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三岁看老”,三岁时在干些什么?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自己四岁的模样:我穿着姐姐的橙色连衣裙在巷子里迎着风奔跑,像只快乐的小麻雀。那时我已经用粉笔在水泥墙上乱画,装腔作势地捧着姐姐的语文课本咿咿呀呀地朗读,邻居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
可我是个男孩子,是个穷人家的男孩子,那个年代,“穷”不一定意味着痛苦,因为大家都穷,只是“穷”也有着“平静”、“痛楚”之别。
父亲在遥远的矿厂上班,终年不归,不给家里寄一文钱,我与姐姐、母亲最惨的时候整整三月没沾过油腥,每日只靠馒头咸菜生活。五月的一天,母亲顶不住了,将家里仅剩的馒头、大葱以及一堆皱巴巴的零钱放进筐子,交给女儿,要她带着弟弟去姨妈家生活。
我和姐姐被赶到门外,母亲合上门栓,姐姐端着筐子一边拍门一边大叫,我跟着她一起大叫。叫声招来邻居,大伙儿合力挪开门,母亲从椅子上跌落,她紧闭双眼,攥着一根打了结的绳子。
这不是我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因为和后面的事情比起来,它微不足道。1988年,父亲工作调动,回迁至家乡附近的汽车厂,漫长的噩梦拉开帷幕。
母亲歇斯底里的叫骂激起院灯下男人的愤怒,他走进屋里,抓起她的头发,将她拖出被窝,拖下炕台,拖过门口。我想杀了父亲,却只能和姐姐一样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我们透过黑暗呼唤母亲,院里传来的只有雨声、滑到声、低嚎声以及清脆的耳光声:
“啪!”“啪啪!”
父亲的耳光多么响亮啊,他仿佛一掌就击飞了整个世界。
那个年头,工人阶级里有多少这样的老混蛋,他们郁郁不得志,他们吃喝嫖赌,他们酗酒打人,他们蛮横粗鲁。
而我的童年,就这么毁了。五岁到十五岁,整整十年,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一家人能够平静超过五天,整整十年,放学后发现父亲还没回来我就害怕,我趴在桌上用颤抖的小手写作业,钟表在一旁滴滴嗒嗒作响,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低沉、恐怖、狰狞,充斥了我稚嫩的年华。
十年后,父亲的流氓生涯盛极而衰,他下岗了,找不到好的营生,只好窝家做起“主妇男”。母亲正式开始当家,跟着一群女人去工业区上班,凭一己之力养活着四口人,也让儿女完成了学业。父亲老了,不再酗酒,不再施暴,每日里收拾庭院、架锅煮饭,像头温顺的老牛,他坐在布满枯叶的灶台上对我说:“儿子,将来好好孝顺你娘,她这辈子太苦了,我年轻时候混,没给过她一天好日子。”
对于童年,我最大的一个无奈是:我曾经那么怨恨,那么怨恨,可那些怨恨随着时代变迁统统四散飘零,有些人走了,有些人老了,有些人死了,就连故乡也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我的恨也落伍了。但我依旧在害怕白纱般的月光,害怕冰冷的雨夜,害怕包括鞭炮声在内的一切巨大的声响,因为它们会触动我那颗曾经破碎过的心灵。
青春期,我迷上了文学,迷上了摇滚乐,迷上了各种艺术,饱受人性蹂躏后重新站到了生活的正面。Marilyn Manson说过一句话:为避免自己彻底疯掉,我在成为音乐人和杀人犯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所以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艺术,有艺术在,我便有了理由去继续相信所谓的“真诚”、“善良”以及那些夹杂在爱恨之间的脆弱的“美好”。
同样应该感谢艺术的,还有我的一干朋友。2011年,我突然发现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有着不堪回首的童年,这不由得让人感叹缘分的“物以类聚”,而事实上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童年远比我痛楚。
央子是一位湖南姑娘,她的父亲搞外遇,母亲被迫选择离婚,当时央子的弟弟还在吃奶,法院便将弟弟判给了母亲,母亲抱着弟弟离去,自此再没嫁人。央子跟了父亲与后妈居住,在谎言与诋毁中长大,直到大学毕业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事情真相,她勃然大怒,只身前去母亲老家过年,时隔二十多年,母女重逢。
“你知道我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央子说,“就是我妈离开我们家的时候,那时我四岁,趴在我爸肩头上,我妈拎着行李抱着我弟站在楼道里呆呆望着我,她想多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可我不懂事,挥手对她说了句‘拜拜’。”
央子是个善良的姑娘,她为父亲的病筹钱,为后妈买礼物,为同父异母的弟弟找工作,但她同时也是一位疯狂的哥特音乐迷、一位傲娇的哲学爱好者。她三十多岁了,依然未婚,她不是没有追求者,只是特殊的经历让她对婚姻变得不那么信任。
大姚是一位平原山区走出来的男人,他的童年简直可以用腥风血雨来形容:父亲是个赌棍,败光家产欠下巨债,母亲逃回娘家,父亲当众持刀要挟年迈的姥姥,母亲回家,忍无可忍,趁丈夫喝醉将毒药灌进他的口中,然后纵身跳下山崖。失去双亲的大姚被舅舅接走,舅舅家也不安宁,两口子闹离婚,常拿孩子撒气,大姚身为异姓受罪最多,脖子上至今留着被烟头烫过的痕迹。
高中毕业后的大姚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他随和开朗,笔下的卡通人物个个喜庆,只是他从来不敢听传统戏曲,他说那些东西只会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
“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大姚说,“就是每次画完一套图的时候,我搬把椅子到阳台上坐下,什么都不做,就一个人坐着,郊区的夜晚特别静,空气特别好,那种感觉……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一个人的,而且,是美好的。”
作为同样有着童年创伤的人,我自然能读懂大姚的心境,当你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楚、丑陋与残暴,你就会珍惜未来的每一份自我与清静,这不是自恋,却胜似自恋,因为你所感受的那一切并没打算与别人分享。
回到“三岁看老”这句俗话,的确有它的道理,那些“青春期过分迷恋癫狂气质,长大后又疯狂迷恋孤独气质”的人,其性情多少与出身和经历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精神上存在缺憾,他们只是比普通人更向往幸福,他们不齿主流的幸福方式,却比主流人群更懂得幸福的滋味。
爱尔兰有位著名的光头女歌手,叫Sinead O'Connor,O'Connor同样有着痛楚的童年:八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常常虐待她,后母亲死于车祸,O'Connor被天主教学校开除,接着因入店行窃被送往感化院。
1992年10月2日,O'Connor 在综艺节目《周六现场》演唱完Bob Marley的反战歌曲《WAR》,对着摄像机镜头撕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照片,以此表示对那一时期传出的“牧师虐待儿童丑闻”的不满。此举激怒了全天下的教徒,两周后“纪念Bob Dylan从艺30周年演唱会”上,她的登台遭遇上万名观众长达数分钟的嘘声。观众的嘘声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O‘Connor示意同伴停止乐器演奏,对着话筒咆哮着再次演唱《WAR》,整个过程,她高昂着头颅,丝毫不惧眼前的一切。
O‘Connor唱完离场,时任演唱会主持人的kris kristofferson上前安慰她,她抱着kris kristofferson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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