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蒙古往事》受到好评
冉平，北京出生，幼年随父母定居内蒙古，当过工人、企业干部，曾涉足诗歌、小说创作若干年，在内蒙古电视台当编剧，写过电视剧《东方商人》《武则天》《水浒传》，电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用十年时间寻找合适的写作状态，写得警惕，远离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有几次几乎从头来过，直至“蒙古”的气味日渐浓郁、活泛，才觉得这次自我的清洗得以完成。冉平的《蒙古往事》写得很辛苦但也很自由。作品问世，他最关心的是它是否去掉了汉语黏糊糊、湿漉漉的表达方式，它是否足够开阔、干燥和本真。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试图去做这样一个东西，现在看看还成。”但按照小说结尾的话来说，几乎是要“感谢长生天”了。
冉平笔下的这段故事不是蒙古史诗，而是铁木真如何成为了成吉思汗。他打开了一个空间，喜欢文学的，可以从中寻找文学的兴趣，同时不至于误读历史，倘若你因此喜欢上历史，再去看史诗也不算太迟。
“我要回到最原始最笨的写作状态”
冉平有两门独到的功夫。一是他能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轻易分辨出汉人和蒙古人，还有一门是他有一本最地道的《蒙古秘史》：“是蒙族人写给自己看的历史，用汉语注了音。”一位评论者曾经这样评价《蒙古秘史》：“当时是一个蒙古人硬着翻译过来的，经常叫人不知所云，但你同时也感受到什么叫语言。这里没有陈词滥调，没有废话。就像我现在有话要说，我要找一个语言，那种要克服困难，抓住事物的过程，在那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语言非常珍贵。”
冉平的语言有点《蒙古秘史》的味道。他就想把自己的语言还原成这个样子：“首先是不满自己汉语叙述的现状，也包括好多别人写的小说，太过精致，啰嗦，黏黏糊糊的。后来我读到了《蒙古秘史》，简单、大气，从蒙古语直译过来的，很有力量。它的简单打动了我，让我惭愧；同时又激发了我的想象。作为在内蒙古生活多年的人，我似乎闻到了它的气味，也看到了汉语表达的某种可能。于是卸掉多余的东西往后退，把自己关于文学的概念和经验丢掉，就像丢掉用惯了的装备，退到出发的原点。”所以能用三个字表述，就绝对不用四个字，拒绝比喻等等修辞，甚至拒绝成语，那些东西太“聪明”。于是《蒙古往事》里就有这样的句子：“风真硬，咬都咬不动。”
“文化里放多了糖，太甜，没诗意”
为什么要挑选书写蒙古来为汉语做一个清洗？这也许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在冉平看来，时下许多取材自蒙古族题材的叙事作品，不是被我们的汉语表述道德化了，就是被欧式语言抒情化了，伪浪漫、矫情，没力量，没味道。文化里放多了糖，太甜，没了原本的诗意，像化了浓妆的旅游风向标。“那种作者努力表达出来的美，我倒觉得土，太柔媚了，简直没法忍受。其实，从根源上讲，蒙古文化是由草原人的孤独、寒冷、饥饿、杀戮这样的极限生存逐渐形成的：千百年前，他们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行走，追或者被追，掠夺和征战；他们不受道德教化的约束，情感更加直接而深沉。”
《蒙古往事》里的男人尚武勇猛甚至野蛮得有点不讲道理但也很天真，女人则丰润有着满不在乎的自信和宽容。男人间的战争布阵简单得很，只玩“阳”的，不玩“阴”的，男女间的爱情如果非要用“忠贞”来形容，那么它也仅仅建立在对力量的崇拜上。一切都很简单，简单到你不相信它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有力量，同时也是高贵而诗意的。“成吉思汗就是这种文化哺育出来的英雄。”冉平选择成吉思汗的故事，就是想用汉语表现蒙古文化的这种魅力，“我知道我不可能做得十分纯粹，只是尽量接近。我认为我获得了某种自由，确实，有些东西是在写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写出来才知道。”
汉语语境中少有的浪漫
铁木真称成吉思汗的历程，伴随了八次战斗。令人动心的故事、战争、冲突和人都不计其数，如何择取，颇为挣扎。冉平干脆故意模糊了历史的印记，把客观的叙述交给了《蒙古秘史》的某些段落补充在小说中间。他做了减法，反倒凸现了更多。其中，成吉思汗与札木合逐鹿草原的故事贯穿始终，两个男人三次结为“安答”（兄弟之意），互相敬重，又敌对到死。他们毕生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对方。他们热爱自己的敌人，无时不在思念着对方，情意深厚。他们的爱、他们的嫉妒、他们的尊重全都用互相征服来表达。这样的一对关系是传统叙事中没有的。他们的争斗，不同于项羽、刘邦的楚汉之争，他们的情感不同于桃园结义。一样的英雄气概，但彼此不论座次，不讲忠奸仁义，没有善恶对错，不耍阴谋，一切都来得明朗，天真、又充满智慧。
冉平说：“当我读到《蒙古秘史》中札木合临死的一番话时，心里真是感慨，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小说里，那一刻我感到事情就发生在身边，我听到了他说话的口气，看到了他们脸上的表情，不觉得它是八百年以前的事。那种男人之间的关系放在今天仍然是新鲜的，是理想主义的，绝对的浪漫，是汉语语境中少有的，也是今人所欠缺的。我觉得，只要它能打动我，历史不历史都所在其次，况且这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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