),只好死心塌地做回好人——偶尔的堕落并没有使他失去男人的理智,他终究是个男人,虚伪、贪婪、自私、无耻(真正无耻——“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张爱玲)”,只有女人才会如此的难堪——纯洁呆板如白玫瑰,男人认为无趣;热烈风骚如红玫瑰,男人认为放荡,而他们心里是喜欢“放荡”的,因为他们本质如此。)。红玫瑰与白玫瑰典型地代表了两类女人,一是热烈风骚的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女人,一是温柔娴静缺乏个性的女人。对于男人而言,缺少任何一个都是不完美的,只有两者合一才是最理想的,而女人在男性的选择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得到幸福。在《红》中,红玫瑰成了牺牲品,而白玫瑰由于社会的支持占了上风,得到了社会的合法地位。红玫瑰若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好转变成白玫瑰那样没有特色的女人。然而即使胜者如白玫瑰,她们也只是“继续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只要男性贪婪的本性不变,她们的命运就不会改变,因为爱是自私的、排他的,任何第三者的介入都是破坏。张爱玲笔下,男女之间是无爱的,或者说,没有完满的爱。 “朋友妻,不可欺”,这句流传了几千年的俗语,规约了一种人际关系。可振保与红玫瑰的交往似乎是又一次对传统的反叛。只是这次反叛多少有些下流和无耻。他与红玫瑰的交往纯粹是出于精神的空虚和情欲的需要,并无崇高的目的。这一次“做自己的主人”却被自己的行为染上了不光彩的意味。作者在开头让振保立志做自己的主人,却又一步一步地消解这一“理想”,一步一步地抽空振保生活的底蕴。与玫瑰的交往是“坐怀不乱”,这多少有值得让人赞扬的地方,而与红玫瑰的交往却是“始乱终弃”,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情人和情妇毕竟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无法在中国得到完全的实现。做不成自己的绝对主人,退而求其次,振保又想做“家庭的主人”,于是向母亲屈服,娶了烟鹂为妻,算是向传统靠近了一步。让他和读者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来老实巴交的妻子,却让振保戴了绿帽子,与裁缝偷情。作者在这里彻底抽空了振保身上所有理想的光环:个人永远都是渺小的,在社会的漩涡中永远无能为力。于是振保破礶子破摔,“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玩女人。不像以前,还有许多顾忌。”这种放荡,纯粹是个体在感到力不从心时的必然结果。只是作者在结尾处又让振保“觉得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于是,“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生活似乎和振保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这种不变多少让人有些“苍凉的回味”。振保的转变,真实地传达出了当时上海滩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平庸、麻木和无能为力,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二、范柳原——新派?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 英国长大的广东生意人,事业成功,对女人存有戒心。他游戏于情感与女人之间,对女人就像是对生意一样知根知底。他风流自持,精神空虚,精明而计算。虽是庶出,凭着一点家底和俊朗外型,范柳原早被捧成作单身贵族,早已被名门闺秀和野草羣莺包围。
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嫁给他,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的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秘密地结了婚。原
范柳原本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负家庭的责任,他对流苏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可见,范柳原对女人了如指掌。他是玩惯了女人的。然而他还想博得女人的同情和理解,他对流苏说:“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但那些偶尔出现的真心一晃就不见了。他一边与流苏调情,一边整日的和萨黑夷妮厮混着。他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只想把流苏当情人,不想花了钱娶一个人来管束他。然而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他不禁感慨 “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柳原笑道:“我并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不说了。不说了。”他们继续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流苏的对手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说是颓败的人物,不过是另一种的颓败。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结婚。这样的人往往是机智的,伶俐的,可是没有热情。他的机智与伶俐使他成为透明,放射着某种光辉,却更见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结婚是需要虔诚的,他没有这虔诚。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药妻。他与萨黑荑妮公主往来,这萨黑荑妮公主对于他毋宁是娼妓,他决不把她和流苏同等看待。保持这样的女友关系,靠的是机智与伶俐,不是靠的热情。
重到香港之后,一个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却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这一吻。流苏被留在香港,独自住在他给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里。一切竟是这样的空洞,不切实,这样的没有着落吗?不,就是梦也要比这更分明些。她搬进了新房子,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指尖贴在墙上,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她要证实给自己看,就是欺骗自己都好。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
范柳原爱白流苏,但他却又是现实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的是白流苏的一份感情,只想让白流苏做他的情人,而不是成为他正室的妻子。所以,着了恼的范柳原很冠冕地将充满戒心,不肯就范的白流苏送回了上海的娘家。但不久,他又一纸电文将白流苏召回了香港,白流苏终于无可奈何地做了她所不愿做的情妇,毕竟,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一礼拜后,范柳原预备远赴英伦,却不肯将白流苏带走。最后小说情节突变——香港陷落,范柳原最终没有走成。倾城的战事让动荡的世界里的“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的心灵,升华了人的情感,也促成了一些本来不那么急的事。战争终于让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患难中变得相濡以沫,“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倾城”就这样成全了白流苏,柳暗花明的她做了范柳原的妻,也算圆满了现实层面上的一段平凡的尘世姻缘。
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这个张狂的人感到荒凉,自私的他终于接纳了自私的白流苏。
三、
《花凋》中的郑先生,不但被婴孩儿化,同时亦无能,扮演着猥琐无能的父亲和丈夫的形象。哄骗妻子的钱财嫁妆,用于挥霍。郑先生是个遗少,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 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做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还把姨太太的幼子带回家养。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生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么给买什么。在鸦片炕上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捶,捶得父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子真打死了!”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在请章云藩吃饭那天,还把郑夫人一只戒指押掉了。可是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郑先生认为他花钱要花得高兴,给孩子看病是花冤枉钱,是一种拖累。“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
在川嫦死后,他却将她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坟前添了个白大理石的天使,天使背后藏着个小小的碑,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
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这里的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或猥琐无能,或狂嫖滥赌,或昏庸懦弱、或浮华浪子,丧失了精神人格。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张爱玲喜欢在小说文本中,把成年的男性或者父亲描写成为小孩子的,孩尸、或者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形象。这在花凋中充分表露出来了:
第二种,张爱玲喜欢把男性或者父亲角色拼贴成为不务正业,狂嫖烂赌,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或者昏庸猥琐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如:《花凋》中
这些男人们从外表看来,他们成熟稳健,事业成有,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他们擅于掌握女性心理,得体地同喜欢的女人说俏皮话,调情。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好丈夫、好男人。但他们在明媒正娶了“白玫瑰”时,背地里又不动声色地惹了“红玫瑰”。相对来说,这类高级别的花花公子,更加务实了。他们不会因为外面的红玫瑰,而打破自己的生活秩序,他们更懂得在情感调剂的同时,如何保全自己。“及时行乐”是们的人生信条,张爱玲对这些公子哥们的无耻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她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了清晰的刻画,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人们无真情,在玩着爱情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视婚姻为装饰,作为社会角色的一件雅致的摆设,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娶了索然寡味的烟鹂,仅把她作为役用的什物,《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要了微龙,只不过是为了“高级调情”的需要。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男人有的是花心与假心”。不知道谁说过“女人的软弱,其实仅仅针对爱情”,爱情对女人而言有着神秘的魔力,为了它,女人可以付出一切,包括名誉、人格、生命,而男人却不。
张爱玲深谙女性心理等因素,曾对婚姻有十分精辟的阐述。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真是一针见血。但遗憾的是,生活中的张爱玲,对于婚姻的态度与表现,却完全和认知相反。女人毕竟太过于感性,一旦被自己在想象中完成的偶像所蒙蔽,就变得愚不可及。她以为那“一刹那”的温柔就是一生一世刻骨铭心的爱恋,她以为他会给她的人生创造无穷尽的一刹那的惊悸和感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张爱玲也像所有的笨女人一样,进行了一场昙花一现的爱情,但对于她本人来说,这一年的时间却是永远无法数清的岁岁月月。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用她那枝独特的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使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感知那一个个“美丽的苍凉”的故事。
参考文献: 《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初探》(一)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内涵》 作者:彦子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构建》 悠悠蚊子
[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艾晓明
荒凉中的守望——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解读 作者:潘一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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