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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月鉴心
众所周知，庄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哲人与学者。《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说明了商业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行业之一。作为一位达人，庄子是如何看待财富与经商的呢？在《庄子》一书中，直接论及财富与经商的并不多，大多是作为其思想观点的论据材料，与其他民生事象一起兼及提到的。这些论述，有的出自庄子之口，有的则通过后学及他人之口发出，如：
《庄子·至乐》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这是说，富有的人，劳苦身体，努力工作，积聚了很多钱财而不能充分使用，这样对于护养自己的形体，岂不是背道而驰吗？指出世人不能将财富正确应用，亦不符合天道规律。
《徐无鬼》曰：“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是说以德施人称为圣，以财施人称为贤。
《盗跖》记载：“均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财则不得，缭意绝体而争此，不亦惑乎！”指出均平是福，多余是害，凡物没有不是这样的，而财货更甚。接着批评了一些人，为了求富逐利，所以积财高于墙而不知足，并且贪求不舍，可以说是取辱了；聚积财货而无所用，专意营求而不舍，满心烦恼，希求增多而不知止，可以说忧愁了；在家中就担心小偷窃贼，到外面就畏惧盗寇的伤害，里面筑墙修楼，严备强守，外面不敢独行，可以说是畏惧了；这六种，是天下的大害。大家都忘记了而不去弄个明白，等到灾难到来，希望竭尽财富来保全性命，但求过一天太平日子也不可能。这时，名也见不到了，利也见不到了，鬼迷心窍地来争这些东西，岂不是太糊涂吗！”
《盗跖》中又记载：“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借子张与满苟得的对话，说明了利益与德行仁义之间的关系，没有德行就不能取信，不能取信就不被任用，不被任用就不能获利。所以从名来看，从利来算，仁义才是要紧的。
《让王》记载：“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借大王亶父之口说出了，不要因用来养的东西伤害所要养护的。象大王亶父这样，可以说够珍重生命了。能尊重生命的，即使富贵也不以昧养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也不以利禄累害身体。
《庄子·德充符》云：“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这段文字，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天有正度，物有因则，一切人事物用，皆为道生，因德而成。圣人的境界是“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嗔恚之心，行不欲离开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由于圣人已经基本不受常道制约，所以圣人悠游自适，而以智巧为灾孽，以誓约为胶执，以市惠为交接手段，以工巧为商贾途径。圣人不图谋虑，哪里还用智巧？顺任自然，哪里还用胶执？浑然无缺，哪里还用德行？不求谋利，哪里还用通商？在圣人眼里，（智约德商）这四者是天所养，天养就是受自然的饲养。既然受自然的饲养，哪里还需用人为？
另一方面，对于常道中的其他人来说，这四个方面还是必须的生存法则，因为“吾之患，为吾有身；若吾无身，有何患？”
……
上面这些论述的片段，可从不同角度对庄子的财富观与商道论以窥一斑。就庄子本人来说，他显然是重生轻利、淡薄名利富贵的。正如《让王》所言：“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当时，身处群雄逐鹿中原、诸子百家争鸣的环境，庄子以道为本、逍遥而游、无心无情、安时处顺、体道求真，与老子唯独属于不“取合诸侯”的行列，怀抱道德学术，而独立于天地间，平心静气地审视着周围的一切。根据《庄子》一书记载，当楚王或其他人想聘请庄子时，他均以庙堂的神龟或祭祀的牺牛婉言谢绝，表明己志；当有人以拜见王侯获得赏赐而以之骄溢于庄子时，他亦直言相告，宁可积精全神，守德合道，畅达人生，常处天和，安享天乐，而不肯“以物为事”，累形伤神，以利害性；宁可葆光守真，独乐其志，坚守生命的自由，也不求闻达于诸侯。始终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乐道不已，怡然自得。同时，在庄子笔下所记载的诸如列子、曾子、原宪、屠羊说、颜回、颜阖等轻利重道、善于尊生的有道君子或义士，这些都是庄子的同盟军。但当别人有难相求时，庄子又能大义凛然，《说剑》中记载了庄子辞千金弗受，而以三剑说服赵文王停止斗剑取乐的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荡气回肠。
总之，《庄子》中体现的财富观念与商道精神，就是道体商用，德本财末。庄子虽不主张逐利积财，但其书中所阐发的圣人治身、以道驭术的思想，却对今天的商业活动仍有很大启发。《庄子》中记载了不少有道工匠，通过修身而心与物化，从而在技艺上达到鬼斧神工的境界。商业亦然，以道德经商，明了道的运行规律从而洞察天机、准确把握商机，自觉修养德行从而知晓财富规律、合理应用财富，以和为贵，内省外修，商才是有道之商，才可正确造福于民。否则，商业只是敛财损身之业，商人亦不能改变“贪贾”的形象。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中国虽号称“礼仪之邦”，但中国的商业，自西汉以降，至明代中叶，一直居于社会末流，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近百年来，当商业成为风靡世界的一大行业时，又一直被西方商家所垄断，东方的商家处于低迷。中国至今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在货殖财经方面，步伐成就稍逊于西方。
中国的商业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发生，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时空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背景。
从自然环境而言，中国素以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为文化中心，形成了典型的陆地文明。与此相应，几千年来，始终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格局。这本不易为发展商业提供适宜的土壤，故被认为是商业不发达的地利因素，但似乎又不尽然。
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始终以贪贾形象居于社会末流。周朝时，商贾地位高于百工，且从属于官府，有自己的组织，但受管理市场的官吏控制，国民贸易须遵守官吏的管理，否则即属非法。春秋末年，除了“工商食官”外，自由市场和自由商人也相当活跃。士、农、工、商不分高低尊卑，彼此之间也可以相通。当时人们根据工商业者的道德品格，把道德高尚的商人称之为“诚贾”或“良商”。《管子·乘马》云：“非诚贾不得食于贾”，认为缺乏诚信的商人是无资格从事商业活动的。《战国策·赵策》亦云：“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认为品德高尚的商人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买卖的价钱，而善于观察和把握商机。
而且，历代以来，也不乏货殖财经方面的经典智慧与论述。如《周易·系辞上》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云：“形而上之谓之道，形而下之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大学》传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其他如《尚书》、《论语》、诸子文论、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晋鲁褒《钱神论》、唐张说《钱本草》、明洪应明《菜根潭》、清金缨《格言联璧》等，这些关于经商之道与财富理念的至理妙文，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财富智慧和对人财关系的深刻领悟。
也出现过能运筹帷幄、名垂史册的商界奇才与大成功者，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越国大夫范蠡辞官后居陶地，善治生，“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周人白圭“乐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生财富国；以及姜太公吕尚、管仲、勾践、计然、猗顿，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则不可能成为富商。又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本是卫国商人，由于善于预测市场供求关系，虽不受命于官府，也能“亿则屡中”而成为富商。及至明清时期出现的著名商帮如徽商、晋商、宁波帮、潮汕帮等；以及近现代海内外华人企业家，象近代民族工业开山鼻祖陈启源、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近代工商业先驱郑观应、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现在香港李嘉诚、邵逸夫、澳门马万祺、台湾朱伯舜、王永庆、美国王安、陈香梅、新加坡唐裕、李光前、周颖南、菲律宾林健民、陈永裁、吴彦进、泰国胡玉麟等。
也不乏历史悠久的著名店铺和欣欣向荣的现代企业，如明清以来的一些老字号店，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有民营企业，山东“海尔”、大连“万达”、北京“联想”、成都“恩威”、海南航空等。可见，商业并非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还需从文化角度做进一步探究。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就思想文化而言，据传世典籍记载，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近年来，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的新进展，人们又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还可以继续向上追溯到七八千年前。由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老子德道文化为核心，易黄老庄思想一脉相承而来的道德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是中华民族衍生发展的灵魂，也是后世各家学派诞生形成的生命源泉。以修身为本、尊道贵德的道德文化始终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基因，先秦诸子的思想亦来源于道德根文化。这一点，从《庄子》等典籍记载中亦可以看出。纵览中华民族的文化史，2500年前，基本是道德根文化的鼎盛时期；自春秋以降，则随着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变异，因历代道德风貌的嬗变而呈现不同状况。
商业在中国的命运，也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导向而异，尤其与道德根文化的升降沉浮息息相关。在道德根文化的核心经典——《易经》、《老子》、《庄子》中，对此已有不同程度的阐发，老子《德道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又云：“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者，万物之注也”。道德，既是化生长养万物的本源能量，充满宇空，灌注于万物之中；又是社会健康发展、百业兴旺发达的核心动力。各行各业，只有顺道而动，尊德而行，才是有道之业，才会永久昌盛。商业概莫能外。
具体到每个阶段，大体来说，先秦至汉初，掌握知识文化的士与商之间是可以相融相通的，并非完全对立和排斥。春秋末年，工商业尚不发达，也接近道德根文化的繁荣期。当时商业的社会地位并不低，统治者也能做到“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商人的形象也不差，曾经出现了诸如范蠡、白圭、姜太公等以商富国强兵的奇才。
从西汉以后，历代的封建王朝，基于巩固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及统治的需要，都奉“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理念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及士大夫们，多受“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精神熏陶，产生了“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判断。这一时期，商业的地位并不高，而且，由于日益远离道德根文化的滋养，商人也因不太注重自身修养，被人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与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儒者君子，形成两个对立而互不相融的范畴。
步入明中叶以后，虽然文化环境依然远离道德根文化，但外环境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促使人们开始冲破“重农抑商”、“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使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开始发生转变，有一些士大夫开始投身于工商业中，以儒学思想主导商业行为，出现了一些“商名儒行”的商人，使商人形象逐步发生改变。
近现代以来，又产生了大量的民族工商业实业家，涌现出了大批海内外华人知名企业家，他们都是四小龙经济腾飞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带头人，他们进一步为商业注入了伦理品格与精神内涵。但是，他们似乎还没有达到先秦时期著名商人的理想人格和经营境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完全肩负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而且，人们在反思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动因时，已经发现其与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正如文化的复兴必须要回到民族根文化的源头和井泉中去一样，在新世纪里，人们也希望商业能从道德根文化中寻找更强大的动力，汲取更丰富的营养，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
从经商行为本身来说，人各有所长，民各有所需。可以说，商业是随社会发展而自然产生的一种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事象。亦如《庄子》中所言，乃“天鬻也”，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生存必需行为。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哪一样都离不开它。而且，伴随着社会分工，商业从最早的物品交换，到春秋时期士、农、工、商“四民”的出现，已经由个体的生存行为或从属于官府，成为一种自由的社会职业。同时，由于本身以物品的交换贸易为基，商业自产生以来，就与利益分配、财富货殖密切相关，因此，诚信守诺、互利共赢、见利思义、乐善好施等人伦品格，就自然成为其基本的行业准则和道德规范。
从历代的商界英才来看，他们驰骋商海，努力拼搏，都能不同程度地将文化信息与道德智慧融入到商业行为中，从而取得了成功。就其来源而言，有从实践中起步的，如从小当学徒，以生意谋身，耳濡目染，逐渐成熟，独立创业。有从理论开始的，大多是中途从商，如亦儒亦商，亦官亦商，亦文亦商，或者学者商人。考察他们的指导思想和行商业绩，有精通道学的，典型的如范蠡；有儒学高足，如子贡；也有自学成才的，如王永庆。在行商中，都能重德修身，与时具进；以德为本，重然诺，守信用，将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与道德境界灵活应用于经商中；成功之后，又多致力于便民济众或公益事业。即使拥有巨大财富，也严于律己，努力追求更高的生存境界和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们的成功经历，不断丰富了商业内涵和企业文化，为商界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也深刻佐证了《大学》传中所揭示的财富规律和经营之道。他们身上，既体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儒者风范，也展示了观天文、察地理、明人事而巧妙把握商机的商道智慧。
现代学者根据他们与一般商人的总体差异，曾提出“儒商”的概念以示区分。但实际上，这些人中，有些并非纯以儒学经商，在风格与境界上，他们跟儒学还稍有不同。而且，先秦其他学派如道家、法家、兵家等承继道德根文化而来的思想，在后世商业活动和现代经营管理中也一直在应用。同时，随着东方文化复兴、文化产业兴起、国学走进人们视野逐步复苏人的精神家园，人们发现，虽然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树立了现代以儒经商的楷模，透发了道德与儒学精神在商业经济中的强大生命力；但依然没有完全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智慧与永恒魅力。而近年来道商的应运入世，经营智慧，以商显道，以道经商，则不仅重现了昔日商道的风采，而且主动肩负起了全面展示与自然传播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所以，如果再细分的话，可以分为道商与儒商两类，以别于一般商人。大体上，道商是指真正掌握了道德根文化，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者，他们既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也有通天彻地的大智大慧，更有知时达变的创新能力。这类人为数甚少，或者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迹，从古至今并不多见；已见于典籍史册的，尤以道德根文化兴盛时期或接近兴盛期的先秦较多。儒商是指以儒学思想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者，他们一般具备儒家的道德追求和伦理修养，也有较高的常道智慧；这类人比较多，历代不乏，尤其明清以来居多，直至近现代。如果说，儒商为商业注入了伦理品格和思想精神的话，道商则为商业注入了道德智慧和发展契机。
在当今提倡和平与稳定、和谐与发展的形势下，随着商业与教育、文化、科技各界联系的日益密切，道德进入商界，使商业有了经营之道，趋于良性循环的发展。尤其道商的应时而出，将圣人之学用于商业运营管理，给商业这种纯物质行为注入了生机活力，带来了阳光，使其已超越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以及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发展过程，由单纯的经营财富，开始转向经营理念，经营智慧，更加重视商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正如《德道经·居位》章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按照道的运行规律自觉调控商业行为，以道经商，以德聚财，以商立业，既可有效避免现代商业运营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亦可使财富与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与应用。同时，还可重写几千年来的商业发展史，重塑新世纪商人的理想人格，使商人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趋势，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的品格形象参与到发展生产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改善民众生活的行列中来，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并将财富正向应用，以善财供养天下万民，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得其所，自觉承担起新时期传播智慧与文化的责任，服务于社会公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把经商当作一项强国富民、服务社会的事业来做，作为一种惠己利人的职业，商业同样大有作为，同样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
对此，从《庄子》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历代商界精英也以他们的成功经历向世人展示了这一点。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