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枫桥镇栎桥村，书画家王冕的故乡。
1980年7月，对于原栎江公社桥亭村第十一生产队的每个队员来说，是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岁月。他们由此成了诸暨、绍兴，乃至全省最早突破“禁区”的先行者。
所谓“禁区”，指的就是不准分田到户。而带头破禁的，便是队长王全才。
如今，66岁的他，眉宇间仍是一股子硬气。坐在村委办公室，他猛抽了一口烟，讲述当年往事。
在分田到户之前，粮食产量低，村民常要借米度日。“那时，在外打工的村民，每天有1块3毛多的工资。而在队里，一个青年劳动力劳作一天，连5毛钱都赚不到。”王全才说。
在报纸上，王全才看到了小岗村实践分田到户的消息。他隐约感到，这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隐忧，“因为之前新昌带头搞分田到户的负责人，被判刑进了监狱。”
望着片片良田产不出效益，从炮兵特务连退伍的王全才，还是决定冒险干一场。“如果出了事，我去坐牢！”王全才先后召开7次队会，最终做出分田到户的决定。
对此，村民们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在分田后，粮食产量有了明显提高。原来1亩地2季产出1000多斤稻谷，分田后产量提高到1400多斤。
“那时候我们不叫‘分田到户’，叫‘承包到户’。实质上一样，只是不想声张。”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上头开始调查、问话，让王全才把分出去的地收回来。
王全才看到，分完田后，村民生产积极性高涨，自己没脸再去问村民收地。
于是，公社开始限制生产队生产，停止了柴油票的供给。柴油票一停，耕机、抽水机就用不上了。但村民们没有后退，没了抽水机，硬是用肩挑手提输水；没了耕机，就牵出老黄牛耕地，硬是挺过了停供“封锁”。
三个月后，王全才收到了一张“传票”。“要求在18天之内报到，要过了18天还没把问题解决好，那就是直接坐牢。”
所幸，在“传票”到期的前5天，一位记者开始关注此事，并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加强晚稻田间管理责任到劳联产计酬》的报道，肯定桥亭村分田到户的做法。
王全才看到后松了一口气，拿了报纸到栎江公社理论，使得分田的事件转危为安。
包产到户的做法迅速被周围地区的农民所效仿，到1981年12月底，全地区实行包产或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38.9%。
1983年底，92.9%的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包干到户。至此，包产到户在绍兴全面铺开。
现如今，通过承包，王全才的地已经由原先自家的四分田，扩到了3亩多，都种上了高产的单季稻。王全才家土地的变化，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缩影。
2000年后，粮食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农村土地开始出现市场化流转。
“近年来，绍兴地区的土地流转比例在逐年提高。”绍兴市农业局经营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绍兴农村土地流转比例在58%，而到了今年，土地流转比例已接近60%。
一段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史，就是一段中国农民的奋斗史。从土改、分田到户、再到土地流转，土地的变更，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顺应了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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