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先生的斋名，就笔者所知，有四个，除读已见书斋、不知魏晋堂为人熟知外，尚有小勤有堂、槐抱椿树庵。其命名寓意各有不同，从中颇能见出余先生的襟抱、旨趣。
槐抱椿树庵，仅见于《小勤有堂杂钞》。该书为余庐钞本汇辑，其中《别录》《七略》为余先生手钞，后有其自记：“庚午（1930）夏历五月廿三日，武陵余嘉锡季豫甫假北海图书馆所藏旧钞本手录于北京宣武门内槐抱椿树庵寓庐。”具体地址可能就在吴宓曾拜访过的护国寺街后铁匠营十八号（见《吴宓日记》1929年3月23日记）。余嘉锡写给胡适的信札，落款也是这个地址。余先生初到旧京，处境甚窘，一度在民国学院任教，而槐抱椿树庵就在民国学院的对过。他写给陈援庵的信里说：“自抵旧都以来，忽复数月，金尽裘敝，无以自资，遂滥竽民大讲席，以谋升斗。”盖是实录。到辅仁任教后，他搬到了护国寺街，两处相距较远，槐抱椿树庵的斋名却保留下来了。“槐抱”，与怀抱谐音，椿树为《庄子》中无用之材，此一斋名，即隐隐有“无所可用”，“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之意。
“不知魏晋堂”，见于1945年7月31日为《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写的序，典出《桃花源记》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满地狼烟，余氏闭门却扫，唯以著作寄托其不与日伪合作的情怀。取此堂名，自然是以气节自砺。他在这篇长文中对“人心思宋”的民族精神的剖析，被徐复观称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发现”。
最能见出余先生读书旨趣的，是读已见书斋。这个斋名，曾由罗振玉篆额，显然是要跟黄丕烈的读未见书斋唱反调。余先生1940年为《黄顾遗书》作序，一本“右顾左黄”立论，以为顾千里乃“读书者之校书”，黄丕烈为“藏书家之校书”，认为黄校既不能“传宋刻之形貌”，也不能“定古书之是非”（以上均见《黄顾遗书序》）。余先生的这种看法，或许曾受到过洪亮吉的影响，又或许对黄丕烈贬抑过甚，却主要是其治学趣味决定的。他的读书、藏书，不是赏鉴家的作派，不是以宋元本自矜。陈垣说：“如果专以垄断奇书相夸耀，而对普通常见常用的书反不读不知，这是舍本逐末，无根之学。”最能发明这一斋号的微意。所以，余先生的读书，立足于实用，能从普通书中读出不普通的东西，能明古书之源流，然后来定古书之是非。他的《四库全书辨证》，就是在通晓古书源流的基础上来定是非，没有大学力，没有大识断，是很难做到的。
“小勤有堂”，亦见于《小勤有堂杂钞》影印本，此外又于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一见，其典似出韩愈诗。韩愈《示儿》诗起首四句云：“始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这几句，简直是余先生一生的写照。又《符读书城南》：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
此二诗，皆为韩愈劝儿向学之作，历来毁誉纷纷。毁之者，言其示儿以利禄之途，而失向道之本心；誉之者，则言其语无伪饰，人情之常。看来余先生是比较欣赏韩诗的，此一斋名，蕴含着余氏几十年读书生涯的甘苦，借此来勉励子女辈勤以立身，“学问藏之身”。加一个“小”字，是不主张他们竭力追求别人认为的“大”，而是把功夫用在诗书上。此属臆测，不知中否，俟识者正之。
余先生的藏书、读书、著书，均体现了“诗书勤乃有”的精神。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云：
先生终日手不释卷，一部书要读好多遍，又强于记忆，意有所见，就分别用五色笔书写在书眉和行间，密行细字，蝇头小楷，不别作札记。某一部书写满，意犹未尽，则再取该书一部续写，再写满后再取一部续写。他所撰写的书籍大都是用这种方法写的，然后抄撮成书。由此可见他著书的精勤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说到他的著书，《元和姓纂提要辨证》的撰著，可谓佳证。早在1920年，他就曾遍取姓氏书以辑《姓纂》佚文，得四百五十余条；而《辨证》的写作，到1952年秋方定稿。在此稿结尾处，有一段饱含辛酸的话：“余所为《元和姓纂校补》八卷，自谓用力颇勤，蝇头细字，行间几满，既无力顾钞胥，别缮清本，又不能觅刻工付之枣木，将来不知何人以之覆酱瓿，抑或以腊以蔽车顶，则数年心血付诸流水矣”。像这样的抒情话语，书中极少，极有可能写于1952年因脑溢血瘫痪之前，字字句句，几若杜鹃啼血矣。一篇《辨证》，耗时三十余年，世间有几？
牟润孙先生认为余先生“学兼汉宋”，不仅是考据家，也是杰出的纯儒。有些人取斋名，不过附庸风雅而已，而余先生则是实实在在的躬行者。透过小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大的风景。
七八年前，我在旧书摊上淘到中华书局版《四库提要辨证》的第三册，花了两块钱，恰巧读到《元和姓纂提要辨证》这一篇，叹为天人。近日重读《元和姓纂提要辨证》，草此小文，以志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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