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价值追求，那么这个个体将会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甚至会走向消亡，同样一个国家也一样，没有精神凝聚的国家、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在世界民族之林，每个民族、国家能够立之于世，都有其值得推崇、骄傲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追求，尤其是那些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民族更是如此。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的进程中曾创造出伟大的物质财富，而中华文明能在世界的东方诞生，同时也孕含着伟大的中华精神。现今的中华精神却因为历史的缘故，岁月的洗礼，长期以来被华夏后人所淡忘、漠视、歪曲，甚至是抛弃，中华民族也经历了无尽的困境、挫折和伤害，这里我们一起去重新回顾中华文明走过的历程，将那些创造辉煌的中华精神汇总整理，拔开扭曲与迷茫的岁月，还原她真实的面目，提炼精髓，摈弃那丑陋、邪恶的意念，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中华精神在这里重新关注、倡导，首先得感谢我们民族那丰富的史料，以及现代文明的考证，是它们将我们重新带入那遥远的荒蛮年代。首先看社会发展的最初形态，在那遥远的黄河流域，生活着众多独立的氏族部落，如蜀山氏、葛天氏、有邰氏、涂山氏、有扈氏等，他们相互促进和发展着，各氏族部落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体系，又有着自己的民风民俗，同时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最初的共同盟主，这种盟主的建立是对领导者道德行为的推崇为依据的，他们共同维持着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部落，他们在这里开创着文明的先河，其间出现了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等，那些勇猛、顽强、睿智的开创者引领着当时的时代发展，自然也就成了时代发展的盟主，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社会文化。
真正的开创黄河流域文明的伟大人物当属黄帝，他坚持了社会道义，统一了黄河流域各部落，重振了社会秩序，开创了大一统的格局，并建立了当时较为完善的社会政治制度加强管理，后来产生的尧、舜等先贤，秉持理性、公正的态度产生了国人所敬仰的禅让制，通过推举的方式选拔社会人才，这种推举的方式直到汉代还有“举孝廉”制度。当时的社会应是一个十分开明的社会，社会的公正与宽容，大大促进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以致于产生丝绸那么繁杂的工序制作，引领着后来几千年东方的商业贸易。到了夏、商、周时代，许多的氏族部落逐渐演化成了诸侯，氏族部落与诸候应有很大差别的，两者虽然都表现为一种形式效为独立的社会组织，但前者更偏向于宗族关系、血缘关系的结合体，后者则强调于才能，是有能有德者的管理体系。各路诸候虽然形式上受大一统的管理，但其内部还是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都能自封为王，国家最高领导人很重要的方面还要受这些多元的诸侯制度的制衡，各诸候国内部的完整性受到保护，还能维持岁月遗留的烙印，社会领导者的道德操守始终被时代推崇，征伐只针对那些破坏少数社会道义的氏族部落或人员。
这个时期的社会精神价值成为国人的美谈，当时的精神可以用宽厚仁爱、兼容并包、公平正直，以及对权力的恭让，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也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准则，为后世人所推崇。可以从一些史料记录中发掘许多的故事，如关于舜的有“发于犬亩之中”（出生贫寒），“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体现舜的人格魅力）；可从商汤不涸辙而渔，来体现宽厚仁爱的行为，《吕氏春秋》很早就记录先王在孟春时节对各种尸体的掩埋，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体现对公平交易，尊重、自由价值体现；从益、伊尹、周公、吴太伯等可看出许多人不贪恋权力；以及微子、比干等正直之士，仗义执言等；另外正确的对待异己，大多也是平和的，他们取代了先朝基业，并不象后朝历代的杀戮诸候和大臣来赢得统治，而是被大伙拥戴取得，同时还分封许多的对手的亲臣，如周天子分封了秦的先人飞廉儿子季胜，以及商的后人武庚禄父、微子等，社会大众对社会公平、公正、仁爱的遵循，成为了一种习惯，视为一种正常的价值体现，而不视杀戮为常态，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大量高尚风格的人物与故事俯拾皆是。秦汉以前众多立国者都有较高的品德和才华，无论周文王、商汤、还是众多的先皇，不像秦以后的立国者杀戮与血腥，甚至对权力表现的贪婪无耻。社会的多元化也创造了思想的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格局，涌现了大量的思想家，在春秋战国的兼并时代，老子提出复古，那种小国寡民式的返璞归真状态，这是对后来的社会兼并、动荡，价值操守被毁坏的反思，对先前生活状态与淳朴价值观念的怀念；孟子对仁义的提倡，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舍生取义”；倡导
这些尊重与宽容确立的分封制，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体系来讲，应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较好的维护了人性的独立，能最大可能的保持了当地的本色。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衡量社会文明的状态，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民众独立的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权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组织的独立程度；另一方面领导人的产生是通过文明的机制，公平、公开的方式体现人民的意愿至下而上的取得。简单的说就是民主与共和标准，前者体现的是民主，后者体现的就是共和方式。应该说分封制对于个人和社会组织的独立，对于领导人至下而上的产生更有利，虽然这是一种较为感性的管理，但这种管理方式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同时代的世界大多采取的是一种较为野蛮的奴隶制社会，显而易见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华文明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因为这种管理处于感性的阶段，导致后面的发展方向渐渐的走向随意，甚至是迷乱，尤其是在宗族、私心的怂动下，社会的发展与公正的轨道就渐行渐远，社会机制的发展走向偏差，周的分封就开始倾向于“私”了，姬姓宗族大都分为各地的诸候王，埋下了社会动荡的隐患。后期的中华大地就难以看到令人动颜的美德了，反而那些回避现实，陶醉山水的思想人物成为了难得的一种精神，但这种精神实在是一种对社会的无耐之举，出现了陶渊明、李白等大批人士。
先前几千年的分封制，开创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基础，随着物质文化的传播推广，中华精神已经在东方大地播下了浩荡的基础。在维持国家的安全方面，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也促进了军事的发展，在军事上也发挥了积极的效用，达到了时代的顶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出现了非常专业化的军事技术，如越王勾践剑及其镀铬技术，此剑更是强大的时代精神体现；二是、秦始皇兵马俑中各专业化极高的骑兵、弓弩兵、战车等方阵；三是、一整套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策略，鲜有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地带，甚至在周武王后二百年，犬戎还一直向周纳贡，称为“荒服”，这确立了中原文明傲视天下，视四方民族为蛮夷的基础，在秦统一中原后，大将蒙恬将众三十万，北逐戎狄，威振匈奴，塑造秦帝国不可战胜的强悍；四是、从夏、商、周朝代更替来看，各朝代都延续至少800年，也可说明其内部结构较为平稳，但至秦以后的各封建王朝，最长寿的唐朝就延续260年左右，而且战乱频频。以上四个方面可见，当时的社会精神产生了非凡的效用，这样的环境也推动了中原文明的发展，维持了文化的延续，不至后来被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有点象成吉思汗西征时，欧洲各公国对侵伐的集体抵御，而他们却很好的抵御了蒙古人的铁蹄。
在先秦以前，人们是有信仰的，那就是对“天”的敬仰、崇拜，相信“天命”是公正的主宰，这种朴素的信仰，更多对内心的自律，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内心有一个平衡的基本尺度，而不是无限的攫取，那些诸候王公所以称之为“公”，因为他们“弗敢专也”，“公正”应是他们的基本准则。国家领导人做任何事都要征得上天的同意，我们现在通过他们对占卜、封禅的信仰，不敢主观恣意妄为，以及当时那些领导人言行可以看出，那时的“天”是一种对自然法则、自然力量的统称，这种“天”是由山川大地、江河湖海、走兽飞禽、普通百姓、以及那天地自然浩大存在的共称，是一种对大自然内心的崇拜，这些是指导他们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夏朝以前的帝王都经过各诸候的推举和评定，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然的力量，就是他们所谓的“天命”，无德者其它诸候可取而代之。而后期的亚欧交界的古希腊，却将这种推选传统制度化，成就了他们的选举制度，以致于这种制度成了古罗马和当今世界的所推崇民主制度的基本精神。商取代夏时，商汤曾说：“予畏上帝，不敢不征，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曰：“汝未之天命，未可也”，这里的“上帝”“天命”都是对“天”的信仰。
但到了周穆王时期，国家的社会形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周穆王已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各诸候国之上，表现有二：一是先前的帝王有 “孤”、“寡”、“不谷”等谦称，时刻考虑周围的感受，这时的称谓己经变成了周天子，即他是天之骄子，根本就不将四海各族(所谓蛮夷)放在眼里。二是对于四方诸候更是君临天下之态，史书上记载，周穆王征伐犬戎（匈奴），炫耀武力，虽然“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但“自是荒服者不至”，也就是国家形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开始将征伐、武力当作一种荣耀，在此之前那都是不道德的，任何的武力征伐都将有严格的自责程序，从此以后历代将征伐，攫取土地、财富、荣耀都成了习以为常。这些变化开启了中国社会由盛而衰的临界点，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先前的文明时代开创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奠定了中华后期文明的延续，但中华精神已经遭受了恶梦的开启，过去的社会公正、自律、尊重等秩序开始遭逢破坏，一直要等到现代文明重新唤醒。
如果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先前的氏族部落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竟争的经济状态，在周武王伐纣是还号称是八百诸候，“是时，诸候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候”《史记·周本记》，可谓是小国寡民时代。那么到了周朝后期，社会诸多氏族部落的原生态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开始了诸候的兼并，因为周王朝体系的被冲击和破坏，这种兼并不受社会秩序的监管和约束，又能很好的壮大自己的国家实力，武力的取代成为了各诸候国信奉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些竞争到了战国时期就逾显激烈，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社会的原始形态几乎破坏殆尽。这时的国家精神形态犹如一艘没有动力大船，搅入到一种旋窝，跌入了一种无底的深渊。虽然春秋五霸时也出现过许多主持公道的大国会盟，维护弱国利益，但对于社会形态的公平正义，已经难以为继，更多的是靠实力和巧取豪夺而被那些大国兼并，社会的基本形态遭受了空前的洗礼。而争霸的最终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时代的巨无霸，秦统一了当时混乱的全国，这符合了当时国人希望出现黄帝时代及后来夏、商、周大国的兴盛，虽然秦具备了当时最强大的武力，但那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恶习，使他不能延续先皇时期高尚的道德品质，没能延续社会公正、公平、仁爱之风，先前的中华精神遭受最严峻的挑战，统一后的秦王朝将一切天下之物收归己有，并希望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河，社会的形态已经由自己竟争的多元化，发展成了一种垄断的一元化，也就出现了最恶劣的形式上合法的独裁先例，严重毁坏了社会道德秩序。
秦在军事上的武力强大是我们所毋庸置疑，他应是中原长期来出现的一个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一是因为先前的物质文明的推动带来军事装备的变革，二是通过他多年的武力争斗的结果，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武器装备都是世界同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不仅通过他的军队四处征阀的战绩看出，即使是秦始皇死后，他还将他那壮观浩大军队兵佣带入他的陵区，成为他的陪葬品，在另一个世界成为他值得骄傲的资本。也许有人说汉取代秦那就是汉在军事上超过秦了，其实这并不是一回事，秦后期的残暴统治，以及对那些战功卓著的将领的清剿，早使他不再是当年一统天下的秦军，即使汉取代了秦的统治，秦军当年许多先进的阵法和装备，甚至也和帝国一样走向了消亡，所以汉王刘邦在一统天下，与匈奴的争斗中，被匈奴所败，实仍时事异也！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秦统一中国后的一段时间，为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曾引起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其中暴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关键、最沉重的一场辩论，当时辩论的主要当事方是维护当权者
这场争辩的结果，秦皇嬴政更赞同李斯的观点， 那就是建立强大的一元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强调以高压的束缚方式，维护当权者的绝对统治，绝对的安全，任何事物都要打上秦帝国的烙印。因为要开创，那些历代先皇的思想好象就显得不合时宜、格格不入了，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 “焚书坑儒”手段，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灾难性、毁灭性的破坏，剪灭一切先皇思想，毁灭各诸候国的一切史料，他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忘记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来体现秦帝国的纯洁，记住当前这最伟大的帝国，以强大的法制，强力的刑罚，将国人编组管理，收缴一切武器，树立秦的威严，确保秦帝国的万古长青。所以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社会象疯了一般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可怜中华文化、中华精神在此时此刻经受了最为残痛的摧残，无数文化典籍受到破坏。经历了六国毁灭的国人，在这残酷的法制面前，谁敢冒杀身、灭族之险，况且数据的保存依赖笨重的竹简、木渎这些大宗物品。这种毁灭一定是空前的，所以现在那些先秦时代的文化典籍极其稀少，先前各个时代的历史人文几乎丧失待尽，虽然先王时期极其重视史料记载，有专门的御史大夫，但先王、将相却成了零星的记录，未有系统的记载，那是极其严重的毁坏结果，连《尚书》、《穆天子西行记》等这样重要的的典籍都不放过，可见其当时力度是极其空前的，即使留下的也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或者是维护朝庭歌功颂德的资料，因为在秦的面前，不能出现一个先前伟大的时代，只有秦的“一枝独秀”。
在西方社会这种专制体系一直是被社会所诟病，当年的凯撒大帝因破坏共和制成为独裁者，而被元老院元老们杀死，甚至在林肯实现了南北统一，当国家趋于缓和时，有人为了怀疑林肯会走向独裁却将之刺杀。虽然也有象荆轲这样的志士去刺杀秦始皇，但在没有完整的共和制影响和迷茫的时代，这样的结果也只能以悲剧收场。人民虽然看出了秦的暴虐本性，却一直未能寻得建立一个政权的成熟方案，以致于曾经的社会精神、美德成了一种奢望。很快秦王朝成了历史的过眼云烟，虽然他曾经有着辉煌的军事实力，楚霸王再一次形式上统一了中原，对于怎样重塑一种社会精神，项羽简单的认为要回复春秋时代的社会分封，但时代已经今非昔比，传统的社会基本形态早已打破，社会的公平与道义根本就无法恢复，回到过去意味着的时再次回到了战乱时代。其中代表的两股力量，一是项羽、另一个是刘邦，争霸的结果是项羽乌江自刎，时代给予刘邦一个重组社会机会，刘邦即借鉴了传统的分封制，又借鉴了秦一统的集权专制，所以在汉朝立国之初，
因为长期战乱和社会价值的偏差，有一些极其危险的思想风靡中华大地，这种思想几乎将先王时期的大道、大德之精神毁坏殆尽，以至于影响现今许多人的价值取向，那就是许多人所奉行的投机取巧、无利不钻、玩弄心机、博取功名等，将眼前利益、虚华荣耀当作自己的价值取向，迷失了对崇高精神价值的追求，那些贪取小利，享受安逸的习惯大为盛行。春秋战国时就有了鸡鸣狗盗；汉武帝时中原与西域的交往中，“妄言无行之徒”败坏商品交易的规矩，这其中以诸
在后世的那些开
秦汉以后，中华传统信仰也遭逢最严重的破坏，先前对天的信仰是为了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是对大自然的敬仰以及内心的平衡，但后来确立的私有的意念，社会信仰更多的是利益的信仰，利益的驱使，但当局者为了确立统治的合理合法，在精神方面首先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强调各种机械式的教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是将道家思想更多的用于个人修身；三是、佛教的传入，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佛教的热潮，而佛教更多的是强调对个人的修养，让自身的修行达到逆来顺受的轮回。这些思想的演化，导致中华文化出现了较为畸形的发展，在文化上人们崇尚那虚幻的形式之美，出现了那些骈文、对联、以及格式要求严谨的诗词，如果仅作为一种文字游戏来看待，那也是无可厚非，但国人却将之上升为崇高的社会价值，扭曲了文字传统交流表达的实用价值，让文人变得迂腐，成了文字的奴隶。在人性方面，不仅有严格的男尊女卑、君臣父子关系的繁文缛节，更有直接强加在女子身上的枷锁——裹脚，将畸形的社会审美一件一件从精神到肉体上强加在国人身上，直到清朝后期还自恋的认为这是中华传统美德。
上面诸多的思想确立，扭曲了中华精社对自然的开拓，对人性的解放，反而进一步桎梏了精神的创造力，造成了中原文明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欺凌。从汉代开始，汉高祖刘邦的“白登之围”，中原文明与游牧民族的抗争就处于弱势，“然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匈奴的战法非常机动灵活，很有现代游击战的雏形，“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同时确立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文明对抗中平等的地位，甚至是互称兄弟，（《史记》匈奴篇，孝文帝遗匈奴书中就有“离兄弟之欢”），这在当时应是对北方民族的极大的抬举，直到汉武帝时代大举用兵，才有所改观，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文明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北方民族开始部分的统领中原大地，代表性的有鲜卑族等。到了后期更是每况愈下，北方的突厥、契丹、金、蒙古等侵扰一直就未曾断绝过，经过那些异族进一步的强化，到了清朝就彻底将中原传统的精神毁坏殆尽，主奴关系成了一种社会习惯，中华精神也只是一种停留在先王时代，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美谈了。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将南宋国民直接就描绘成畏战的民族，连马可·波罗都觉得那么多的人口竟被元朝所败，实属奇怪，令人惊叹。
在回顾中华精神的岁月变幻，带着思考，我们审视一下现代文明、世界文明发展，在人类文明历上，曾经有许多引领人类文明闪耀的精神灯塔，他们不仅为他们自身带来辉煌，也值得我们重新借鉴。在亚欧得天独厚的古希腊，开创了选举制度，将我国传统的推举方式用另一种文明的方式确定下来，这是对公平、公正的精神创新，这种对人性尊重的制度，大大促进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思想家与社会巨匠，同时也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达到了开创性的疆域拓展，希腊文明也随着其奥林匹克精神一样远播到亚欧大地。先期的罗马文明是对希腊文明的延续，完善了共和制度，执政官受到元老院的制约，进一步完善社会公正，随着罗马帝国的壮大，这些民主与共和的思想已经开始了在欧洲的生根发芽；三是、大英帝国的开拓，西方的基督教的兴盛，皇权受到很大的制约，社会精神体现的是平等、尊重的价值观念，欧洲大地的多元文化促进了民主思想进一步升级，坚持社会各阶层不断维护着自身的公平、正义，社会道义得以延续，民众对自身的独立价值的追求，推动着社会的变革，社会文明有了更多的开拓，设立了议会、多党制等制度，这些对人性尊重的制度，是建立现代文明的基石，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可波罗对世界知识的普及，西方社会对东方产生浓厚的兴趣，大大触动了西方世界对外拓张的欲望，同时让大英帝国成了日不落帝国；四是、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这种立国思想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思想，确立了人性的独立精神，立国理念融入了平等、独立、制约、包容、尊重等众多人性的基本精神，同时对社会物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动力，重新将世界文明的重心，从欧洲引向美洲，同时这种浩大的精神也反作用于现代社会。这些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精神财富，在未来中华文化崛起过程中，是十分值得借鉴的，中华大地只有重新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精神素养，东方的雄狮才会真正苏醒！
纵观先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精神的宝贵财富还是蕴藏在秦汉以前，这是现代文明的简单版，体现的是对天地自然的信奉和敬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社会个体的尊重与独立、多元化、推选等比较感性、粗糙的价值体系之中，虽然与当今世界先进的社会精神价值有一定的差距，但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创造了浩大、灿烂的东方文明，也推动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认识到上面的道理，我们才能在一些基本信仰的指导下，实现中华精神价值的理性回归，达到与世界接规，为人类造福，并偿试一些新的开拓。精神是物质的最高表现形式，没有精神指导的物质犹如无花之木、无水之源，那是一种巨大的残缺，精神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主宰物质的取舍方式，社会每个个体的精神价值，受基本信仰、政治体制、民俗习惯、物质条件，知识结构、个人历练等多重要素影响，而众多个体的精神价值的凝聚，就形成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同样只有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才能确定一种正确精神信仰，凝聚成一种完备、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这样的社会管理体系才能开创出公正、文明的社会秩序，塑造良好的时代风尚，进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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