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园（一） 从寒门书画神童 到海上画派领袖
位于乔家路上的一栋小洋楼，就是我们这次上海老城厢行走的第二站——梓园。乔家路一条上海老城厢里并不起眼的小马路，已经有些破败的梓园就在这里，假如你是偶然路过这里的话，也许会多看他一眼，但绝不会是因为他的颜值。而是因为，这个稍带巴洛克风格的欧式小门楼，与老城厢里随处可见的普通民居有种格格不入的违和感。
上海老城厢的乔家路113号梓园入口，二层半高的小门楼。
上海滩的三大传奇
但就是这么一个有些破旧，也没有得到什么保护的小洋楼，却隐藏着近代上海滩的三大传奇。
传奇一、
梓园曾是一座规模宏大，与老城隍庙的豫园齐名的江南园林。梓园原占地十亩，十亩地是什么概念呢？十亩等于6,667平米，一个标准足球场是7,140平米，对比下你就知道梓园有多大了。梓园内亭、台、楼、阁，假山，荷花池一样不少。今天我们在入口大门上方看到的“梓园”两字也是大有来头，出自海上画派领袖人物吴昌硕之手。
传奇二、
1922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在去日本访问讲学的途中，经过上海时曾停留过不到一天的时间。爱因斯坦的来访在当年轰动整个上海滩，为爱因斯坦接风的晚宴就设在梓园，而且盘桓到后半夜才回到船上。因此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印象几乎就是对梓园和招待他的主人——王一亭的印象。
右二王一亭，右四爱因斯坦
传奇三、
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小洋楼竟然是日本天皇出资建造，送给梓园的主人王一亭的，整个中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梓园的主人王一亭是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来头？本期我们先来探索第一个传奇故事，“梓园”二字的来历。
周浦镇的书画神童
王一亭可以说是天生的书画神童，后来成为扬名海内外的海上画派的主要推动者和领袖级人物。他也是一名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成功逆袭成为上海滩顶级富豪和顶级书画大家的传奇式人物。
王一亭是在上海浦东的三林塘，他的外祖父家出生的，后来因为躲避战乱搬到了周浦镇。他从小喜欢涂涂画画，十岁的时候就能把外祖父教他识字的孝经整本的插图描摹下来。但家里世代是务农的，虽然王一亭的爸爸开始经商，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家境还是十分贫苦，也没条件为他请书画老师。于是外祖父就把他送到了一家裱画店做学徒，一方面能让他接触到书画，一方面还可以学门手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画在周浦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钱庄学徒 学习日语 练画不辍
外祖父为了让王一亭成年后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在他13岁的时候托了熟人关系，送到上海的慎余钱庄做学徒。以前旧上海的学徒是很辛苦的，除了白天要给掌柜打工，其它时间还要打扫店铺，甚至帮掌柜的一家做家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一亭还是坚持练习画画。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居然还学有余力，晚上到广方言馆（我们现在叫“外国语学校”）学习日语，为什么要选择日语，我没找到相关的说明资料，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和慎余钱庄生意往来的日本客户有关吧。但这个选择为他今后的发迹奠定了基础，也因此造就了第三个传奇。
起初，钱庄掌柜很看不惯王一亭写写画画的，所以没少责骂王一亭。一个整天钻在钱眼里，精打细算每一笔盈亏的人，自然认为画画是一种性情散逸，消磨意志，不求上进的嗜好。但王一亭还是默默忍受着，始终没有放弃过画画。上天必定会眷顾那些意志坚强的人，终于在王一亭16岁时遇到了生命中的两位贵人。
人生第一位贵人 和“富二代”做朋友
命运有时候就是充满着神奇的巧合，这家慎余钱庄的老板就是我们此行的前一站，“小南门救火总会钟楼”的男主——李平书开办的。王一亭的第一位贵人就是李平书的侄子李云书，他与王一亭同年，16岁时也来到慎余钱庄学徒。不过这个学徒跟王一亭的性质完全不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富二代下基层锻炼”。因为家庭的熏陶，李氏家族历来喜好结交文人雅士，李平书自己的书画造诣就很高。
李云书在慎余钱庄碰到一个同龄的书画高手自然十分亲近。李云书慢慢发现王一亭不但画画厉害，而且勤奋好学，很有生意头脑，于是两人成为了好友，结成了终身的友谊。因为有了少东家这把保护伞，王一亭在钱庄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人生第二位贵人 伯乐巧遇千里马
第二个贵人还要从他第一个正式拜师学艺的老师徐小仓说起。徐小仓当年已是上海滩成名的画家，大家可能对徐小仓不熟悉，但只要知道一件事就能掂量出这个人的分量了。徐小仓先拜师钱慧安，后拜师任伯年（熟悉海上画派的人就知道，这两位都是大神级的人物）。因为徐擅长人物和花鸟，又深得老师任伯年的精髓，风格和任伯年很像，于是有段时间，他为任伯年代过笔。所以，今天拍卖行里不知道哪一幅署名“伯年”的画作就有可能是出自徐小仓的手笔哦。
16岁时，王一亭还只是个贫苦的学徒，能被徐小仓收入门下，肯定是看中了王一亭的才华。在书画大家的指点下，王一亭的水平自然突飞猛进。有一次钱庄掌柜让王一亭画一幅画送到裱画店装裱，正巧被也来店里裱画的任伯年看到。任伯年大为赞赏，当得知出自一位少年之手后，更为赞叹，于是亲自找上门，收王一亭为学生。这回倒好，王一亭的辈分涨上去了，跟自己的老师徐小仓平起平坐，成为师兄弟了。任伯年就这样成为了王一亭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海派书画大师的诞生
有了顶级大师的指点，王一亭日后果然成为了海上画派的大师级人物，其盛名不在老师任伯年之下。擅长画人物，特别是佛教人物。
1919年王一亭作流民图，为鄂、豫、皖、苏、浙五省洪灾，义卖赈灾。
落款为王震（一亭是字）我比较喜欢这幅，人物刻画看似寥寥数笔毫不经意，但表情和神态十分生动。特别是正对前方的人物脸部有种油画般的写实感。
而且王一亭日后发迹，成为上海滩商界的领袖之一，还投身政界，热心公益事业，他的影响力不局限于上海，而是遍布中国。因为跟日本商界、美术界的深厚渊源，他在日本的知名度甚至比在国内都要高，还受到过日本天皇的接见。举两个例子：
1921年11月，王一亭和吴昌硕作为主要发起人，在北平举办第一届中日联合美展。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美展的其他几位赞助会员是谁：徐世昌（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1922年继徐世昌任民国大总统）、陈宝琛（太傅——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等8人。
1931年，王一亭作为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团长，访问日本。我们来看一下团员有谁：张大千、王个簃、郑曼青、吴仲熊、钱瘦铁等，随行的还有大收藏家庞莱臣、周湘云等。中日绘画展在东京上野展出，日本政界、商界、文艺界、新闻界、收藏界，各界人士云集，盛况空前，在日本引起轰动。
与吴昌硕的“同门之谊”
说到这里，你可能就看出点眉目了，吴昌硕与王一亭是同为海上画派的领军人物，而且还可以算是同门师兄弟了。吴昌硕（1844-1927）虽然年龄比王一亭（1867-1938）大了有23岁，但是入门却晚。吴昌硕最初成名于金石篆刻，40岁结识任伯年，后来才开始跟任伯年学习国画（未正式拜师），由此算来，吴昌硕是王一亭的师弟了。但两人的相识却要到任伯年过世好多年后了。
海上画派的重要组织 “豫园书画善会”
1909年，海上画派的书画家名家钱慧安（徐小仓初期的老师）、王一亭、杨逸、高邕、蒲华、张善孖等人，以豫园内的得月楼为基地，发起一个慈善组织“豫园书画善会”。当时，吴昌硕还住在苏州，但时常往来上海，他也是善会的发起人之一。王一亭和吴昌硕就是在豫园书画善会的筹备会上初次认识的。
书画善会——先进的商业模式 成功的慈善组织
这里要多说几句，这种书画善会的模式可谓非常先进。采用现代商业的运作模式，即实现了商业盈利，又起到社会公益的良好效果。书画善会经常举办各种公益慈善义卖的活动，每次活动会把旗下画家的书画报价（称为“润格”）公布在报纸上，会员每售出画作一幅就捐出一半的画款留存善会，善会则将这部分善款用于各种本地的公益事业或是捐赠给各地赈灾。
例如：1938年，全国抗战初起，海派书画家们在上海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四楼举办了名为《杯水画展》的义卖活动。结果上海市民纷纷抢购，把展品一扫而空，有的热门画家的作品还不断重画。由此不但可以看到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看出上海书画收藏意识已经深植民间。
而且此次书画义卖的模式也十分商业化，展品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书法，都是统一标价五元一张，书画家自留二元，二元捐献，一元留作善会的活动经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海上画派不但在书画技法上有重大突破创新，而且在商业模式上也十分先进。这种集群体力量，壮行业声势，谋商业利益，行公益善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是为什么海上画派在那个年代充满活力，对整个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因此豫园书画善会的会员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书画界的主流群体。
王一亭（左）吴昌硕（右）
现在我们大家一说到吴昌硕，第一反应就是大名鼎鼎的海上画派的领袖人物。但在豫园书画善会成立之时，吴昌硕在上海滩还是籍籍无名之辈。这个“海派领袖”是日后王一亭一手极力推举出来的。吴昌硕当时定居苏州，他虽然和上海的书画家过从甚密，但始终未移居上海，是有其担心的。其一是担心上海的生活成本高（看来一百年前就已产生这个问题了），当时的吴昌硕在画坛的知名度并不高，主要是靠在教馆为师，和在官衙做个幕僚、小吏来维持一家的生计。其二，吴昌硕对自己这种画风比较奇险的“野逸派”作品，能否得到上海书画市场的认可毫无信心。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吴昌硕已经年近70，在此高龄是否还有必要去闯荡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呢？
“吴昌硕”这个落款是在1912年定居上海后才启用的，弃用了之前的落款“俊卿”，并自刻印章“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以为纪念。
然而王一亭却对吴昌硕高度评价。首先，吴昌硕的“诗、书、画、印”四绝，都达到了最高境界，而且相互之间融会贯通，从而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性创新，被称为“当朝艺坛四绝”。其次，吴昌硕学养深厚、为人友善、胸襟开阔，有家国情怀，具有领袖气质。因此王一亭对吴昌硕始终是倾心相交的。
时代的需要 历史的契机 贵人的推举
时间推进到了1912年，那一年中国正处于时代巨变之中，从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转向现代共和。而海上画派也正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考验，第一代大师级的海派画家先后辞世，如任伯年1895年离世；胡公寿、虚谷1896年离世；蒲华、钱慧安1911年离世等等。这个时期，王一亭无论是书画造诣，还是在上海商界的影响力（时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后任两届会长），以及在政界的地位（上海军政府任交通部长，后改任商务部长，同时兼任同盟会驻沪机关的理财长），毫无疑问是海上画派当之无愧的“一哥”了。但王一亭敏锐地意识到海派艺坛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期，迫切需要一位巨擘级的领袖人物来举旗引领。于是，他主动退让出自己的“领袖地位”，选择了吴昌硕。
1912年，王一亭力邀70岁的缶翁“移家海上”。果然，起初吴昌硕的作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无人问津。为了推举这位新的领袖人物，王一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假借他人之名，收了一批吴的作品，让他能在上海安心地住下来。接着就是在上海的艺界、商界、社交界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全力推介吴昌硕。
比如，1914年在虹口的“六三园”，王一亭为吴昌硕举办了生平第一次的个人书画展。“六三园”是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最大私人花园，是日本政要、商界接待贵宾的主要场所。1912年4月，孙中山来上海时，日本人宫崎滔天就在此设宴欢迎。正是这次展览，使吴昌硕的书画作品开始为日本艺界所推崇，不少日本名流、收藏家开始收藏缶翁的作品。
摄于虹口六三园
吴昌硕鼎定海上 王一亭甘当绿叶
在王一亭不遗余力的推介下，吴昌硕在上海的知名度逐渐打开，润格（身价）日高。1914年吴昌硕被推举为上海书画协会会长，1915年被推为“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长，王一亭自任副会长。这标志着吴昌硕作为海上画派领袖地位已经奠定。王一亭始终甘当绿叶，执行帮衬，可见王一亭的气量、胸襟之宏阔！也足以见证这两位被誉为“海上双璧”的海派艺坛灵魂人物之间情谊之深厚。
我们再绕回本期的主题“梓园”。前文说过，豫园的得月楼是豫园书画善会的所在地，也就是海上画派的主要活动基地。而另一个主要活动基地就是1907年王一亭购置的梓园。1924年日本天皇在梓园内，出资建造一座欧式小洋楼赠送给王一亭，于是吴昌硕就挥毫写了“梓园”二字，被镌刻在了门楼的入口门额之上。因此，这两个字是海上画派发展历程的见证，梓园是海上画派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两位海派书画艺术大师真挚友谊的印证，如果没有梓园主人王一亭的鼎力举荐，吴昌硕就不可能成为海上画派的领袖人物，历史很可能就会重新书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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