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起源于道家。据说太上老君九月九日生日。且《周易》中以九为阳数,故以九月九日为重阳。
至少从汉代开始,人们在重阳节要佩戴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到了魏晋时期又有了登高的习俗,后来又衍生了吃糕,因为“糕”与“高”谐音。这些习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避邪,因为九九是大凶之数。
至于为什么大凶,或许是因为古人“物极必反”“亢龙有悔”的思想。九作为阳数,阳固然好,但过度的阳就不好了。“重阳”就是两个阳,显然太盛了。物盛则亏,阳极而厄,所以需要消停消停吧。1989年开始,国家将传统的重阳节定为敬老节。
秋色佳哉,想有以为乐。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虚掷,四时之变,无如此节者。
这次重阳节,王弘主动送酒,渊明也没有拒绝,只是邀王弘同饮。这便是魏晋高士任情重性,不主故常的高致所在。虽然隐逸者以出世为高,然道之所存,性之所至,亦不必拘牵于世俗道德之高下,甚至也不必局限于隐逸人格之教条,而是外化而内不化,得神而遗乎形。这也正是渊明身上的超逸之处。
重阳也是诗歌重镇。
历代由重阳起兴的佳作不计其数。著名的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兹不赘述。有趣的是诗歌史上那首只有一句的诗就与重阳有关。
宋代释慧洪《冷斋夜话》记载,一个叫潘大临的诗人,一次闲卧中忽然诗兴大发,于是在墙上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正在这时,包租公敲门来收租金,潘大临的诗性被大大败坏,于是这写了一句的诗再也续不下。而这仅有一句的诗不仅是诗史上的名句,而且还留下了“满城风雨”这一常用成语。
还有一个重阳故事比较凄凉。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唐代诗人李商隐曾被宰相令狐楚提携,但在“牛李党争”中,令狐家族属于牛党,而李商隐娶了牛党的敌人王茂元的女儿,于是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摒弃不用。
当时旧日恩主令狐楚已经去世,李商隐十分怀念,便在重阳节在令狐绹的家里题写了一首《九日》诗: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诗中李商隐通过怀念旧日恩人,隐隐地透露希望令狐绹能延续乃父的救恩。令狐绹读罢十分惭愧,于是命人将这间厅子锁起,再也不开门。
笔者个人的感觉,李商隐的人格里确实缺乏独立自强的精神,总是希望倚傍别人成功。然而若无此缱绻依恋之情,也就没有此芳馨悱恻之诗。传统文化之短处,有时也恰是其长处。
重阳节也不仅仅属于文人,宋武帝刘裕重阳节“马台欢笑”就颇有英武之气。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封侯也罢,游戏也罢,都敌不过年岁的催逼和历史的淘洗。
而最著名的典故就是孟嘉落帽的故事了。
孟嘉是东晋名士,也是大诗人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在江州受到江州刺史桓温的征召,做了参军。一年重阳,桓温带领孟嘉一行人到龙山登高。大家玩兴正酣。忽然吹来一阵大风。孟嘉因为头发稀疏而短,帽子挂不稳,大风一来,帽子居然吹掉了。而孟嘉依然手舞足蹈,仿佛浑然不觉。
桓温看在眼里,却不让身边的人上去提醒。等到孟嘉如厕之际,桓温便命手下一个叫孙盛的文人写一篇文章嘲笑孟嘉,孟嘉如厕归来读罢,也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据说文章极好,可惜我们已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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