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中医(医即仁术)

本书用通俗的语言，从十个方面，即医即仁术、医者易也、用药如兵、司外揣内、殊途同归、曲尽其妙、水到渠成、返璞归真、柳暗花明、继往开来，深入浅出地就什么是中医，中医的特色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引言

　　初闻中医

　　从递交“入学志愿表”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着同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医？

　　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先生的一篇“科学的春天”唤起了多少青少年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突然间吹来了这么一股科学的春风，许多年轻人一下子热血沸腾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也梦想着有一天能和宁柏、谢彦波一样进入“科大少年班”，最终成为“科学家”……可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 1979年的那个秋天，我走进了福建中医学院，从此开始了我的漫漫中医之路。

　　从递交“入学志愿表”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着同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医？据父亲说，我家几代人中没有人当过医生。由于缺少起码的感性认识，心中的疑问就愈发强烈！为此，我还特地请教了我们当地的一位医生，他的回答至今依然让我记忆犹新，他说：“用草皮树根治病的就是中医，用药片或注射治病的就是西医。”于是“草皮树根”便成为我对中医最早的认识。30年的学医、从医生涯，却不得不让我一次一次地反复思考这个最初的疑问。

草根树皮就是中医？

　　在很多人眼里，只要沾上“丹参”、“板蓝根”或“血瘀”等名词就算是中医，在所做的研究和论文中时时散发出草根树皮的“香气”就是中医的“气味”。

　　什么是中医？我之所以这么强烈地想知道中医是什么，不仅是因为自己成了一名中医，更多的是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充满求知欲望的中医学子时，我竟然不知道什么是中医？难免有一种误人子弟的感觉！遗憾的是，每次当我似乎明白的时候，又被周围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地带进了困惑的旋涡之中……

　　只要是草皮树根就是中医吗？我请教过很多中医师或中医教师同样的问题，虽然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是，无论是临床、教学还是科研，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眼里似乎只要沾上“丹参”、“板蓝根”或“血瘀”等名词就算是中医了，所做的研究和论文中时时散发出“草皮树根“香气”就是中医的“气味”。（图0-2）

阳痿患者的尴尬

　　一位阳痿患者到中医肾病科就诊，却被大夫请到男科的经历，让人不禁想到，中医的分科是不是有问题？

　　中医的“脏腑”不能等同于西医的器官，记得从步入中医学院的那刻起，老师就这样教导我们。也就是说，中医所说的心不等于西医说的心；中医所说的脾、胆不等于西医说的脾、胆等等。尽管这一观点对于中医学院的每个学生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却是很荒唐的，因为把人体打开来，心就是一个，难道还能跑出第二个“心”来？这么一问，许多人便对中医理论的核心——“藏象”产生怀疑了！于是，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脏腑往西医的器官上靠，似乎只有这样，中医才是“科学的”、“客观的”，才能和世界医学接轨的！

　　半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老K的电话，感到很亲切。老K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不久便去了美国。久疏音讯，未及寒暄几句，对方就开玩笑地问道：“你们现在中基的脏腑理论是不是改了？”我顿时被问得莫名其妙。老K接着说：“我小弟在国内患了阳痿和不育症，问我怎么办？我让他看中医，他问我看中医什么科？我说看中医肾病专科，结果专家说‘我这里是看肾炎的，阳痿要看男科！’我看中医就是被你们搞乱的！”说罢哈哈大笑……拿着电话我再次陷入了深思，是啊！现在中医院有脾胃科、心血管科、肾病科、脑病科……肾阳虚该看肾病科还是男科呢？这种分科的方法还是中医吗？怪不得老K觉得有点晕！！难道是他没有“与时俱进”？

　　一位同学在医院当院长，他告诉我，现在中医院把消化科改为脾胃专科、糖尿病专科改为消渴专科、心血管专科改为心病专科、神经内科改为脑病科，目的是为了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我告诉他，如果内涵没改，只是换了牌子，那是一种欺人自欺的做法。这和京剧院里上演的是《基度山伯爵》，英国的王公大臣按品阶穿着顶戴花翎有什么两样？难道这就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或者，把西餐厅里的意大利通心粉称作拉面、把面包称作窝窝头，麦当劳就成了西北风味小吃？我有时候确实很纳闷：我们的医院里有这么多的“智者”，难道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我现在无法考证，当年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把“spleen”翻译成“脾”，但是，如果当时的译者明白“脾为后天之本”这个基本道理，恐怕就不会是这种译法了。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把“lymphatic system”译为“淋巴系统”而没有译成“三焦”或“三焦系统”，否则今天岂不又多了一个“冤假错案”！理论不同，看待人体和疾病的角度自然也不相同。《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意思是咳嗽不仅仅是肺出?；了问题，与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如果也按现在分科的做法，咳嗽应当看什么科呢？难怪一般的民众到了中医院也不知道这里与西医医院有什么区别？久而久之，连中医师也想不起来，究竟一个完整的人和一个被解剖得支离破碎的“生物体”有什么两样？

救命的人参

　　如果乔峰到长白山见到的是一大片规范种植的人参，他会相信这可以救命吗？

　　不管是在古典名著还是武侠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医的影子，有时候从名著或小说看中医，似乎也能够给我们一些启迪。大家可能看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乔峰误伤阿紫几乎将其送进鬼门关，只好历经千辛万苦寻得长白山的千年人参，才使阿紫获救。类似的故事在武侠小说中经常见到，不管是内伤还是中毒，用的都是千年的人参或灵芝，而且都采自深山老林之中。不仅是因为稀罕，更重要的是它们采撷日月之精华。乔峰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如果按现在中药规范种植的要求来看，恐怕永远也无法让人理解！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乔峰到长白山见到的是一大片规范种植的人参，他会相信这可以救命吗？如果阿紫听说这人参还没来得及检验是否有毒，她敢吃吗？于是，我们在赞叹的同时，想起的竟是乔峰的鲁莽，同时更佩服阿紫的勇气和胆量。抛开传奇和小说，农家传统种植的时令蔬菜比大棚里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好吃，家养的土鸡比养鸡场的鸡值钱，这好像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中医？

　　从不明白到似乎明白，从明白又回到不明白，三十年始终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医？

　　七月总是令人期待的季节，每当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学位帽抛向天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为何每年抛向天空的学位帽越来越多，可“国医堂”门口排队挂号的队伍却越来越长……

　　这么多年来，时而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时而又在书声琅琅的校园；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时而又在旭日初升的清晨……带着这么多的困惑，从不明白到似乎明白，从明白又回到不明白……三十年的思考，却始终离不开同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医？

救人比治病更重要

　　中国人把医学称为“医道”，“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同时“道”也是思想和伦理。德是中医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伦理学特征之一，历代医家对德的要求很高，除了医德、师德之外，还包括学德和患德，共同构成了中医学的道德体系。

救人比治病更重要

　　中医的医德观认为，治病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所以，当面对着需要帮助的“社会的人”，首先要回答的是：先救命还是先治病？

　　为医者，首先要立德。由于受到儒家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医的医德把“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作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以“仁学精神”为基本内涵和特征的医德观。把医学定位为“仁术”，把医生良好的德行称为“仁心”，把医德好的医生称为“仁人”，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

　　从传说中的“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历代名医在医德方面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三国时期，福建有一名医叫董奉，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被后人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在诸多关于董奉传奇般的事迹中，最有影响的是他在庐山行医济世的故事。据《神仙传》卷十记载：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他在行医时从不索取酬金，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颗杏树；轻病治愈者，只需栽一颗杏树，所以四面八方慕名前来求治的病人不计其数。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换成粮食用来接济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两万余人。后来还传说有老虎镇守杏林，以防不肖之徒偷杏子，故又有“虎守杏林”之说。正是由于董奉在行医济世中展示了他为医者的高尚品德，而赢得了百姓的敬仰。董奉羽化后，庐山一带的百姓便在杏林中设“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祭祀这位仁慈的医生。后来董奉家乡的人们把当地的一座山命名为“董奉山”。从此“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后人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来赞美像董奉一样具有高尚医德的苍生大医。

　　唐代医家孙思邈，被后人尊为“药王”。在其《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其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开宗明义地指出医生除了高超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把这部著作，命名为《千金方》。

　　明代著名医家陈实功是《外科正宗》的作者，他对为医之道提出“五戒十要”，堪称后世楷模。1978年，美国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将《医家五戒十要》列为世界古典医德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陈实功指出：“若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否则有药无伙食者，命亦难保也。”

　　“救人比治病更重要”，是中医基本价值观之一，它不仅是中医医德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作为一个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如何理解“治病救人”这一天职呢？中医的医德观认为，治病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所以，当面对着需要帮助的“社会的人”，首先要回答的是：先救命还是先治病？先帮助患者还是先考虑自己的安危？先为自己谋取钱财还是先帮助患者解决生活困难？如果为了治病，而用尽了患者和家人维持生活的物质基础，以至于病家倾家荡产甚至离婚、自杀，这样的“治病”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曾经有一位朋友反问我：“如果都像你这么说，医院还能办得下去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因为，这就是中医！古人就是这么教的，也是这么做的！

　　10年前，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经济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低收入的家庭来说，每天5～6元的药费已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由此造成的精神负担对疾病的治疗显然是不利的。那年有一位患者对我说，他因患有高血压需要长期服药，前些天，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抗高血压药，很方便，每天只服一颗，但需要5～6元。每天当他拿起等同于全家人一天伙食费的那颗药片的时候，心就怦怦直跳，因此，虽然买了药回家，但尽量省着吃，只要不觉得特别难受，能不吃就不吃，因为省下的钱就够全家人一天的伙食。即使药物过期、坏了，他也舍不得轻易扔掉，因为扔掉一盒就是几十块甚至上百块钱！

　　许多年前，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患者，他曾经是某一县城的退休职工。问诊交流时无意中发现他的经济条件不好。他说每月的退休金384元，他和老伴两人平时节省一点还可以维持生活，可是，一旦生病，生活就没有着落，所以有病尽量不去看。出于好心，我随口对他说：“老伯，你以后看病就不用挂号了。”没想到老人感激地说：“李医生，你是好人！两块五我可以买3斤橘子！（当时挂号费是2.5元）”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难过，这2.5元对医生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生活有困难的人，2.5元就是挺大的数字！老人恳求我每次开药都开十帖，他自己到药材市场按批发价去买，然后自己逐一分开，这样可以省一点钱，比如茯苓买150克，再每包分15克，我只好满足他的要求。打从那以后，每年春节后我上班的第一天，他都在“国医堂”门口等我，对我说一句：“李医生，新年好！”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就是最高的奖赏。几年后，他得了一场重病，临终前一定要让儿子用藤椅抬着他来看我一眼。他说：“我知道，李医生可能救不了我，但让他看一眼，我走了才放心、才甘愿！”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此，我每到一个班级上课都会要求同学们记住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挽救了他的生命，而夺去他维持生命的源泉，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治病”的代价

　　为了这场手术支付出八十几万的医药费，换来的是不到一个月毫无质量的生命……我不敢随便猜测他如果不做手术还能活多久，但至少他原来还能走、还能吃、还能和家人说话！我再次怀疑：这样的治疗是否有意义！

　　有一个同乡找我，说是体检时发现患了肺癌，已经是晚期了，胸膜粘连且有广泛淋巴结转移，我建议他保守治疗。他家里人问我：“中医能治肺癌吗？”我回答他：“如果要杀死癌细胞，中药肯定不如化疗药。”他又问我：“那为什么那么多癌症病人吃中药？”我告诉他：“中药可以调整机体平衡，可以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他同意了。但是，几天之后，我突然收到一张会诊单。到了医院一看才知道会诊的病人竟然就是我那位同乡，他已经做了手术，遗憾的是人已奄奄一息，因为气管切开，只能微微张嘴。我问他的家属：“为什么又选择手术？”他说：“因为医生说要手术！如果做手术可能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不做手术绝对没有希望。”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周围的胸膜和心包膜，所以特地从省外请了专家，在专家指导下将大部分的肺叶、粘连的胸膜和心包膜切除，现在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据说“切除得很干净”。为了这场手术支付出八十几万的医药费，换来的是不到一个月毫无质量的生命……我不敢随便猜测他如果不做手术还能活多久，但至少他原来还能走、还能吃、还能和家人说话！可现在呢？我确实回天无术，然而愧疚之余，我再次怀疑：这样的治疗是否有意义！

　　无独有偶，那天翻了一下《海峡都市报》，一个标题映入我的眼帘：“福州一妇女不堪医药费负担跳江，丈夫随同跌入滔滔洪流闽江中。跳江者的儿子说，母亲得了妇科病，花了2000多元（确认数字）的医药费，却始终没能治好，她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才选择了跳江。”另一则报道是：“上周福州市鼓楼区一老太太，因身患多种疾病，且无依无靠，三次跳安泰河自杀，前两次均被过路人救起，这第三次终于了结人生走了。” 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想一想，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所以，作为一名医生（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应该务必记住的是，治病是为了救人，人没有了，治病就失去了意义，医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缘份中医

　　果说张良的成功是因为路过邳邑遇到黄石老人，并授得《太公兵法》的话，那么他的这次巧遇便是他日后成功的基础。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便不难发现：为黄石老人捡鞋、穿鞋、捡鞋、缘份中医“师带徒”的另一层涵义

　　“张良拜师”成为千古佳话，为黄石老人捡鞋、穿鞋、捡鞋、穿鞋，是如此简单的动作，但大多数人却不愿为之，这就是张良的可贵之处。张良对老师的那种虔诚和求知的态度最终感动了老师。中医的“师带徒”过程，也正是老师对徒弟品德考察的过程。

　　中医学对学医者素质的要求很高，品德是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金匮真言论篇》指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否则就会“泄露天机”，这是古人对“学德”要求的一种体现。“立业先立德”这对于一个学医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倘若我们把学德修养转化为一种行为习惯，机会就在自己手中。用现代人讲的一句话就是，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张良拜师”之所以成为千古佳话，绝不是因为张良的天资聪明，而是因为张良对老师的那种虔诚和求知的态度。如穿鞋，如此简单的动作，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但大多数人却不愿为之，这就是张良的可贵之处。历代这样的例子很多，“程门立雪”说的是宋代学者杨时和游酢拜师求教的故事，也是继“张良拜师”之后的体现“学德”的一段佳话。

　　在中医院校创办之前，学中医主要是采取“师带徒”的模式，拜师学艺，一开始必须从学徒做起，先是扫地、打水，药材的加工炮制，站柜台，然后才能跟师临证。俗话说“路遥知马力”，这个过程一方面是锻炼基本功，另一方面则是师父对徒弟品德的考察。这一点与学武者有相似之处，古时候学武也往往是从身体素质、基本功锻炼开始，如挑水、劈柴、扎马步、站桩等等，达到一定程度后，师父才开始传授武功。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学德”特有的考核方式。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介绍了扁鹊和淳于意学医的故事。扁鹊是上古时期的名医，传说他年轻时当旅馆主管时，遇见住客长桑君，扁鹊觉得他很不平凡，所以一直很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一般人，有心把绝技传授给他，于是出入旅馆考察了10余年，最终才把秘方传给他。淳于意是汉代名医，首创“诊籍”，是世界上最早记录病历的人，他年轻时就喜欢医术，但所学的方药临床应用多不灵验，后来他求教于公乘阳庆。公乘阳庆认为他过去所学的不正确，让他完全抛开，才“悉以禁方予之”，淳于意听从他的话而后成为名医。从《史记》这段记载来看，拜师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除了像扁鹊那样真诚地尊师重道外，有时还要像淳于意一样虚怀若谷，勇敢地否定自己，才是求学的正确心态。虽然只是传说，但中医学对“学德”考察的做法一直延续了几千年，这一点现代人不一定能理解。不说每天先到一步替老师打水、扫地，就是上课、上班迟到也是面无愧色，所以，就现代教育模式下的中医人才培养，要做到量德施教、因材施教是很困难的，难怪有些老师感叹自己满腹经纶竟然是后继无人。

欲成“名医”，先为“良医”

　　“学德”对于求知者来说至关重要。一方面希望从老师那里学到“绝招”，另一方面却又拿着一根“科学”的尺子去度量老师的经验，在继承之前先“改良”，只能是“形似”而非“神是”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当地的一名“赤脚医生”，他长期坚持用中医中药为民众治病。少年时他为了拜本县一位老中医为师，费尽周折，但老师坚决不收。年仅13岁的他凭着自己的毅力，烈日下每天骑车2小时赶到医院，先扫地、擦桌子，然后站在老师身后静静地看着、听着、记着，一站就是一天。有天中午，老师下班时已经很迟了，回头看到站在身后汗流浃背的小孩，心里有些不忍，叹了一口气说：“跟我回家吃饭吧，明天别来了！”小孩回答说：“谢谢您！我明天还来！”就这样，一连2个多月从未中断，他的真诚终于感动了老师，最后同意收他为徒。3年后他靠自己的努力开了一家诊所，屡屡效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尊敬和欢迎。30多年来他一边为群众看病，一边刻苦钻研，一有机会便四处拜访名师。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执著的精神得到了当代几位著名中医学家的好评，而且有几位还收他为徒。记得有一次，他参加学术交流会，看到一位老中医行动不便，就主动上前搀扶他，当老人家的拐杖掉到地上时，他就帮他捡起来，并扶他下楼。此后，在临床上或学习中遇到困难，他就主动向老人家请教，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老人把他当作得意门生，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可见“学德”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现在许多青年学生学中医有热情，很想成为名医，但是却放不下身段，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小事不愿意做，哪怕是汤头歌诀的背诵，也是投机取巧或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对待老师的问题上，一方面希望从老师那里学到“绝招”，另一方面却又拿着一根“科学”的尺子去度量老师的经验，在继承之前先“改良”，结果只能是“形似”而非“神是”。前面提到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杨时和游酢二人当时已经四十岁了，而且考上了进士，他们去拜会当时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颐正在闭目养神，二人恭敬地站在一旁，一直等到先生醒来，门外的雪已积了一尺多深。二人堪称是尊师重道的典范。我的老师俞长荣教授曾经说过：“不要光想着成为‘名医’，首先要想着成为‘良医’，从一个合格的学生做起。”说得也是“学德”问题。的确，在旧社会，医生的“绝招”通常是养家糊口的命根子，一般情况下是不轻易传给别人的。把命根子传给一个不信任、不可靠的人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这可能也是很多流传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绝招”、“秘方”失传的原因之一。

共筑医患和谐

　　我经常对学生说：“一个好的医生是让病人在走出你的诊室的时候，病就已经好了‘三分’。

　　病人生病了，求助医生，希望医生能够帮助解决问题，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医生不是万能的，除了个人的专业素养外，还有整个医学认识水平的局限。特别是现代医院里中医师所面对的患者经常是一些疑难杂症，有的甚至是四处求医、几经周折无效的，这一类患者多是满怀希望而来，期望值很高，当然也有一些患者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面对各种各样的疑难病例和临床难题，医生不是都能解决，这一点患者务必要理解，这也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在对待治病的问题上，《内经》就有比较辨证的看法，“言不治者，未得其术也”，而对于患者则强调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信巫不信医者，病必不治”、“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所以，医生的道德操守固然重要，患者的道德水准也应提高，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化医疗环境中，就难免有“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进而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中医认为，医学的服务对象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无论是诊断、预防或是治疗都应当强调医患和谐，因人制宜。因此，提倡医生拥有高尚道德的同时，有必要树立一面提倡“患德”的旗帜。只有医患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信任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如果患者就医时怕医生不负责任，医生接诊时怕患者找茬，那么本应相互配合的医患双方就可能相互戒备猜忌，一旦稍有不如意，就可能发展成为对立关系，医疗纠纷也因此会越来越多。现在社会普遍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医生则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这是极不正常的。由于失去了建立和谐关系的基础，治病救人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有些人到医院看病希望找熟人，无非是希望找到责任心强、水平高的“好医生”，或者希望主治的医生能特别关照，这里固然有考虑到技术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希望建立一种良好的医患关系，不管中医、西医都是如此。这种心理是人所特有的，对疾病的诊疗过程和疗效均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种心理因素所产生的作用是无法客观化、量化的，所以，如果忽略“人”这一特殊对象，去谈医学就难免会有偏差，这也是医学的“人学”特征。我经常对学生说：“一个好的医生是让病人在走出你的诊室的时候，病就已经好了‘三分’。”这句话不是很“科学”，但是很管用，病人找我们不就为了治好病吗？其实，在诊疗过程中，医生的出发点和病人是一致的。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将更好的方法藏而不用，能治好的病故意不治好。当然，要处理好医患关系除了医生的诊疗水平之外，责任心和交流沟通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点正是医学生亟待加强的。

　　记得许多年前实习时，我们科收治了一个关节痛的患者，这个患者长相比较特殊，有点“狮子脸”，鼻子和耳垂比较大，脸部皮肤有些凹凸不平。一位医生走过病房，看了一眼后说：“你那个新入院的患者的脸有点像麻风病人的脸。”当时麻风病患者已经极少见了，许多人只是在书上见到麻风病患者的照片，正因为这样，在场同学听说来了个“麻风”病人都跑过去看，甚至还把其他小组的同学也喊过来，但由于害怕传染又不敢走到跟前，一群人在门口比比划划（其实麻风病也没那么大的传染性，著名麻风病专家马海德教授生前曾多次视察“麻风村”，同病人握手交谈，更何况这并不是麻风病患者）。结果这位患者很伤心、很生气，带着一肚子怨气走了。这件事情给医院和实习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医生是不合格的！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有爱心，对病人要一视同仁，更不能因为有美有丑而另眼相待。正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所说：“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