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简称“阁藏本《明史稿》”),共12册,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但始终以善本深藏,未广为人知,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撮述所见《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鉴于更多的识见,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来历与已有研究
长期以来,这12册阁藏本《明史稿》,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钤章、字体、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识断。1931年,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明史稿》至南京,由沙孟海居间,售与宁波人朱鼎煦。①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12册《明史稿》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同年,柳诒徵撰《明史稿校录》,认为此稿“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其中1册徐潮的具名(第7册),更令柳诒徵坚信:“纵使朱批出万手,其墨笔原稿,必系史馆他人之作,非万氏所为也。”② 也在当年,冯梦颛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认为“中州某所献《明史稿》,……绝非万氏原本也。”③。
1934年,吴泽为阁藏本《明史稿》撰写题记,从字体的角度,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明史稿》8册,“墨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根据《明史稿》“字体含章草意味”,且“万氏早期字学石斋”,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④
1964年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认为阁藏本《明史稿》“每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间有涂改,当为季野手稿,但既未整理,亦残缺不完耳”。⑤ 20年后,谢国桢修正了前说,认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对阁藏本《明史稿》,则说因与《明史》卷目颇有不同,“或系季野为王鸿绪编《横云山人明史稿》的底本。……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则未敢断定”。⑥ 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为之总校,并录存已涂去字句,更用别色以謄改文”。⑦ 1989年6月沙孟海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天一阁照来的《明史稿》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不会假的。……《明史稿》我全看过,其中有万氏亲稿,有别人膳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他(按,指柳诒徵)对我曾详论,并未全部否认。”⑧ 当年12月,沙孟海专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详述《明史稿》情形:“万季野《明史列传》手稿六册,謄本经万氏笔削者三册,……别有謄本一册,首页署徐潮居稿,共计十二册。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先是,镇江柳翼谋先生诒徵尝观之,……未遽断为万氏书,……余证以《昭代明人尺牍》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两处字迹,楷体上大下小,有时偶带草法,……上大下小,则惟万氏有此法。……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原稿旧有翁覃溪诗,丁小疋跋,皆伪迹,……别宥斋(按,指朱鼎煦之书斋)重装时悉删去。”⑨
上述诸史学、书学名家对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贯的定见,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存有共识;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异议不多,只是尚不及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故方祖猷说“(对此稿)诸家评论不一,真伪难定,尚待考证”⑩。
1993年,方祖猷发表《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专文考订阁藏本《明史稿》。在引述前述诸家的说法并考订阁藏本《明史稿》之外,还比较了该稿与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同异,提出“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的看法。[1]
前辈学者的识断,由此稿当时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建国前,此稿为海内珍藏,能亲见者寥寥,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明史》稿本或抄本,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更为不易;所作讨论和识断,便多关注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且所作的判断,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持此稿前9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内容。
二、天一阁藏《明史稿》形态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12册,其中6册(一至五、九册)为稿本,余为抄本。大致可分为三类:稿本,如第1至第5册、第9册;誊录稿本,如第7册,明确为徐潮具稿,叶沆录;抄本,抄写人不一,墨色有浓淡之别。然而,12册具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均见有墨笔或朱笔的改动。
各册的删改情形,又可分为四种:多数情况为墨笔改动的,如第1、5、7、8册;朱笔改动明显多于墨笔的仅见第6、12册;朱墨笔改动大致相当的有第2、3、4、9册;完全无墨笔删改,仅见朱笔删改的有第10、11册。
阁藏本《明史稿》除了标示“徐潮具稿”的第7册明确非万氏亲笔,其余卷册中至少含有3种以上誊抄及朱墨删改的笔迹。墨笔和朱笔的添注是同一笔体,已无异议,墨笔添注笔迹相同,确是能体现万氏修史思想的亲笔;与此笔迹相同的朱笔和第1至5、9册撰稿,同出一人,可认为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书写“周朝瑞”等6人名的目录页,明显非万氏笔迹。第6、8、10册原稿字体相同,不同于前5册,当是书手誊抄,万斯同改定;杂入第10册的麻锦、麻贵等附传,是万氏亲笔。第7册明确署名“徐潮具稿”,且是“叶沆录”,便不牵涉万斯同事,覈其笔迹,与第6、8、10册书手的不同,也有万斯同亲笔夹页于其中。第11、12册书手字体异于前述诸册,是多名书手参与其事的结果。
计阁藏本《明史稿》人物传记共406篇,其中正传248篇,附传158篇;多于上述朱鼎煦统计数字。(11)
具体来看,天一阁藏《明史稿》部分撰稿(第1至5、9册)出自万斯同手,其余册则由书手誊抄,最后经万氏两番修订,形成如今我们所见的面貌。
以上说明了阁藏本《明史稿》的基本形态,下文将分析该稿的存在形态,并考察其与见存万氏史稿抄本和其他《明史》纂修过程中形成的稿本、定本的关系,兼及万斯同的修史思想。
(一)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墨笔、朱笔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以墨笔初撰及誊抄,复以墨笔删改,再以朱笔增删、订正。删改的墨笔用意,在完善初撰或誊抄后的传文;且其字体与第1、2、3、4、5、9册誊抄之墨笔和全稿之朱笔相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认定为是万斯同的手笔。修订的朱笔,除了订正传文,还以传文的初撰者和订正后的再次誊抄者为预设的读者,而有文字上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下面分类例说除完善文字外的两种。
不满初撰者陈传的一种,集中在字体不同于前5册的第6册中。该册《周世选传》是朱笔批改者颇不满意的一份传记。(12) 在第16页,朱笔删去了如下的77字:
时倭寇东南,御史行部至海上,世选从,倭报踵至,御史将去之。世选曰:‘督抚在远而公幸至,今去,民必恐而逃,有如倭遂登岸,蔓难图也。’御史然之,以兵属世远督而前,俘斩数十百人,获器甲资粮无算。
朱笔于页眉添注:“四十一年后,江南倭警已息,此恐未尝。”同页至次页,传文说:“……条上时政七事,又论劾礼部侍郎潘晟,工部尚书雷礼,吏部侍郎秦鸣雷,皆极切直。”朱笔添注:“论雷礼见《实录》,余未见。”第17页传文中有周世选“上疏陈时弊四事”的内容,朱笔添注云:“此疏平常,不必入传。”这和第20页传文说的“条上战守八议”,被朱笔添注“此八议亦平常,不当入传”,同属一类。
另有认为传文表述有误的。如第18页说:“世宗末,言官摧抑过甚,人皆以言为讳。穆宗即位,诸臣犹观望如昔。”朱笔添注:“隆庆初,言路大开,不得言‘观望如昔’。”从这几处朱笔添注所示对传文的异议来看,是认为原稿在史料的可靠性、措辞的严谨度和入传事件的重要性上,存在不确切、不准确和不必要的问题。
对所用史料和人物经历鉴别不清,以致割裂史实,也是朱笔重责的一种。例如第6册的《王廷瞻传》,朱笔删去第28页的7~10行,并反问撰者说:“此与下记‘光湖’只一事,何故分为二?”(13)
对誊抄者说的,见于第4册中的《赵佑传》。在该册第17页传文中,有朱笔添注:“此处竞接下‘廷声,字克阶’段”,意在连缀第19页分段符后的文字;在第20页,《赵佑传》末,又有朱笔添注:“此下接上‘时与佑同以御史’一大段。”以接续被朱笔隔断未录的原撰传文。同类情况,还见于同册《洪垣传》后,朱笔添注“同门生”,期以之连缀此页的《吕怀传》。从这些明显是为书手誊抄,以连缀成文而作的添注来看,朱笔删改者在史稿成文过程中,拥有明确的学术质量把关作用和绝对的编纂权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阁藏本《明史稿》中多有墨笔、朱笔增删与调整文字之处,但其传文却不因此而完备或完整。稿中传文未完、有目无传、有传无目和册页顺序颠倒的情形,反而更拉近了我们与此稿真实形态的距离。
(二)阁藏本《明史稿》传文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多有传文未完成和与目录不符的情况,如第1册74页《汪文盛传》附《子宗伊鲍象贤》,实际文中附有汪宗伊等3人,而鲍象贤在“鲍”字后无文,说明传文未完成。另有篇幅长短不协调和传文分散的现象。如第1册第45~49页的《毛澄传》,第68页的《张俊传》,第3册的《高瑶传》,均缺少依照行文必有的结尾段落或措辞。第4册目录中的“钱春”,第7册目录中的“马呈图”,均无传文呼应。首次出现于第2册的《王德完传》,其结尾部分,却在第4册。
第2、3册的特殊情况更值得注意。这两册传文,均为次页在先,依倒序叠放。据上文判断,此稿可能是甫经书手誊抄,以待墨笔或朱笔批改的史馆工作本,致成册页颠倒的情况,或是书手在之前的初撰稿誊抄过后,未及再顺序排列,以复其原序,便呈请删改了。这或有为加快工作节奏的因素,也有书手疏忽或疏懒的可能,亦有史稿在流通于各藏家之手的过程中,致成散乱的可能。
从《明史稿》12册编纂、修改的状况来看,它们并不是处在史馆成稿的同等程度或阶段上。明显的表征是,并非所有列于卷首的目录都标出该卷正、附传文所属的《明史·列传》的卷数;标示了的,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如第6册,卷首仅有“明史第”、“列传第”字样,第8册则标示了“明史第”、“列传第一百九十二”这样更接近于成稿形态的信息。第9册目录中的小字注文,至少说明史稿的这部分“列传”,已经放置到了第“一百九十七”。另有第10册所示此册为“忠义传三”,比第7册仅示此册为“忠义传”进了一步,也是阁藏本《明史稿》各册并不处于修纂与删改同等阶段的证明。
同样能够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含有处于不同编纂阶段信息的,还有上述第9册第63页的那句墨笔书写、明显不属传文的话:“此乃从稿本中誊清者。……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汇订成袠耳,无次序也。”(14) 该册包括3页目录,分别是列出周朝瑞等5篇正传、1篇附传的第63页,列出“赵彦”等8篇正传的第65页和朱笔列出刘中敷等4篇正传的第105页。这里所说从稿本中誊清而不依既定之序,再抄时以稿本为准的,是指周朝瑞等6人传文。或出于誊抄之便,或是书手随手摆放,以致有这句徒作说明的传外文字。事实上,周朝瑞等传在见存《明史稿》中的位置,并未被确定。第10册“忠义传三”后所附,便有包括“周朝瑞”等5人在内、并另有《曹应麟传》的6篇零散传记。
各册目录与其后正、附传的吻合程度及其所用墨、朱笔所示的撰写先后情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同在第9册,第105页有列名4人的另份目录,由朱笔书写,且只录正传,不录附传。事实上,其中刘中敷、张凤和孙原贞传后均附有1~3人不等的附传。这便能与上文引述的“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汇订成袠耳,无次序也”适相印证。同类情况,另有第3册第15页书写“方瑛”等7人的目录页,可见这并非孤例。
目录中小字标注的内容和页眉题注的文字,也可证阁藏本《明史稿》并非完稿。第9册与周朝瑞同列名于目录的5人名下,即有这类注文。在“周起元”名旁及其下有两条小字注:“一百九十七”和“稿见邹元标起首一本内”;“王永光”名旁及其下小字注为:“一百九十三”和“稿见曹于汴起首一本内”。见存《明史稿》中,却并无邹元标和曹于汴的传记。类似的情况,还有第1册《张诗传》下墨笔标示“此处入吴晓传”,第4册《王崇之传》首名下的墨笔提示“附强珍后”,第6册目录中“徐学谟”名下的朱笔小字注“改入王国光卷”等,涉及的《吴晓传》《强珍传》和《王国光传》,却均不存于《明史稿》。
在阁藏本《明史稿》中出现了几处列传数:计有第8册的“列传第一百九十二”,第9册的“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和第12册的“列传第一百十七”。根据列传序数的排列,我们可以推见,列传第190前后的传文,因有对所处列传序列的调整和特殊标注,代表了此稿所处的撰写和修改阶段。在《明史》成稿中列名于其后的传记,可能此刻已有草撰的传文,在序数上却较此为迟,它们或当尚未达到编入列传序列的步骤。
以上情形足以说明,阁藏本《明史稿》具有由此可见官修《明史》撰稿、编纂、修订、成书过程的重要文献价值。
(三)注改与修史思想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柳诒徵、谢国桢、沙孟海等名家的认定,均有具体所指,非泛论全稿,实则存在保留意见。其共识是墨、朱笔添注为万斯同手迹无疑,存疑的是墨笔原稿。下文的析说,便从这些题注入手。
在第1册《吴一鹏传》后,有与传文同体,低一行行文的墨笔注文如下:
一鹏诸疏,尽见嘉靖《实录》,拿见《献征录》方鹏所作传。同册《黄宗明传》后,也有同类的墨笔附注:
宗明议礼疏,见《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上光禄须知疏,见十年九月;请出器皿疏,见十年十一月;救杨名疏,见十一年十月;论兵变疏,见十四年四月;末后一段,见十五年闰十二月;余见《献征录·神道碑》。元恭劾高忠事,见《实录》廿九年七月;举将才,见本年八月。(15)
第7册“王鈇、钱泮”的合传末,也可见这类墨笔添注,提到传中史料见于《明世宗实录》《献征录》《生气录》。(16)
以明代历朝《实录》为参照来研习史事并修史,是万斯同坚持的根本史学思想。这正如方苞在给万斯同写的墓表中引述他的话所说:
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络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旨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2]33
在整部阁藏本《明史稿》中,焦竑的《献征录》被添注文字提及3次,也是除《实录》外被提出参覈最多的史料。(17) 从万斯同对明代所成史书的讨论看,该书也是他在谈及这一议题时,被特殊提出表彰的史籍。他在给好友范光阳的信中说:
弟向尝流(浏)览前史,粗能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以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抵牾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记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记》,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间失之诬。袁永之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薛方山之《献章录》犹之《大政记》也。其他若《典汇》《史料》《史该》《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惟焦氏《献征录》一书,搜才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唯此而已。(18)
这是认定焦竑的《献征录》为惟一可供修国史者参看、考录的备选文献。该书被万氏提出可能受到指摘之处,是其收罗太广,有失择别。但从万斯同的议论来看,这实际并不影响该书价值;万氏甚至以之为可取方法,视广泛搜罗、求全不遗是修史在初级阶段所必需和必做的工作。他对自己身体力行之的解释是:“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人之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2]333
《献征录》成书的背景及由此显出的特殊性质,则可以解释它缘何引起万斯同的特别重视。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五年(1597)年间,由大学士陈于陛倡议,进行了一次声势大却未能蒇事的官方修史活动。总裁其事者,是当时位处高阶的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大学士,参与修撰的人很多,初成了多部流传广、影响大的重要史书。《献征录》便是其中一种。(19)
万斯同以布衣入清廷史局,隐忍其间,“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其抱负便是当“鼎迁社改,无可为力”之际,“以文德易武功”,“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20),并不负祖上事先朝而有功的志业。由此可见,他倾力修史,是有着对旧朝的深厚感情与责任感的。焦竑为明代官修史书所成的《献征录》,便具有这种能代表万斯同所眷恋的前朝所成官修史籍的正统意味,因而成为《明实录》以外颇为万氏认可的供选史料。从此角度,为明代气节之士撰传的《本朝生气录》也被万氏提及,便可理解了。(21) 万氏为修史倾力而为,是故便带有了赓续皇明正统史笔的抱负及精神。
三、天一阁藏《明史稿》在修史过程中的地位
阁藏本《明史稿》第9册中收有李晋华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在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见明史稿本两种,一为200余卷,一为416卷,经“取两本对勘既不同,与横云山人史稿勘之亦异”。他初断前本是史馆最初稿,即万季野最初改定稿,后者为万斯同馆徐元文家时所定稿。但又谨慎地说,这“亦属推断,确否莫能定”。
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著录为万斯同撰的清抄本有两种:《明史纪传》313卷本和《明史》416卷本。前者除本纪外,列传294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明史稿,与王鸿绪呈进的史稿有异。后者纪、传、志、表俱全,列传267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核定的稿本,但也存在不同看法。(22) 这两种被学者径视作万斯同稿本的本子,实际上只是明史稿的抄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稿本。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儒纂修《明史》。42岁的万斯同应监修徐元文之邀,入京修史。四十一年(1702),他以65岁卒于王鸿绪馆中。在20多年的修史过程中,万斯同实际所起对初稿的增删和决定作用,使得日后进呈并钦定刊行的《明史》中,充分含有他对明朝历史的见解。在有承袭脉络的史稿中,存在可摸索追溯其修订、成文过程的大量信息。
以阁藏本《明史稿》的第1册中被列入正传的吴一鹏为例。先看目录。《吴一鹏传》在416卷本《明史》中处于卷275,列传第126,同传的有:毛澄、汪俊(兄馔、弟伟)、吴一鹏、朱希周、何孟春、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侯廷训、廷训子一元、王禄),计正传8、附传6。在313卷本《明史纪传》中,仅在这一目录中汪俊的附传里,增入了“汪佃”为附传,其余全同。
徐乾学稿(23) 与王鸿绪稿(24) 中收录《吴一鹏传》的该卷目录,两者相同;与416卷本《明史》相比,是删减了附传人物,并调整了正、附传的安排。王、徐两稿的目录为:毛澄、汪俊(弟伟、吴一鹏)、朱希周、何孟春(王元正)、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王禄)。吴一鹏入附传。张廷玉《明史》(25)中,吴一鹏入正传,删去原作附传的何孟春,并增丰熙子坊为附传,保留了侯廷训的附传地位。
以上列出的,是各本中收录有《吴一鹏传》的该卷目录。将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目录中所列人物与之对比可见,被并入一传的相同人物,仅有“何孟春、吴一鹏、(略正传2、附传2)、毛澄”。其他被收入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的,在416卷本和313卷本中并没有全部出现,这便显示,阁藏本《明史稿》的人物排列,并不和其他有承袭系统的各本构成紧密的体系。
据上文判断,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为万氏亲笔,他在史馆中裁定各分撰传稿,以确定定稿的事情,则可由这篇传记的成文过程窥见。据有案可循的各传稿初撰情况,吴一鹏的传记,当为汪琬初撰,其《钝翁续稿》中便保留了初拟的《吴一鹏传》。(26) 通过比勘可见,其与万稿,有前后承袭的紧密关系。首先来看汪琬撰写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户部尚书周经以谗去位,一鹏疏请留之。士论皆咨其直。正德中,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实录》,以忤太监刘瑾,出为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一鹏抂翰林久,两尚书皆故旧,见辄瑟缩不自安,而一鹏抱成牍,立左右,咨禀自若也。瑾伏诛,复官如故,出为南京国子祭酒,转太常卿……。(27)
下面迻录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户部尚书周经遭谗去位,上疏乞(按,墨笔改原稿之“请”作“乞”)留之。正德初,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实录》。刘瑾出诸翰林为部曹,一鹏得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谨讫,复故官。进侍讲学士,历国子祭酒,太常卿……。
这两篇传记明显在行文思路和措辞用意上有一致性,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删改的情形也很明显。对比《明史》中的《吴一鹏传》,可发现其与万氏所撰传稿,也具相当的一致性。
焦竑的《献征录》在“南京吏部尚书”卷收录的方鹏所撰《吴一鹏传》,则可提供我们从另一思路展开的生平行文表述,避免了类似其经历在整理思路和诉诸文字上别无他途的误解。(28)
将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的行文及与之同处一卷的人物列名情形与它稿对比,可见万氏所撰传稿,是以汪琬的初稿为基础,并作了至少3次修改,方形成《明史稿》所示的面貌;其收录入传人物之初意,并不与《明史》的定稿相同,且在较早阶段便有大幅的次序调整和人物增删。这与清修明史开馆时间长、参与其事者多、所成稿本复杂的情形适相吻合。
再举可以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成文情形的一例。如《明史稿》第10册为抄本,且在所附“周朝瑞”等6篇零散传记前的部分中,并无墨、朱笔删改。该册清楚地标名为“忠义传三”,可见是已确定了在史稿中准确位置的成熟传文。经比对,其目录和传文与416卷本《明史》“忠义传三”全同。再看其他并未标明列传名目、有修改笔迹,且卷次排列并不与其他史稿有相同之处等册,则可说明阁藏本《明史稿》除第10册之外的其它传稿,尚处在分撰稿纷呈上交,以待万氏亲笔删定的初级阶段。
下面我们转换视角,从313卷本《明史纪传》和416卷本《明史》的分卷及传文入手,检视阁藏本《明史稿》。313卷本的第94卷收录了如下人物: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王坦(霍贵)、李应祯(袁庆祥)、王瑞(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民)、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计正传14、附传8。这一目录与416卷本《明史》卷235目录,非常类似,其收传人物为: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萧显、杨智、李鸾、蒋昺、赵艮、刘昂)、王坦(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等)。区别是313卷本中的正传人物被416卷本删减,后者还增入了附传人物。
抽检313卷本与416卷本中之同名传记,可见其中兼有文字全同和在表述上微调的情况。下面以阁藏本《明史稿》与这两种史稿均有,但互有差别的《高瑶传》中一句之别为例,说明它们在表述思路上相同、措辞有异的情形。阁藏本《明史稿》为:
……成化三年五月上疏曰:“正统己巳之变……”313卷本中此句表述为: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正统己巳之变
……416卷中的表述更具条理性: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其一言:正统己巳之变……《明史·高瑶传》里则为:
……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陈十事。其一言:
“正统己巳之变……
很明显,《明史》引导所“陈十事”的用语与416卷本的相同,增加的是对高瑶疏陈时政精神的传神描写。
再看313卷本和416卷本中的《强珍传》,两传行文全同。但强珍的传记却不存于阁藏本《明史稿》中,其名仅在第4册《王崇之传》前题名下的小字附注“附强珍后”中出现。这便产生或者强珍传记在阁藏本《明史稿》所处的整理、修改阶段尚未撰成,或者该稿并非完帙,其稿已然不存(或另存它处)两种情况。
重要的是,从《王崇之传》在313卷本及416卷本中出现的情形都是遵循阁藏本《明史稿》的安排,被列于强珍传后来看,阁藏本《明史稿》的成文和卷次确定的时间,当在两者之前。阁藏本《明史稿》中《强珍传》内容丰富,却仅有首、尾两句为416卷所用,也能说明该稿是明史馆中早期写成,供后来增删、调整的部分列传初稿。
比较三稿中均收录的人物传记,阁藏本《明史稿》较另两稿早成的情形更加清晰。主要是313卷本和416卷本有一致性,且这一致性表现在都吸纳了阁藏本《明史稿》在文意和表述上的生动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下面抄录阁藏本《明史稿·于大节传》中的一段话,并用括号标示另两本相同的更动情形:
成化十七年,南京及(两本无“及”字)山东、河南地震[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改原文“京师地震”后的表述],大节驰疏陈时政缺失八事,语极激切(两本作“词甚切至”)。帝衔之。暨还朝,密谕吏部出之外,乃以为鹤庆推官。俗不知学(两本作“其俗素不知学”),选秀民为学官弟子,亲为训[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动原文“教”后的表述]授,士多兴起。
上述5处文字的原本及更改情形显示,自阁藏本《明史稿》始,传文中反映的万斯同对明朝史事的分析与判断,为后来的两部史稿确定了根本思路;后来仅见微调文字以使记述准确,也能说明对前者价值的认可和地位的确认。
四、余论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于北京。其后,他所亲订的《明史稿》散佚颇多,给后人考述他研撰明史问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本文重点介绍天一阁藏《明史稿》12册的存在形态与收传人物情形,以及其在清廷开馆修《明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在对该稿存在形态的初步考察、及其与国家图书馆藏著录万斯同撰清抄本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徐乾学《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等进行简单比对后认为,该稿的墨笔添注和与此笔迹相同的第1至5、9册撰稿,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的一份目录页,并非万氏笔迹。不同于上述的第7、8、10、11、12册,当出自书手,非万氏亲笔,但经由万氏改定,其中第10册夹有万氏亲笔撰写的附传。第7册则明显为徐潮具稿,叶沆抄录,但也有万斯同亲笔修改笔迹。此外,其墨笔所示和朱笔所改定的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竑《献征录》的史学思想。
从对阁藏本《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的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的初步比较来看,阁藏本《明史稿》中虽然有成文先后不一和修改程度不等的特点,但是有明显未完成的和传记文字较两种抄本多的情况,以及所收传记有不见于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后来也不为张廷玉《明史》所收的情况。这便印证了万斯同广泛收集史料,不病繁芜,首先为之极,以方便后续修史阶段及后来者取舍的修史思想,也证明了阁藏本《明史稿》早于另两种抄本。
总之,我们认为,阁藏本《明史稿》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反映出万氏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万斯同亲笔誊改的《明史》手稿;一是经万斯同编纂的《明史》初稿。前者由万氏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格外珍贵;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就是万氏的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等,均清晰可见。因此,阁藏本《明史稿》便具有了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明史稿》和《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万斯同在清修《明史》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这部布满他的亲笔蝇头小楷的《明史稿》中充分显示了出来;同时彰显的,是这部《明史稿》稀见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① 朱鼎煦:《跋》,《天一阁藏明史稿》第12册,第88页。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53。按,据《万斯同年谱》考订,朱鼎煦记忆有误,此事当发生在1931年,而并非朱氏所说1934年。但系于1989年下的沙孟海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一文,却说:“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遂致书朱鼎煦,由其购得。参《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80页。1989年是万斯同诞辰350周年纪念,陈训慈与方祖猷合作《万斯同年谱》正式出版。此书不仅详细考订了万氏生平,且“就季野身后有关谱主之要事、著作之印布,及研究季野之述作,皆循年月述为《谱后》,以备参证”,对于研究万斯同及其史学,贡献殊多。以下许多难见的史料均出此。
② 柳诒徵:《明史稿校录》,《江苏省国立图书馆第四年刊》,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3~254页。
③ 冯梦颛致书黄云眉,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4页。
④ 以上吴泽、李晋华、张宗祥题记,并见于《明史稿》第9册。
⑤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条所作按语,第18页。
⑥ 谢国桢:《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藏书〈明史稿〉》,载《江浙访书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5年条,第276页。
⑦ 陈训慈:《劬堂师从游脞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6年条,第278页。
⑧ 沙孟海:《致方祖猷书》,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79页。
⑨ 沙孟海:《万季野明史稿题记》,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80页。
⑩ 方祖猷:《季野著作考》,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附录,第281页。
(11) 这数字与方祖猷统计该稿有正传248篇,附传134篇,也有不同。参看方祖猷:《天一阁藏〈明史稿〉考述》,《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 康熙二十年(1683),万斯同叔侄“不满修史诸人,有南归之意”。从阁藏本《明史稿》中可见的万氏对初撰稿的不满和措辞严厉的批评,或可为其感慨释义。
(13) 但朱笔却不全在墨笔之后。第8册便有用白汁涂改朱笔添注的情形。参看朱鼎煦:阁藏本《后记》,藏阁本《明史稿》卷末,第12册,第92页。
(14) 《题记》,《明史稿》第9册,第63页。
(15) (天一阁藏)《明史稿》第1册,第35页,《黄宗明传》。
(16) (天一阁藏)《明史稿》第7册,第7页,《王鈇、钱泮传》。《生气录》即晚明的浙江藏书家徐与参所撰《本朝生气录》,被收录于《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0册,据明崇祯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17) 朱端强也注意到了万斯同引述《献征录》的情形。参看朱端强:《万斯同〈明史〉纂修思想条辨》,《南开学报》,1996年第2期。
(18) 万斯同:《寄范国雯书》,《万季野先生遗稿》,《丛书集成续编》第189册,页689。
(19) 对于认定焦竑《献征录》是这次修史的成果,参看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47~48页。该书是对万历朝官修明史事的重要研究。
(20) 《万季野先生墓志铭》,《石园文集》卷首,第441页。按,约园刻本《石园文集》卷首该《墓志铭》有缺页,失撰者名。《万斯同年谱》谓杨无咎撰。参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第133页。
(21) 详见该书作者徐与参作于崇祯二年(1629)的序,载《本朝生气录》卷首,页120~123。该书在《明史稿》中被刻意略去“本朝”二字,径书《生气录》,也可见万氏的故明情节。
(22) 朱端强认为很可能是经熊赐履改定的《明史》万斯同稿。参看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页。
(23) 徐乾学:《明史列传》,《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24) 王鸿绪:《明史稿》310卷,敬慎堂刻本。
(25) 《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26) 对史馆中各参撰人及其分撰史稿的介绍,参看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第129~141页。
(27) 汪琬:《吴一鹏传》,《钝翁续稿》卷4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8册,据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页430~431。
(28) 方鹏:《南京吏部尚书白楼吴公一鹏传》,焦竑:《献征录》卷27,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页1155-1156。
[1]方祖猷.天一阁藏《明史稿》考述[J].清史研究,1993(2):99-105.
[2]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文章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30~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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