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三岁看老”，三岁时在干些什么？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自己四岁的模样：我穿着姐姐的橙色连衣裙在巷子里迎着风奔跑，像只快乐的小麻雀。那时我已经用粉笔在水泥墙上乱画，装腔作势地捧着姐姐的语文课本咿咿呀呀地朗读，邻居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
可我是个男孩子，是个穷人家的男孩子，那个年代，“穷”不一定意味着痛苦，因为大家都穷，只是“穷”也有着“平静”、“痛楚”之别。
父亲在遥远的矿厂上班，终年不归，不给家里寄一文钱，我与姐姐、母亲最惨的时候整整三月没沾过油腥，每日只靠馒头咸菜生活。五月的一天，母亲顶不住了，将家里仅剩的馒头、大葱以及一堆皱巴巴的零钱放进筐子，交给女儿，要她带着弟弟去姨妈家生活。
我和姐姐被赶到门外，母亲合上门栓，姐姐端着筐子一边拍门一边大叫，我跟着她一起大叫。叫声招来邻居，大伙儿合力挪开门，母亲从椅子上跌落，她紧闭双眼，攥着一根打了结的绳子。
这不是我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因为和后面的事情比起来，它微不足道。1988年，父亲工作调动，回迁至家乡附近的汽车厂，漫长的噩梦拉开帷幕。
母亲歇斯底里的叫骂激起院灯下男人的愤怒，他走进屋里，抓起她的头发，将她拖出被窝，拖下炕台，拖过门口。我想杀了父亲，却只能和姐姐一样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我们透过黑暗呼唤母亲，院里传来的只有雨声、滑到声、低嚎声以及清脆的耳光声：
“啪！”“啪啪！”
父亲的耳光多么响亮啊，他仿佛一掌就击飞了整个世界。
那个年头，工人阶级里有多少这样的老混蛋，他们郁郁不得志，他们吃喝嫖赌，他们酗酒打人，他们蛮横粗鲁。
而我的童年，就这么毁了。五岁到十五岁，整整十年，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一家人能够平静超过五天，整整十年，放学后发现父亲还没回来我就害怕，我趴在桌上用颤抖的小手写作业，钟表在一旁滴滴嗒嗒作响，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低沉、恐怖、狰狞，充斥了我稚嫩的年华。
十年后，父亲的流氓生涯盛极而衰，他下岗了，找不到好的营生，只好窝家做起“主妇男”。母亲正式开始当家，跟着一群女人去工业区上班，凭一己之力养活着四口人，也让儿女完成了学业。父亲老了，不再酗酒，不再施暴，每日里收拾庭院、架锅煮饭，像头温顺的老牛，他坐在布满枯叶的灶台上对我说：“儿子，将来好好孝顺你娘，她这辈子太苦了，我年轻时候混，没给过她一天好日子。”
对于童年，我最大的一个无奈是：我曾经那么怨恨，那么怨恨，可那些怨恨随着时代变迁统统四散飘零，有些人走了，有些人老了，有些人死了，就连故乡也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我的恨也落伍了。但我依旧在害怕白纱般的月光，害怕冰冷的雨夜，害怕包括鞭炮声在内的一切巨大的声响，因为它们会触动我那颗曾经破碎过的心灵。
青春期，我迷上了文学，迷上了摇滚乐，迷上了各种艺术，饱受人性蹂躏后重新站到了生活的正面。Marilyn Manson说过一句话：为避免自己彻底疯掉，我在成为音乐人和杀人犯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所以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艺术，有艺术在，我便有了理由去继续相信所谓的“真诚”、“善良”以及那些夹杂在爱恨之间的脆弱的“美好”。
同样应该感谢艺术的，还有我的一干朋友。2011年，我突然发现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有着不堪回首的童年，这不由得让人感叹缘分的“物以类聚”，而事实上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童年远比我痛楚。
央子是一位湖南姑娘，她的父亲搞外遇，母亲被迫选择离婚，当时央子的弟弟还在吃奶，法院便将弟弟判给了母亲，母亲抱着弟弟离去，自此再没嫁人。央子跟了父亲与后妈居住，在谎言与诋毁中长大，直到大学毕业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事情真相，她勃然大怒，只身前去母亲老家过年，时隔二十多年，母女重逢。
“你知道我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央子说，“就是我妈离开我们家的时候，那时我四岁，趴在我爸肩头上，我妈拎着行李抱着我弟站在楼道里呆呆望着我，她想多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可我不懂事，挥手对她说了句‘拜拜’。”
央子是个善良的姑娘，她为父亲的病筹钱，为后妈买礼物，为同父异母的弟弟找工作，但她同时也是一位疯狂的哥特音乐迷、一位傲娇的哲学爱好者。她三十多岁了，依然未婚，她不是没有追求者，只是特殊的经历让她对婚姻变得不那么信任。
大姚是一位平原山区走出来的男人，他的童年简直可以用腥风血雨来形容：父亲是个赌棍，败光家产欠下巨债，母亲逃回娘家，父亲当众持刀要挟年迈的姥姥，母亲回家，忍无可忍，趁丈夫喝醉将毒药灌进他的口中，然后纵身跳下山崖。失去双亲的大姚被舅舅接走，舅舅家也不安宁，两口子闹离婚，常拿孩子撒气，大姚身为异姓受罪最多，脖子上至今留着被烟头烫过的痕迹。
高中毕业后的大姚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他随和开朗，笔下的卡通人物个个喜庆，只是他从来不敢听传统戏曲，他说那些东西只会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
“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大姚说，“就是每次画完一套图的时候，我搬把椅子到阳台上坐下，什么都不做，就一个人坐着，郊区的夜晚特别静，空气特别好，那种感觉……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一个人的，而且，是美好的。”
作为同样有着童年创伤的人，我自然能读懂大姚的心境，当你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楚、丑陋与残暴，你就会珍惜未来的每一份自我与清静，这不是自恋，却胜似自恋，因为你所感受的那一切并没打算与别人分享。
回到“三岁看老”这句俗话，的确有它的道理，那些“青春期过分迷恋癫狂气质，长大后又疯狂迷恋孤独气质”的人，其性情多少与出身和经历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精神上存在缺憾，他们只是比普通人更向往幸福，他们不齿主流的幸福方式，却比主流人群更懂得幸福的滋味。
爱尔兰有位著名的光头女歌手，叫Sinead O'Connor，O'Connor同样有着痛楚的童年：八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常常虐待她，后母亲死于车祸，O'Connor被天主教学校开除，接着因入店行窃被送往感化院。
1992年10月2日，O'Connor 在综艺节目《周六现场》演唱完Bob Marley的反战歌曲《WAR》，对着摄像机镜头撕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照片，以此表示对那一时期传出的“牧师虐待儿童丑闻”的不满。此举激怒了全天下的教徒，两周后“纪念Bob Dylan从艺30周年演唱会”上，她的登台遭遇上万名观众长达数分钟的嘘声。观众的嘘声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O‘Connor示意同伴停止乐器演奏，对着话筒咆哮着再次演唱《WAR》，整个过程，她高昂着头颅，丝毫不惧眼前的一切。
O‘Connor唱完离场，时任演唱会主持人的kris kristofferson上前安慰她，她抱着kris kristofferson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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