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1939年“文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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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情报活动虽然一直是存在的，但通常比较克制，这多半是由于恐惧，因为武力行动一般会招致残酷无情的报复，而这种局面因1939年11月发生的文洛事件而完全改变了。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那种文质彬彬，坐在咖啡馆里刺探情报的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血腥和恐怖。
“黑色乐队”存在吗？
1939年9月初，一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人与英国驻欧洲大陆最重要的两名情报员—R·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和S·佩恩·贝斯特上尉取得了联系。费希尔声称自己是德国军队内部一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代表，并询问英国人是否有兴趣会见一下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当时，史蒂文斯少校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荷兰海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贝斯特上尉长期住在荷兰，自己开办了一家“大陆”贸易进出口公司，算是情报活动的掩护，两人都是英国情报局军情五处的特工人员，对德国的情报活动都由史蒂文斯统一负责。
英国人早就听说在德军内部有一个名为“黑色乐队”的秘密反纳粹组织，成员包括一些老资格的将军和军官，他们的领导人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贝克将军，这些人深信希特勒的军事冒险将会给德国带来一场灾难，一直密谋推翻纳粹政权。史蒂文斯知道伦敦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这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表现出很大兴趣，希望通过费希尔与那些密谋者建立联系，进而协助他们组织推翻希特勒的政变，至少也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尽管如此，史蒂文斯仍然非常小心，因为英国新任情报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曾经特别关照过他：对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能力不可低估，以免落入圈套，孟席斯对“黑色乐队”的态度是谨防奸计，不拒绝倾听意见。10月30日，费希尔通知了史蒂文斯，德国方面派出的代表即将到达，疑心重重的史蒂文斯决定还是先进行一番试探。他通过好友－荷兰情报局长范·代·普拉斯谢上校做出安排，由他们出面，在荷兰边境扣留这个代表进行审查，普拉斯谢派精明的德克·克劳普中尉来完成这一任务，克劳普在火车上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德国运输部队上尉舍梅尔。克劳普把他带到警察局，经过检查，发现证件和他所报的姓名相符，行李中也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于是克劳普按照史蒂文斯指示将他释放。贝斯特亲自开着蓝色别克轿车把舍梅尔送到了约好的见面地点—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这也是贝斯特的“大陆”贸易公司的办公地点，史蒂文斯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双方开始了会谈。
但是，史蒂文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和同事贝斯特已经落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一个陷阱。弗兰茨·费希尔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他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的一名特工人员，代号F479，而那个所谓的舍梅尔上尉其实是保安局情报处国外情报科科长、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沃尔特·施伦堡，整个行动是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了解英国人与德军内部反纳粹组织的联系情况，从而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并破坏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
这次欺骗行动由海德里希亲自指挥，直接向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汇报，最后上报希特勒本人。精明强干的施伦堡为了执行这次任务，进行了充分准备，他特意搬到杜塞尔多夫居住了一段时间，观察真的舍梅尔上尉的一举一动，掌握他的生活习惯，并搜集了有关他的全部背景资料，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为止。在阿姆斯特丹，史蒂文斯和施伦堡进行了长达一天的会谈，一直持续到天黑，最后搞出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包括设法推翻纳粹政权，立即与西方媾和，恢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恢复金本位制度等等。为了加强英国人的信任，施伦堡甚至信誓旦旦的请求，英国对德国的新政权要采取“平等”态度。
德国人的诡计骗住了谨慎的英国人。会谈一结束，史蒂文斯立即向顶头上司孟席斯汇报了情况，后者也为取得的成果感到鼓舞，但还是警告史蒂文斯在他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交换意见之前，不要与德国人继续谈判，同时也提醒史蒂文斯“自己小心点”，提防德国人搞鬼。晚上，史蒂文斯用牡蛎盛情款待了贵客，他与施伦堡谈起了音乐，两人聊得十分开心。第二天，为了进一步欺骗英国人，施伦堡给史蒂文斯介绍了一位新客人—陆军医生豪斯曼上尉，其实这个人是施伦堡的好友柏林大学和沙里特医院的心理学教授马克斯·德·克利尼斯，施伦堡宣称他是“黑色乐队”领袖的得力助手。风度翩翩、富有涵养的克利尼斯作为将军的副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快，英国人就像接纳施伦堡一样相信了他。克利尼斯于是进一步建议，他的上级（当然是一位将军）愿意飞到伦敦，与英国人举行最高层的会谈。信以为真的英国人于是给了施伦堡一部衣箱式无线电台和一本密吗，让他使用ON—4呼号，与英国情报局直接联系。
10月31日，贝斯特开着他的蓝色别克牌轿车把两名德国人送出荷兰边界，施伦堡和他的同伙随即消失在雨雾迷蒙中。几天之后，ON—4发来了消息：将军愿意在11月9日飞往伦敦。孟席斯认为那可能是贝克将军本人，于是安排了一架皇家空军的安森式飞机预先飞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便将军可以从那里乘飞机前往伦敦，同时，孟席斯也指示史蒂文斯他们，为了预防万一，不要再到边界与德国人会谈，如果有问题，必须到海牙和阿姆斯特丹。11月7日，史蒂文斯和施伦堡最后敲定了行程计划，决定11月9日在荷德边界的巴克斯咖啡馆会面，然后前往丹麦乘飞机去英国。
深知自己已经骗住了英国人的施伦堡一心想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他的上司海德里希也同意了，准备把这个闹剧玩到底，看看会有什么收获。11月8日傍晚，施伦堡早早地上床休息了，还吃了一片安眠药，以便明天能有充足的精力。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床头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而听筒那边传来的居然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声音。电话里的希姆莱勃然大怒，他声称，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参加纳粹老战士年会时，现场发生了爆炸，“好几名党内老同志被炸死，损失相当大”。希特勒是晚上20时7分来到啤酒馆的，活动主要是为了纪念1923年纳粹党发动的那次失败的叛乱，20时12分希特勒开始演讲，他猛烈抨击了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大约21时12分，他在属下的簇拥下提前离开会场，结果9时30分，一颗威力很大的炸弹爆炸了，当场炸死7名纳粹老战士，炸伤60多人。
既然元首已经做出了决定，海德里希只有立即执行。他找来能干的下属— 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命令他带领20名精心挑选的党卫军士兵前往荷兰配合施伦堡完成这一任务。冷酷的瑙约克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行家里手，保安局的暗 杀、绑 架等活动大都由他负责，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带领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出发了。11月9日一大早儿，施伦堡就起床了，他与匆匆赶来的瑙约克斯仔细商量了行动计划，然后一行人乘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了。下午2时左右，施伦堡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荷兰境内文洛镇的巴克斯咖啡馆。这是个很普通的边境咖啡馆，遮阳篷上装饰着带条纹的图案，附近有一个不大的儿童游乐场，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然而，在相邻不远处德国境内的一个隐蔽地点，瑙约克斯和他手下的党卫军士兵正在紧张地等待着施伦堡发出的信号。
大约2时8分左右，贝斯特的蓝色别克牌汽车沿着狭窄的街道缓缓驶来，他们可能也发现了气氛有些异常，有人从拐弯处探头探脑，于是立刻把车停了下来，这辆车里总共有4个人，贝斯特、史蒂文斯、司机和荷兰情报人员克劳普。观察了好一阵之后，他们觉得没什么动静，就把车慢慢地开到了转弯处，停在咖啡馆前面。就在这时，施伦堡看到时机成熟，向瑙约克斯发出了行动信号。
震惊世界的“文洛事件”
看到施伦堡以后，贝斯特等人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意外发生了，从德国那一侧的边界突然传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三辆梅塞德斯·奔驰小轿车撞断了边界上的界杆，径直朝咖啡馆冲来，车上满载着配备自动武器的党卫军士兵，一名党卫军士兵用冲锋枪扫射着据守边境哨所的不知所措的荷兰士兵，当场打倒了两个人，一辆奔驰车停下来挡住别克车的去路，这些都是预先计划好的。瑙约克斯和4名党卫军从另一辆车里跳出来，抓住了惊慌的英国人和他们的司机，瑙约克斯亲自给他们戴上了手铐，同车的荷兰特工人员克劳普这时却被忽视了，他手疾眼快地掏出了手枪，但是两支MP—38冲锋枪同时向他扫射过来，克劳普的身体几乎被打成两段。
瑙约克斯不能耽误时间，奔驰车没有调头，而是直接沿着大街向后倒车，党卫军从车内向周围漫无目的地扫射，几分钟之内，车辆已经回到了德国境内。这次行动完成得非常漂亮，英国情报局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特务—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被迅速押到柏林，扔进了保安局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8号的地下室里。希特勒对这次行动也十分满意，他在总理府接见了施伦堡、瑙约克斯和其他参加行动的党卫军人员，并授予他们每人一枚铁十字勋章。
文洛事件给第三帝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两名掌握重要情报的英国情报人员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他们将在集中营里度过整个战争时期），这就使得英国人在欧洲大陆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陷于瓦解，而“黑色乐队”那些本来准备推翻纳粹政权的将军不得不小心起来，以防狡猾的盖世太保找到什么把柄。
另外，希特勒也把文洛事件作为一个借口，他指责荷兰政府已经违背了中立原则，正在协助英国进行针对德国的情报活动，6个月后，德军发动了对欧洲低地国家的入侵。文洛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战线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克制不复存在，使用武力成为家常便饭，情报战开始升级了。
附:
万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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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施伦堡
沃尔特·舒伦堡1938年护照照片
(一)和英国间谍接头
我回到柏林，向海德里希报告我在鲁尔区的工作经过，并指出
在这面积广大而重要的地区，只有少数的几个反情报人员确实感到
人力不足。海德里希很留神地听。他说：“你会有机会去彻底调整
和加强鲁尔区的工作。不过在你着手调整以前，我有另一件重要的
工作要你去做。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曾和英国的情报机关进行着一
个非常有趣味的接头工作，由于我们运用假情报争取了他们的信
任，所以我们的间谍，已经很顺利地打入他们组织之内。目前亟待
我们决定的问题是：我们应否继续和他们周旋，还是切断关系，或
是认为我们已经了解到很多，足以满意而不必再继续。我想你是处
理这件特别工作最理想的人，所以我要你立即搜集有关本案的一切
资料加以精细的研究，然后根据你个人的看法，向我提出具体的
建议。”
我立刻搜集研究现有的各项有关资料，这些资料记载着下列
情形：
“几年以来，一个德国的间谍，F479，一直在荷兰工作。他原
来是一个政治逃亡者。在他开始为我们工作以后，他仍然继续以这
个政治难民的身份出现。因此便和英国的情报机关发生接触，他佯
言和德国政府内部的一个很有势力的反对派有关系，所以更加引起
英国人浓厚的兴趣。他的报告可以直接送到伦敦。我们透过他的关
系，便可陆续地大量供应假情报。所以，他对英国人的影响确实非
常之大。他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并曾设法和法国的情报机
关建立关系。战争爆发后，英国情报单位更极力想和这个所谓德国
的反对派接触。他们意图利用这些反对派官员的阴谋活动，来推翻
希特勒政权”。
就在这个地下工作进入激烈阶段的时候，我奉命参与这项工
作。此时，英国的情报机关已经同意和德国政府内部反对派的代表
进行直接的会谈。
(二)我的身份掩护
经过谨慎研究本案各项细节，以及和那些曾参与此一项工作的
人员精密讨论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认为继续和英国人接触以
行欺骗，将是很有利的事”。因此，我决定亲自前往荷兰去和英国
的间谍见面。为了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所以我化装一个陆军最高统
帅部运输处的一个官员，名叫荷柏特曼·萨美尔。我并知道在运输
处里确实有萨美尔这个人。鉴于这个原因，我们将他派往东部作一
次远距离的旅行。
当上级批准我这个计划后，我便前往杜塞尔多夫，在一个小巧
的私人住宅中卜居下来，这些房间中都针对秘密工作的需要加以特
殊装置，有电话和电报直接和柏林总部联络。
在此时期，柏林方面已通知F479号间谍，命令他设法为萨美
尔与英国间谍安排一个约会。不幸得很，情况不容许我和F479号
间谍事前见面，或商量怎样来部署这次约会，所以只能靠他的聪明
才智来设计一切了。当然，这样做，有着很多的危险成分存在，但
是这种情形，有的时候在秘密工作当中实又不能避免。
我在杜塞尔多夫接到柏林用航空寄来的进一步的情报，我详细
小心地加以彻底的研究。我必须完全熟记我的假历史，牢记我所设
计“假的阴谋”活动中每一个细节。例如：许多人的姓名和关系，
以及行将与我晤面的英国间谍的一切情形。我另外又获得一份正确
详细关于萨美尔的资料，述及他的政治背景和出身、生活方式、日
常言行和外表特征等。举例来说，他经常喜欢戴一个单眼镜，那么
我必须也要戴一个，因为我的右眼近视，所以化装起来并不困难。
对于所谓反对派内部的情形了解得愈清楚，我便有更多争取英国人
信任的机会。当然，往往因为一件极小的错误，便会立刻引起对方
的怀疑。在十月十二日晚上六点钟，一件和英国人接头的信件终于
带来了。这信上写着：“十月二十一日在荷兰朱提芬会谈”。
有一位曾经负责指导F479号间谍工作若干时期的工作人员和
我一同前往，他很了解这一次工作的内幕，我们详细地检查我们的
护照，汽车的登记证。这时，德国的海关和边防警察都已接到命令
不对我们作不必要的盘问。我们有一个很小的行李，我非常谨慎地
检查衣服和箱子上有没有任何足以暴露我们身份的记号或痕迹。对
这种小的问题，如果疏忽的话，就会使整个设计得最好的秘密工作
计划陷于失败。
晚间，我接到海德里希一个电话，令我惊讶不已。他对我说：
“我已为你获得一种充分的权力，可以依照你认为最好的办法去进
行和英国间谍谈判。这件事你可以完全自由抉择所采行动的方式。”
最后他又说；“我希望你特别谨慎。假若对你有什么不利，那就太
糟糕了!但是万一出岔子，我已经通知沿边境各站提高警觉，我希
望你回来的时候，立刻给我一个电话。”
海德里希这种关怀的表现，真是令我惊讶。我觉得他这种表示
并非基于人类的情感，而是完全考虑到实际问题。
(三)第一次的会晤
十月二十一日的清晨，我们驾车到荷兰边境。这是一个阴沉的
雨天。我的同伴驾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沉思。我不能压制我那不
安的情绪，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和F479号间谍先谈一谈。当我
们驶近边境的时候，我的心情更加踌躇起来。
在德国边境的检查很快，也很容易地就过去了!但是荷兰的边
境却是非常麻烦，坚持要彻底检查。所幸我们并没有遭到太多的困
难，便通过了边境进入荷兰。
当我们到达朱提芬的时候，在约定见面的地方，有一辆大型的
毕克车停在那里等我们，那个坐在车子后面的人介绍他自己是英国
情报机关的白斯特上尉，在简短的几句寒喧之后，我乘坐他的车并
坐在他的旁边，我们开车前进，我的助手驾着车跟在后面。
真是巧得很，白斯特上尉也戴着一个单眼镜，他能讲非常漂亮
的德国话，所以我们很快便亲热起来。我们对音乐有着共同的嗜
好——上尉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琴手——于是我们有了话题，才
打开了这生疏沉默的场面。我们说得非常愉快，以至于有一会儿我
几乎忘掉这一次的目的。当我等待白斯特先提这件要谈判的事时，
纵然我在表面上显得很镇静，但我的内心却是非常地紧张。然而他
显然是不想在到达阿尔亨以前讨论这回事。在阿尔亨，他的同伴史
蒂芬斯少校和柯本中尉将要参加我们一起。我们到达那里，将他们
接上车又继续前进。当车子穿过郊外时，我们便开始讨论起来。
他们显然完全相信我是德军最高阶层一个强大反对派的代表。
我告诉他们：“反对派的领袖是一位德军的将官，但是在这种谈判
阶段，我奉命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我们的目的是用武力推翻希特勒，
重建新政权”。我向他们说这些话的原因，其目的是在探测英国对于
德军管制下的新政府的态度，以及当我们一旦夺取政权后，他们是
否愿意同我们在进一步缔结和平条约方面有一个秘密的协议。
这些英国情报军官当即向我保证，他们说：英王政府绝对关注
我们的计划。并认为防止战争扩大和获得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事。英
国将赞同推翻希特勒及其政权，他们将在可能范围内给予所有的援
助与支持。但就任何政治性的条款或协约而言，他们在目前这个阶
段，倘无权作此决定。不过假若可能的话，德国反对派的领袖，或
任何其他的德国将官，都可以出席我们下一次的会议。他们相信可
能代表英王政府作一更紧密的表达。他们又向我保证，他们在任何
时间都和英国的外交部以及唐宁街直接联系。
这是很明显的，我确已得到英国情报人员的信任，我们约定于
十月三十日在海牙英国情报总部继续商谈。我并表示在那时间我一
定到达。我们一同吃过饭后，在一种很融洽的情形中和他们告别回
来。归途中以及穿越荷兰国界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一回到杜塞尔多夫，立刻向柏林报告我已回来，他们命令我
立即前往当面报告，并讨论处理这个问题的下一个步骤。
当晚我就回到柏林，我们一直研讨到深夜。其后，决定由我起
草进一步进行会谈的计划。上级并允许我自由选择适当的助手。
几天后我将计划做好了。我有空的时候，总惯于在我的挚友柏
林大学格里尼斯教授的家里那种平静的气氛中消磨大部分的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而有高级修养的家庭。若干年来，他们对待我就
像家里的人一样。我有我自己的一间房，同时也可以自由出入。
当我做好我那计划的一天，格里尼斯走到我房间里来，他一定
要邀我和他去骑马。他认为新鲜的空气将清醒我的头脑。当我们正
沿着马路轻快地驰骋时，忽然间我想到一个念头。我告诉他关于我
们在荷兰的工作；并问他能否和我一同去海牙。他是德军卫生部队
的上校，生长于奥地利的格雷兹，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风度优
美，仪表堂皇，智慧很高，受过高等教育。他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
助手；而他那轻微的奥地利音调，更可以避免人家的疑窦。我想以
他做我们反对派领袖的高干，在下一次的会议上介绍给英国人。他
立刻同意和我一块去，在这个期间，中央已经批准我的计划。
十月二十九日，格里尼斯和我，还有那位同我参加第一次会谈
的工作人员，我们三个人离开柏林到杜塞尔多夫。在这里，我们花
了一整夜来从事我们最后的准备工作。因为我已经决定，在以后的
旅途中，我们将不再讨论工作任务，所以这便是行前最后一次的
会报。
(四)英国人的诡计
格里尼斯和我都同意需要有一个暗号的规定，以便在和英国人
讨论的时候，便于互相配合。我们的规定如下：
“如果我用左手移动一下我的‘片眼镜’，就是要他立即停止谈
话，而让我来说。假若我用右手，那就是需要他支持我的论调。至
于立刻中止谈判的暗号是由我说：‘我头痛’。”
出发以前我细心地检查格里尼斯的行李，这一次我们毫无困难
地通过边境。
我们驾车到达阿尔亨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是我们事先约定在中
午和英国朋友见面的地方。我们在十二点缺两分的时候便到达了，
但是英国人没有来。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现。到了十
二点三刻，当我们慢慢地开着车驶向街上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随
着时间的增加渐渐紧张起来。可是仍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格里尼斯
不惯于这种情形，当然他是我们当中最紧张的一个，我竭力设法使
他镇静下来。
忽然我们看见两个荷兰的警察向我们车子慢慢地走来。他们中
间一个人用荷兰话问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同我们一起的那个
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正在等朋友!”这个荷兰警察摇摇头，跳上
我们的汽车，然后命令我们将车子开到警察局去。从这些征象来
看，我们似乎已经陷入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圈套。现在最要紧的是保
持镇静而不能冲动。
在警察局里，他们虽然待我们很客气，可是不管我们怎样声
明，总要检查我们的身上和行李，他们检查得非常严密，甚至格里
尼斯盥洗盒子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极端细心地检查。当他们正在
检查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地察看我们的行李。忽然我发觉在杜塞尔
多夫时，我太注意格里尼斯的东西，而没有检查一下同我一起来的
这个工作人员的衣物。现在我一眼就看到他的盥洗盒正打开着放在
我旁边的桌子上，简直吓了一跳。原来他的盥洗盒里边有一卷德军
专用的阿斯匹林药片，在纸包的上面有一个签条，条上印着“德国
党卫军医务处”。
我一面瞥看周围有没有人监视我，一面将已经检查过的我的行
李推到那个盥洗盒的旁边。很快地将那卷阿斯匹林药片抓到手里。
就在这一刹那，我故意把一只梳子弄掉在桌子底下。因此乘我俯身
去拾起这把梳子的时候，便将药片放到我嘴里。这些都是真正有苦
味的药，还有一些包纸，塞住我的喉咙口；所以我不得不再把梳子
弄掉到地上，然后装着在桌子底下找它的样子，将纸和药片吞进肚
里去。所幸这一切没有被他们发现。
后来，他们开始审问：“你们从哪里来?正要到哪里去?你们
要看的朋友是谁?你们将要讨论哪一类的事情?”我答道，“除非我
们有机会和律师商量，我拒绝答复任何问题”。同时我强硬地埋怨
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你们做得太过分了，没有一点理由足以使你
们这样地检查和审问我们，你们已经查看过我们的护照，我们的行
李中没有违法的东西!你们就没有权利留难我们。”我故意装出一
种粗暴骄傲的样子，这个做法似乎很有效。有些警察显然有点犹豫
起来，可是其他的还是坚持非要审问不可。等到柯本中尉来到警察
局的时候，我们已经争论了一个半钟头。他拿一些文件给警察
看——我想看看文件的内容，但是无法看得见——因此警察的态度
立刻改变过来，在深深的道歉之下释放了我们。
当我们走出警察局时，我们看见白斯特上尉和史蒂芬斯少校正
坐在毕克车中。他们解释：“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说：
“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十字路口等你们很久很久。”他们一再道歉而且
又说：“整个事情简直是令人痛苦而难堪的误会”。
我立刻明白了，当然这一切的事情乃是他们预先安排的诡计。
他们已经巧妙地利用拘捕、搜查和审问等方法，来确查我们的身
份，我觉得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这种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考验。
(五)第二次会议
我们快速地驾车前进到达海牙，在史蒂芬斯少校办公室的一间
大房间里，和白斯特上尉开始谈论。经过一番详细而彻底地讨论
后，我们得到下列几项协议：
在和西方国家缔结和平条约以后，即须用政治方法推翻希特勒
及其主要干部。条约中规定奥地利，捷克和波兰主权的恢复。放弃
德国的经济政策，重行采取金本位。在我们讨论当中最重要的一项
问题，就是研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殖民地重归德国
管制”的可能性，我经常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一再于讨论当中提
及它。我特别指出德国人口过剩的问题，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调剂办
法，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人该是何等的重要，否则德国人口过剩的
现象，将继续构成德国东西境界上对中欧地区一个危险的因素。
与会人员都认为这一个问题是非常的正确而重要，并且同意应
该针对德国的需要，谋取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们觉得可以确立一个
原则，就是一方面能够保护德国应有经济权益，一方面又能用政治
的方法协调现在委托统治权的制度。
讨论结束后，我们将这些决议列入记录之中。随后史蒂芬斯少
校将我们讨论的结果用电话通告伦敦。大概一个半钟头左右他回来
了，并且说：“伦敦方面对这些问题有着积极的反应，但是这项协
议尚须和外交部长弗克斯讨论后方能决定。这事将立即进行，我们
可以在晚间得到一个具体的结论。不过，在这同一时间，就你们这
方面而言，缔结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仍属必要的，这项协议代表
着德国反对派最后的决定，并包括着一个时间的限制。”
我们的讨论差不多延长到三个半钟头。会议结束时，我真正感
觉到头痛起来，主要因为我吸了太多浓烈的英国烟，我一向不惯吸
这种厉害的香烟。当史蒂芬斯少校和伦敦通话的时候，我到盥洗室
里去透透新鲜空气并用冷水洗洗我的手腕，我站在那里凝神沉思，
根本没有看见白斯特上尉也已经走进盥洗室里来。他轻轻地在我背
后忽然问道：“告诉我，你是常常戴一个‘单眼镜’吗?”
所幸他看不见我的脸色，我觉得我的脸好像发红。我马上控制
住自己，很镇静地回答说：“你知道吗?我也想到问你这个问
题呢!”
后来我们开车前往白斯特一个助手的别墅去。那里已经为我们
准备好三间房，我们休息了一下，随即赴白斯特的家中晚餐。白斯
特的太太是一位荷兰军人瑞斯将军的女儿，是一个有名的人像画
家。她在餐间的言谈非常有趣而生动，史蒂芬斯来得晚一点，据他
解释说是因为许多工作没有办完的缘故。他拉我坐在他的旁边，并
且告诉我说：他已接到伦敦方面具体肯定的答复，一切都很成功。
我们的F479号间谍，也应约前来共餐，因此我能安静地和他
谈了一会儿的话。他非常紧张，而且简直不能再支持下去，我竭力
向他保证并说：“如果你能找到理由回德国一趟的话，我将倾全力
和柏林当局替你解决问题。”
晚餐是精致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鲜美的牡蛎。餐间，白斯
特作了一个简要而有趣的席前致辞，格里尼斯并用他那动人的维也
纳口音致答辞。晚餐以后大家谈论得非常有兴趣。从这些谈话中，
我更深刻地透视到英国对于战争的态度和看法。虽然他们不愿战
争，但是他们将为保卫自己而奋斗到底。如果德国侵略英国成功，
他们将以加拿大为基地进行反攻。我们也谈到音乐和绘画的问题，
当我们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不幸得很，我的头痛仍没有好，所以在休息以前，我向主人索
取一点阿斯匹林。几分钟后，有一位年轻柔媚的姑娘到我房里来。
她带来一些药片和一杯柠檬水。她同我谈起话来，问我许多问题。
我用尽方法很礼貌地将她哄出房去，才算松了一口气。经过一整天
的疲劳工作后，为了安全，我实已没有心情来满足她的好奇心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沐浴室遇见格里尼斯，他神采焕发的用他那
宽洪的维也纳土语说道：“喂!喂!这些家伙真会办事啊!是吗?”
早晨我们吃了一顿很丰富的荷兰早餐，以免归途中饥饿。
九点钟，有一辆车接我们前往一个荷兰商行的办公室去参加临
行前最后一次会谈。这个荷兰商行，事实上乃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掩
护机构，表面上称为大陆贸易公司，设在纽威街十五号。他们给我
们一部英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本密码，借以和英国在海牙
的情报单位保持联系。呼号规定为O—N—4。柯本中尉另外给我
们一些证明文件，这些文件是通知荷兰当局协助文件持有人接通在
海牙的秘密电话——我相信这秘密电话的号码是五五六──三三
一──以避免再度发生任何类似前几天我们所遭遇的不愉快事情。
我们双方同意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用无线电来联络决定后，白斯
特上尉伴送我们到荷兰边境，我们又一次毫无留难地通过了。
这一次我们没有在杜塞尔多夫停留，便直接驶向柏林。第二
天，我向上级报告接头经过，并建议我将试图继续进行这种谈判，
以期能去伦敦一趟。
下一星期当中，英国人三次要求我们决定谈判的日期，我们每
天用O─N─4呼号和他们通报，机器的性能非常好。但是到了十
一月六日，柏林还没有指示给我，因此我担心我可能失去和英国人
的联络。于是我径自决定先去和英国人接头，时间定在十一月七
日；约定下午两点钟在荷兰边境附近的咖啡店里见面。
在这次会谈当中，我向白斯特和史蒂芬斯解释：这一次在柏林
的逗留时间较预期的为长，因为德国反对派迄今尚不能获致一项最
后的决定。随后我向他们建议：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我陪同德国反
对派的将领前往伦敦一趟——当然，这个将领是伪装的反对派领
袖——那么，就可以和英国政府举行最高阶层的具体讨论。这几个
英国的间谍同意这个做法，并且说他们的“交通飞机”明天可以在
荷兰舒福尔飞机场准备好，将我们接到伦敦去。
最后我们同意，由我设法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将德国
反对派领袖带到这里来，同去伦敦开会。
我回到杜塞尔多夫，但是柏林依然没有指示，而且也没有许可
我继续与英国人谈判。于是我发了一份急电给柏林，提醒他们说：
“如果还不采取任何决定性步骤的话，我的工作再也无法维持下
去”。柏林的回答说明希特勒尚未作最后决定，不过颇有停止和英
国人谈判的趋向。我想他们一定已经想得离题太远；显然，任何关
于推翻希特勒的讨论，纵然是假的，也会使希特勒不痛快。
所以我在杜塞尔多夫坐待消息，心情中充满了消极与失望；但
是这项工作不断地刺激着我决定不待上级命令，即行前往接头。我
用无线电和海牙通报，并决定明天和他们会晤。我必须承认，在那
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出一套说法告诉我的英国朋友。我知道我是把我
自己陷入一个棘手的境遇中。假若在任何方面，我引起他们一点点
怀疑，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再将我拘捕起来。那么，整个事情就可能
发生一个极不愉快的结果。但是我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前往和他们
谈判。
我对柏林这种犹豫不决很生气。虽然我明知他们有着充分的理
由：希特勒已经假定十一月十四日为其进攻西方国家的一天。可能
是这个时期恶劣天气的关系，成为希特勒放弃这个计划的主要原
因，后来他同意我和英国间谍进行谈判，认为此事可能是一个有利
的因素。
我通宵不能入眠，整个脑际混乱地盘旋着各种计划。
早饭的时候，我一眼瞥见晨报。报上的头条标题写着说：“比
利时国王与荷兰女王已经发出联合建议，愿意出面为交战国双方进
行调解”。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心中如释重负，这项新闻正可以
用来解决我的紧急问题。我心想，在今天的会议上，我将用很简单
的话告诉英国间谍：“德国的反对派人士，已经决定等待并观察希
特勒对比利时荷兰的提议如何反应”。我并将补充以下的话：“反对
派的领袖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未能出席今天的会议，不过明天他
一定会来，也许他仍希望能去伦敦一行。”这就是我准备今天和英
国人谈话的计划。
在早晨，我和已被选择伪装反对派领袖的一位将军商谈，他是
一个兵工专家，在军队中有着相当高的阶级与荣誉，是党卫军的一
位先进。实际上，他是非常适合于伪装这个角色。
下午我再度越过边境。这一次我必须在咖啡店里等候三刻钟。
我发觉，我已经被几个伪装普通老百姓的人严密监视着，很明显
的，英国人已再度对我们怀疑了。
后来，他们来到了!这是一次非常短的会谈，因为我在早晨已
经准备对他们说什么话，所以在他们面前毫无窘态，我并且解释延
期会晤的原因。他们终于疑念尽释，当我们握手言别的时候，从前
会晤时的那种热诚又重新建立起来。
(六)诱捕白斯特和史蒂芬斯
回到杜塞尔多夫的那一晚上，党卫军特别工作队的队长来看
我。他是柏林派来保卫我通过边境的。他告诉我说：柏林方面非常
担心我的安全，他奉命封锁所有德荷边境警戒区，并监视在此一地
区所有的荷兰边防警察，假若荷兰人要想逮捕我，那么情形可能变
成很坏；因为他接到命令是：他决不能让我落入敌人的掌握中。自
然可能因此发生一个严重事件。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特别是当我想到
明天和英国间谍接头的计划，假若我不将这桩事预先告诉这个特别
工作队队长，其结果又将如何呢?我告诉他：“为了要达到去伦敦
的目的，明天我可能和英国间谍一同走。假若我是被强迫的走，我
就给你一个暗号。”另外我们又讨论到万一英国间谍要胁持我，他
应该采取的步骤和方法。他向我保证说：他已从他的工作队里，挑
选最优秀的人员来担任这项特殊的任务。
然后，我便和那位准备和我一同去的化装德国反对派的兵工专
家商议，我们非常谨慎地研究这一次行动中每一项细节，在我睡觉
以前已经时至午夜了。
为了免得又是一晚睡不着觉，所以我吃了一颗安眠药。正当我
昏昏入睡的时候，陆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将我吵醒。原来是柏林来的
专线电话。因为吃了安眠药，所以我还没有醒透，黑暗中我摸到听
筒，带着沉重的喉音不耐烦地说一声哈罗!我听到电话的那一端，
有一个沉重而非常激动的音调喊着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
慢慢地回答道：“你是谁呀?”那边的声音显得尖锐起来，他说：
“我是党卫军的部长希姆莱!你到底是在那里吗?”我的惊慌震醒了
我，立刻照例答道：“是的，长官。”“好罢!仔细地听我讲!”希姆
莱接着说：“你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答：“不知道，长
官!我没有听说什么!”于是他告诉我说：“喂!今天晚上，刚刚在
元首于地下啤酒窖讲演之后，有人企图暗杀他!一颗炸弹爆炸了!
所幸他已在几分钟前离开地下室，现在已有几个党内老同志被害，
其余的损伤也非常大。无疑地这是英国情报机关幕后策动的。元首
和我已经坐上到柏林的火车，才听到这个消息。——希姆莱接着
说——这是一个命令!当你明天去参加和英国间谍的会议时，你要
立即将他们逮捕，并迅速将他们押解到德国来。这行动可能侵犯了
荷兰边境，不过元首说没有关系。已经派去保护你的特别工作队帮
助你执行任务。你听懂了所有的事情吗?” “是的，长官，不
过……”“这是不容解释的，”希姆莱断然说：“这是元首的命令，
是你必须执行的任务，你明白吗?”我只能回答道，“是的，长官!”
我知道要在这一点上和他辩论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我得面临新形势与新任务，而不得不放弃所有关于我到伦
敦和英国间谍继续谈判的伟大而深远的计划。
我立刻唤醒特别工作队队长，向他说明希特勒的命令。他和他
的副队长对这个想法都很犹豫；并且说恐怕很难完成任务。同时，
就地形来说并不利于这项行动工作，荷兰边境上的整个万罗地区都
有很多的边防警察和密探在监视巡逻，因此将不可能不鸣一枪就执
行这项任务，一旦开枪，那么我们就可能在当地被歼灭。所以我们
要想成功，就得使用完全秘密的突击。两位队长都认为：假若我们
等待英国间谍已经和我在咖啡店碰头，或者已经坐下来开始谈判的
时候再动手就太迟了!行动的时间必须是乘白斯特的毕克车到达的
那一刹那。前些日子他们曾仔细察看过那部车子，那么他们一定能
够很快地辨认出它来，所以就当那英国间谍的汽车到达的那一刹那
间，党卫军的汽车就得用最快的速度冲过边境障碍物，在街上将英
国间谍拘逮住。并且将他们从车子上挟持到我们的车里来，党卫军
驾驶这个车子的驾驶员必须特别精于开倒车；他甚至不能将车子掉
转头来，这样便可以使我们特别工作队的人员有一个较宽的射界，
同时在撤退的时候，必须先派人布置于街道的左右，以便掩护
两翼。
两位队长建议：我不必参与这个行动，而只须在咖啡店里等着
英国间谍，当英国人的车子开来的时候，我应该装着迎接他们的样
子，走到街上去，然后跳进自己的车，很快的开走。
这计划设计得很周到，我同意这样做。但是我要他们介绍我和
特别工作队的十二位队员相识；我要他们认清楚我。白斯特上尉，
虽然比我高一点，但是服装和我差不多，有一个同样的短上衣，也
戴着一个单眼镜，所以我要他们把我看确实，免得弄错了。
在一点到两点钟之间，我像从前一样越过边境。那位和我一同
参加前几次会谈的工作人员这回仍然陪着一起去。但是我将那位化
装反对派领袖的兵工专家则留在德国的海关室，没有要他一同走；
因为这一次，谁也不知道情形会演变到什么样子。
在咖啡店里，我们叫了一点汽水。店里的人很多，街上也不像
平常一样，有了很多的车辆；大部分的人都是骑脚踏车的，还有一
些穿着平民衣服，手中牵着警犬看起来很特别的人，好像我们的英
国朋友为了这次会议，又已经采取彻底而异常的安全措施。
我得承认，特别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还依然没有他们到来
的征象，我确实觉得非常紧张。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又要用像在
阿尔亨对待我的那种办法施展同样的诡计?现在已经三点钟了，我
们已经等待了一个多钟头。忽然间我眼前一亮，我看见一辆灰色的
汽车正飞快地开来。我想走到街上去，但是我的同伴抓住我的手
臂，将我拉回来，他说：“这不是那个车。”我恐怕特别工作队队长
可能也弄错了!但是每一件事实都很平静。
喊了一杯浓咖啡，我刚刚啜饮了第一口，眼睛一瞥时钟，现在
已经三点二十分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同伴说：“他们到这里来
了!”我们站起来。我告诉茶房：“有几个朋友正来到这里!”我们
于是将外衣放在咖啡店中，便走出店门到街上去。那辆大型的毕克
车正飞般地驶到，紧急刹车后，就倒车到咖啡店后面的停车场上。
我向车的方向走去，当我听到特别工作队汽车冲来的声音，我距离
毕克车还有差不多十码远。忽然打起枪来，我听见喊叫的声音。
停在德国海关办公室后面的特别工作队的车辆，已经很顺利地
通过国境上的堡砦，他们放了几枪来增加突击的声势，并使得荷兰
的边防警察慌忙奔跑，陷入手足无措的混乱之中。
白斯特上尉驾驶着毕克，柯本中尉坐在他的旁边，柯本立刻从
车上跳下来，这时候他抽出一支大型的手枪对准着我。而我呢!是
完全赤手空拳，只得跳到旁边想避开他枪口的正面，在这一刹那
间，特别工作队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停车场来，柯本知道这是
非常危险的，所以转过身来发了几枪打中工作队汽车的挡风玻璃
上，我看见玻璃打碎了，和许多子弹孔穿过玻璃透明的裂痕。说来
真是不可思议，在这种场面中，我看得是如何的逼真清楚，而这些
情景深刻在记忆中，又是令人如何难忘啊!我以为柯本中尉必然已
经击中驾驶员，而特别工作队队长就坐在他的身旁，好像在其他事
情尚未发生以前，一切都又重归平静一样!忽然，我看见队长轻快
地从车上跳下来，他手中也握着一支手枪；于是他和柯本正式决斗
起来。我发觉我的位置正好在他们两人之间，但是他们两人都很小
心谨慎地发射。后来，我看见柯本的枪慢慢地低坠下来，终于掉在
他的膝盖下面!我听见队长大声的对我喊道：“你想离开这世界进
地狱吗?只有老天爷才晓得你为什么没有被打中。”
我转过身来绕着屋角奔向我的汽车，回头一看，白斯特和史蒂
芬斯已经被队员从毕克车上拉出来，狼狈不堪。
正当我绕过屋角，我忽然发现面前有一个我从没有见过而身材
高大的党卫军军官。他一把就抓住我，将一支大型手枪对准着我的
鼻子，显然他误以为我就是白斯特上尉。后来我了解了!他是没有
按照我的紧急命令参加行动，等队伍出发了他才到，所以不晓得我
是谁。
我猛力地将他向后一推，大声喊道：“不要糊涂!把枪拿开!”
但是他显然紧张而冲动，他又一把抓住我。我竭力将他的手打
开，因此他把枪对准着我的胸膛，就在这一刹那，他扣动板机，我
立刻将他的手打到旁边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颗子弹从距离我的头
上差不多两英寸的地方嘘的一声穿过去。所幸，工作队的副队长救
了我，他看见这情形立刻前来制止。我不待他们解释，就跳上我的
汽车尽快地开走，留下特别工作队来完成这项任务。
预定的计划是每一个人都要尽一切可能赶回杜塞尔多夫。我大
概是一个半钟头到达那里，特别工作队的队长也差不多同一时间回
来了。
他们对我报告的情形，简略如下：
“白斯特和史蒂芬斯，以及他们的荷兰驾驶员都已依照命令拘
捕到。根据柯本中尉身上的证件，证明他决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
参谋本部的一个军官。他的真名字是克洛普。遗憾得很，在枪战中
他受重伤，目前正在医治”。
柯本，或者是克洛普，后来因伤重死在杜塞尔多夫医院。白斯
特，史蒂芬斯和他们的驾驶员，都被押到柏林。
大战期间，白斯特和史蒂芬斯都关在俘虏营里，于一九四五年
释放。我曾数次设法想用交换德军被俘人员的方法，换取他们的自
由，但是这些意见都遭到希姆莱坚决的反对。一直到最后，在一九
四三年，希姆莱还是禁止我再提及这件事。因为提到这件事，就会
使希特勒想起那个在地下啤酒窖放置炸弹的埃塞尔。希特勒仍旧相
信埃塞尔的后面必然有其他的人策动，并且认为这是盖世太保工作
上最大的失败，未能进一步查觉以期证实。
希姆莱的心中很庆幸，由于时间的过去，希特勒已经将这件事
遗忘了!所以希姆莱不愿意用提到白斯特和史蒂芬斯的事而引起希
特勒的回忆，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是认为他们和地下啤酒窖的案件
有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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