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哈贝马斯的本体论“新启蒙”,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无疑更为现实。但正因为吉登斯关注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他在以社会学家身份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的同时,却深深地陷入自我认同的焦虑。这是现实给予吉登斯的重击,也是给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重击。对吉登斯而言,启蒙是现代性的根源,而现代性是源自后封建的欧洲并逐渐扩展至全球的社会运动。启蒙肇始于寻求确定性和个体的自由,经由现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人们确实获得了更好的保障和解放,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我的焦虑。相反,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以及科技的突飞猛进,自我的焦虑却日甚一日,人越来越被生命的无意义感所困扰。现代性所带来的核威胁、全球生态灾难、全球金融危机等等,使原本稳定的安全基础被瓦解,人们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被无力感和剥夺感所包围。甚至科学也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科学缺少权威的标准,不断的专业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壁垒;科学本身处于不断的革新之中,而这种革新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吉登斯所说的自我认同危机,正是启蒙自身演绎的结果。启蒙肇始于自我的解放,却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奴役和人生的荒诞。值得深思的是,吉登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毕生致力于现代社会的改良,原本是“新启蒙”的践行者,但他却为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所深深折磨。可见,无论人类的理性如何强大,终究还要面临深渊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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