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一阁庋藏的明史稿（以下简称“阁藏本《明史稿》”），共12册，兼含稿本与钞本，有墨、朱笔删改及名家的钤章、题跋。该稿早年曾引得著名学者登阁观览，留下了多种推论与识断意见，但始终以善本深藏，未广为人知，更未能为学人所研用。
本文旨在略述该稿存在形态，在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明史稿》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版本略做比对后，撮述所见《明史稿》的修撰思想，并分析该稿作者及其在清廷开馆修史过程中的地位。鉴于更多的识见，有待今后整理与研讨时进一步展开，本文的粗浅不成熟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天一阁藏《明史稿》的来历与已有研究
长期以来，这12册阁藏本《明史稿》，以其珍藏罕见和被推测为万斯同手稿，引得多位前贤从其钤章、字体、墨色及部分传文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识断。1931年，河南周氏携其称为万斯同所著《明史稿》至南京，由沙孟海居间，售与宁波人朱鼎煦。①这是对后来收入天一阁的12册《明史稿》首次出现情形的记录。同年，柳诒徵撰《明史稿校录》，认为此稿“信为康熙中明史馆纂修诸公手笔，不敢遽断为万先生书”。其判断是基于该稿签题和小印均可伪作，稿中被视为季野长子的题文，也因未署名而不可坐实；其中1册徐潮的具名（第7册），更令柳诒徵坚信：“纵使朱批出万手，其墨笔原稿，必系史馆他人之作，非万氏所为也。”② 也在当年，冯梦颛引述陈训慈见告之语，认为“中州某所献《明史稿》，……绝非万氏原本也。”③。
1934年，吴泽为阁藏本《明史稿》撰写题记，从字体的角度，肯定该稿是万斯同手迹：“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李晋华作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所见阁藏本《明史稿》8册，“墨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万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并未对之作校勘和评判。至1961年张宗祥的题记，根据《明史稿》“字体含章草意味”，且“万氏早期字学石斋”，判断此稿当为万氏亲笔。④
1964年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认为阁藏本《明史稿》“每卷有‘季野’朱文印，文中间有涂改，当为季野手稿，但既未整理，亦残缺不完耳”。⑤ 20年后，谢国桢修正了前说，认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清王仁堪所藏《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确系清乾隆时传万氏旧本。”对阁藏本《明史稿》，则说因与《明史》卷目颇有不同，“或系季野为王鸿绪编《横云山人明史稿》的底本。……实则此书系内阁大库或明史馆递次修《明史》的底本，若说是真万季野之稿本，则未敢断定”。⑥ 1986年陈训慈再申其师柳诒徵对该稿的判断，并追述柳氏誊抄其稿的过程是“为之总校，并录存已涂去字句，更用别色以謄改文”。⑦ 1989年6月沙孟海据天一阁提供的照片判断：“天一阁照来的《明史稿》一张最为万氏代表作，不会假的。……《明史稿》我全看过，其中有万氏亲稿，有别人膳录经万氏朱墨笔修改，有完全是别人的稿子（有一册记得署名徐潮），……他（按，指柳诒徵）对我曾详论，并未全部否认。”⑧ 当年12月，沙孟海专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详述《明史稿》情形：“万季野《明史列传》手稿六册，謄本经万氏笔削者三册，……别有謄本一册，首页署徐潮居稿，共计十二册。全稿旧为中州周氏所藏，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先是，镇江柳翼谋先生诒徵尝观之，……未遽断为万氏书，……余证以《昭代明人尺牍》万氏复董巽子道权一札，……两处字迹，楷体上大下小，有时偶带草法，……上大下小，则惟万氏有此法。……已可初步确定前九册出于万氏手笔。……原稿旧有翁覃溪诗，丁小疋跋，皆伪迹，……别宥斋（按，指朱鼎煦之书斋）重装时悉删去。”⑨
上述诸史学、书学名家对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虽未能持一致或一贯的定见，但对墨笔原稿并非全是万斯同手稿，乃有他人誊抄之作杂入，存有共识；视朱笔修改之处为万斯同笔迹，异议不多，只是尚不及对笔体和笔迹进行细致考订和具体指说。故方祖猷说“（对此稿）诸家评论不一，真伪难定，尚待考证”⑩。
1993年，方祖猷发表《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专文考订阁藏本《明史稿》。在引述前述诸家的说法并考订阁藏本《明史稿》之外，还比较了该稿与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的同异，提出“天一阁藏《明史稿》为万斯同手稿和修改稿”的看法。[1]
前辈学者的识断，由此稿当时被开放的程度与同类善本的流通程度所限。建国前，此稿为海内珍藏，能亲见者寥寥，能汇集海内外公私庋藏的其它《明史》稿本或抄本，作卷次内容及版本形态上的对比研究和细致说明，更为不易；所作讨论和识断，便多关注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且所作的判断，只能多从撰写和誊抄的笔迹上说。持此稿前9册为万氏手笔观点的沙孟海，即是凭万斯同字体的特点判断，并未涉及史稿本身的内容。
二、天一阁藏《明史稿》形态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12册，其中6册（一至五、九册）为稿本，余为抄本。大致可分为三类：稿本，如第1至第5册、第9册；誊录稿本，如第7册，明确为徐潮具稿，叶沆录；抄本，抄写人不一，墨色有浓淡之别。然而，12册具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均见有墨笔或朱笔的改动。
各册的删改情形，又可分为四种：多数情况为墨笔改动的，如第1、5、7、8册；朱笔改动明显多于墨笔的仅见第6、12册；朱墨笔改动大致相当的有第2、3、4、9册；完全无墨笔删改，仅见朱笔删改的有第10、11册。
阁藏本《明史稿》除了标示“徐潮具稿”的第7册明确非万氏亲笔，其余卷册中至少含有3种以上誊抄及朱墨删改的笔迹。墨笔和朱笔的添注是同一笔体，已无异议，墨笔添注笔迹相同，确是能体现万氏修史思想的亲笔；与此笔迹相同的朱笔和第1至5、9册撰稿，同出一人，可认为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书写“周朝瑞”等6人名的目录页，明显非万氏笔迹。第6、8、10册原稿字体相同，不同于前5册，当是书手誊抄，万斯同改定；杂入第10册的麻锦、麻贵等附传，是万氏亲笔。第7册明确署名“徐潮具稿”，且是“叶沆录”，便不牵涉万斯同事，覈其笔迹，与第6、8、10册书手的不同，也有万斯同亲笔夹页于其中。第11、12册书手字体异于前述诸册，是多名书手参与其事的结果。
计阁藏本《明史稿》人物传记共406篇，其中正传248篇，附传158篇；多于上述朱鼎煦统计数字。(11)
具体来看，天一阁藏《明史稿》部分撰稿（第1至5、9册）出自万斯同手，其余册则由书手誊抄，最后经万氏两番修订，形成如今我们所见的面貌。
以上说明了阁藏本《明史稿》的基本形态，下文将分析该稿的存在形态，并考察其与见存万氏史稿抄本和其他《明史》纂修过程中形成的稿本、定本的关系，兼及万斯同的修史思想。
（一）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墨笔、朱笔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以墨笔初撰及誊抄，复以墨笔删改，再以朱笔增删、订正。删改的墨笔用意，在完善初撰或誊抄后的传文；且其字体与第1、2、3、4、5、9册誊抄之墨笔和全稿之朱笔相同，即上文提到的被一般认定为是万斯同的手笔。修订的朱笔，除了订正传文，还以传文的初撰者和订正后的再次誊抄者为预设的读者，而有文字上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下面分类例说除完善文字外的两种。
不满初撰者陈传的一种，集中在字体不同于前5册的第6册中。该册《周世选传》是朱笔批改者颇不满意的一份传记。(12) 在第16页，朱笔删去了如下的77字：
时倭寇东南，御史行部至海上，世选从，倭报踵至，御史将去之。世选曰：‘督抚在远而公幸至，今去，民必恐而逃，有如倭遂登岸，蔓难图也。’御史然之，以兵属世远督而前，俘斩数十百人，获器甲资粮无算。
朱笔于页眉添注：“四十一年后，江南倭警已息，此恐未尝。”同页至次页，传文说：“……条上时政七事，又论劾礼部侍郎潘晟，工部尚书雷礼，吏部侍郎秦鸣雷，皆极切直。”朱笔添注：“论雷礼见《实录》，余未见。”第17页传文中有周世选“上疏陈时弊四事”的内容，朱笔添注云：“此疏平常，不必入传。”这和第20页传文说的“条上战守八议”，被朱笔添注“此八议亦平常，不当入传”，同属一类。
另有认为传文表述有误的。如第18页说：“世宗末，言官摧抑过甚，人皆以言为讳。穆宗即位，诸臣犹观望如昔。”朱笔添注：“隆庆初，言路大开，不得言‘观望如昔’。”从这几处朱笔添注所示对传文的异议来看，是认为原稿在史料的可靠性、措辞的严谨度和入传事件的重要性上，存在不确切、不准确和不必要的问题。
对所用史料和人物经历鉴别不清，以致割裂史实，也是朱笔重责的一种。例如第6册的《王廷瞻传》，朱笔删去第28页的7～10行，并反问撰者说：“此与下记‘光湖’只一事，何故分为二？”(13)
对誊抄者说的，见于第4册中的《赵佑传》。在该册第17页传文中，有朱笔添注：“此处竞接下‘廷声，字克阶’段”，意在连缀第19页分段符后的文字；在第20页，《赵佑传》末，又有朱笔添注：“此下接上‘时与佑同以御史’一大段。”以接续被朱笔隔断未录的原撰传文。同类情况，还见于同册《洪垣传》后，朱笔添注“同门生”，期以之连缀此页的《吕怀传》。从这些明显是为书手誊抄，以连缀成文而作的添注来看，朱笔删改者在史稿成文过程中，拥有明确的学术质量把关作用和绝对的编纂权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阁藏本《明史稿》中多有墨笔、朱笔增删与调整文字之处，但其传文却不因此而完备或完整。稿中传文未完、有目无传、有传无目和册页顺序颠倒的情形，反而更拉近了我们与此稿真实形态的距离。
（二）阁藏本《明史稿》传文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多有传文未完成和与目录不符的情况，如第1册74页《汪文盛传》附《子宗伊鲍象贤》，实际文中附有汪宗伊等3人，而鲍象贤在“鲍”字后无文，说明传文未完成。另有篇幅长短不协调和传文分散的现象。如第1册第45～49页的《毛澄传》，第68页的《张俊传》，第3册的《高瑶传》，均缺少依照行文必有的结尾段落或措辞。第4册目录中的“钱春”，第7册目录中的“马呈图”，均无传文呼应。首次出现于第2册的《王德完传》，其结尾部分，却在第4册。
第2、3册的特殊情况更值得注意。这两册传文，均为次页在先，依倒序叠放。据上文判断，此稿可能是甫经书手誊抄，以待墨笔或朱笔批改的史馆工作本，致成册页颠倒的情况，或是书手在之前的初撰稿誊抄过后，未及再顺序排列，以复其原序，便呈请删改了。这或有为加快工作节奏的因素，也有书手疏忽或疏懒的可能，亦有史稿在流通于各藏家之手的过程中，致成散乱的可能。
从《明史稿》12册编纂、修改的状况来看，它们并不是处在史馆成稿的同等程度或阶段上。明显的表征是，并非所有列于卷首的目录都标出该卷正、附传文所属的《明史·列传》的卷数；标示了的，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如第6册，卷首仅有“明史第”、“列传第”字样，第8册则标示了“明史第”、“列传第一百九十二”这样更接近于成稿形态的信息。第9册目录中的小字注文，至少说明史稿的这部分“列传”，已经放置到了第“一百九十七”。另有第10册所示此册为“忠义传三”，比第7册仅示此册为“忠义传”进了一步，也是阁藏本《明史稿》各册并不处于修纂与删改同等阶段的证明。
同样能够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含有处于不同编纂阶段信息的，还有上述第9册第63页的那句墨笔书写、明显不属传文的话：“此乃从稿本中誊清者。……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汇订成袠耳，无次序也。”(14) 该册包括3页目录，分别是列出周朝瑞等5篇正传、1篇附传的第63页，列出“赵彦”等8篇正传的第65页和朱笔列出刘中敷等4篇正传的第105页。这里所说从稿本中誊清而不依既定之序，再抄时以稿本为准的，是指周朝瑞等6人传文。或出于誊抄之便，或是书手随手摆放，以致有这句徒作说明的传外文字。事实上，周朝瑞等传在见存《明史稿》中的位置，并未被确定。第10册“忠义传三”后所附，便有包括“周朝瑞”等5人在内、并另有《曹应麟传》的6篇零散传记。
各册目录与其后正、附传的吻合程度及其所用墨、朱笔所示的撰写先后情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同在第9册，第105页有列名4人的另份目录，由朱笔书写，且只录正传，不录附传。事实上，其中刘中敷、张凤和孙原贞传后均附有1～3人不等的附传。这便能与上文引述的“抄时当以稿本编次为据，此不过汇订成袠耳，无次序也”适相印证。同类情况，另有第3册第15页书写“方瑛”等7人的目录页，可见这并非孤例。
目录中小字标注的内容和页眉题注的文字，也可证阁藏本《明史稿》并非完稿。第9册与周朝瑞同列名于目录的5人名下，即有这类注文。在“周起元”名旁及其下有两条小字注：“一百九十七”和“稿见邹元标起首一本内”；“王永光”名旁及其下小字注为：“一百九十三”和“稿见曹于汴起首一本内”。见存《明史稿》中，却并无邹元标和曹于汴的传记。类似的情况，还有第1册《张诗传》下墨笔标示“此处入吴晓传”，第4册《王崇之传》首名下的墨笔提示“附强珍后”，第6册目录中“徐学谟”名下的朱笔小字注“改入王国光卷”等，涉及的《吴晓传》《强珍传》和《王国光传》，却均不存于《明史稿》。
在阁藏本《明史稿》中出现了几处列传数：计有第8册的“列传第一百九十二”，第9册的“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和第12册的“列传第一百十七”。根据列传序数的排列，我们可以推见，列传第190前后的传文，因有对所处列传序列的调整和特殊标注，代表了此稿所处的撰写和修改阶段。在《明史》成稿中列名于其后的传记，可能此刻已有草撰的传文，在序数上却较此为迟，它们或当尚未达到编入列传序列的步骤。
以上情形足以说明，阁藏本《明史稿》具有由此可见官修《明史》撰稿、编纂、修订、成书过程的重要文献价值。
（三）注改与修史思想略析
阁藏本《明史稿》是否为万斯同手稿，柳诒徵、谢国桢、沙孟海等名家的认定，均有具体所指，非泛论全稿，实则存在保留意见。其共识是墨、朱笔添注为万斯同手迹无疑，存疑的是墨笔原稿。下文的析说，便从这些题注入手。
在第1册《吴一鹏传》后，有与传文同体，低一行行文的墨笔注文如下：
一鹏诸疏，尽见嘉靖《实录》，拿见《献征录》方鹏所作传。同册《黄宗明传》后，也有同类的墨笔附注：
宗明议礼疏，见《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上光禄须知疏，见十年九月；请出器皿疏，见十年十一月；救杨名疏，见十一年十月；论兵变疏，见十四年四月；末后一段，见十五年闰十二月；余见《献征录·神道碑》。元恭劾高忠事，见《实录》廿九年七月；举将才，见本年八月。(15)
第7册“王鈇、钱泮”的合传末，也可见这类墨笔添注，提到传中史料见于《明世宗实录》《献征录》《生气录》。(16)
以明代历朝《实录》为参照来研习史事并修史，是万斯同坚持的根本史学思想。这正如方苞在给万斯同写的墓表中引述他的话所说：
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络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旨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2]33
在整部阁藏本《明史稿》中，焦竑的《献征录》被添注文字提及3次，也是除《实录》外被提出参覈最多的史料。(17) 从万斯同对明代所成史书的讨论看，该书也是他在谈及这一议题时，被特殊提出表彰的史籍。他在给好友范光阳的信中说：
弟向尝流（浏）览前史，粗能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以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抵牾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记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记》，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间失之诬。袁永之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薛方山之《献章录》犹之《大政记》也。其他若《典汇》《史料》《史该》《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惟焦氏《献征录》一书，搜才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唯此而已。(18)
这是认定焦竑的《献征录》为惟一可供修国史者参看、考录的备选文献。该书被万氏提出可能受到指摘之处，是其收罗太广，有失择别。但从万斯同的议论来看，这实际并不影响该书价值；万氏甚至以之为可取方法，视广泛搜罗、求全不遗是修史在初级阶段所必需和必做的工作。他对自己身体力行之的解释是：“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人之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2]333
《献征录》成书的背景及由此显出的特殊性质，则可以解释它缘何引起万斯同的特别重视。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二十五年（1597）年间，由大学士陈于陛倡议，进行了一次声势大却未能蒇事的官方修史活动。总裁其事者，是当时位处高阶的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大学士，参与修撰的人很多，初成了多部流传广、影响大的重要史书。《献征录》便是其中一种。(19)
万斯同以布衣入清廷史局，隐忍其间，“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其抱负便是当“鼎迁社改，无可为力”之际，“以文德易武功”，“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20)，并不负祖上事先朝而有功的志业。由此可见，他倾力修史，是有着对旧朝的深厚感情与责任感的。焦竑为明代官修史书所成的《献征录》，便具有这种能代表万斯同所眷恋的前朝所成官修史籍的正统意味，因而成为《明实录》以外颇为万氏认可的供选史料。从此角度，为明代气节之士撰传的《本朝生气录》也被万氏提及，便可理解了。(21) 万氏为修史倾力而为，是故便带有了赓续皇明正统史笔的抱负及精神。
三、天一阁藏《明史稿》在修史过程中的地位
阁藏本《明史稿》第9册中收有李晋华于1936年的题记，提到在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见明史稿本两种，一为200余卷，一为416卷，经“取两本对勘既不同，与横云山人史稿勘之亦异”。他初断前本是史馆最初稿，即万季野最初改定稿，后者为万斯同馆徐元文家时所定稿。但又谨慎地说，这“亦属推断，确否莫能定”。
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著录为万斯同撰的清抄本有两种：《明史纪传》313卷本和《明史》416卷本。前者除本纪外，列传294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明史稿，与王鸿绪呈进的史稿有异。后者纪、传、志、表俱全，列传267卷，被认为是万斯同核定的稿本，但也存在不同看法。(22) 这两种被学者径视作万斯同稿本的本子，实际上只是明史稿的抄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稿本。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儒纂修《明史》。42岁的万斯同应监修徐元文之邀，入京修史。四十一年（1702），他以65岁卒于王鸿绪馆中。在20多年的修史过程中，万斯同实际所起对初稿的增删和决定作用，使得日后进呈并钦定刊行的《明史》中，充分含有他对明朝历史的见解。在有承袭脉络的史稿中，存在可摸索追溯其修订、成文过程的大量信息。
以阁藏本《明史稿》的第1册中被列入正传的吴一鹏为例。先看目录。《吴一鹏传》在416卷本《明史》中处于卷275，列传第126，同传的有：毛澄、汪俊（兄馔、弟伟）、吴一鹏、朱希周、何孟春、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侯廷训、廷训子一元、王禄），计正传8、附传6。在313卷本《明史纪传》中，仅在这一目录中汪俊的附传里，增入了“汪佃”为附传，其余全同。
徐乾学稿(23) 与王鸿绪稿(24) 中收录《吴一鹏传》的该卷目录，两者相同；与416卷本《明史》相比，是删减了附传人物，并调整了正、附传的安排。王、徐两稿的目录为：毛澄、汪俊（弟伟、吴一鹏）、朱希周、何孟春（王元正）、丰熙、徐文华、薛蕙（胡侍、王禄）。吴一鹏入附传。张廷玉《明史》(25)中，吴一鹏入正传，删去原作附传的何孟春，并增丰熙子坊为附传，保留了侯廷训的附传地位。
以上列出的，是各本中收录有《吴一鹏传》的该卷目录。将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目录中所列人物与之对比可见，被并入一传的相同人物，仅有“何孟春、吴一鹏、（略正传2、附传2）、毛澄”。其他被收入阁藏本《明史稿》第1册的，在416卷本和313卷本中并没有全部出现，这便显示，阁藏本《明史稿》的人物排列，并不和其他有承袭系统的各本构成紧密的体系。
据上文判断，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为万氏亲笔，他在史馆中裁定各分撰传稿，以确定定稿的事情，则可由这篇传记的成文过程窥见。据有案可循的各传稿初撰情况，吴一鹏的传记，当为汪琬初撰，其《钝翁续稿》中便保留了初拟的《吴一鹏传》。(26) 通过比勘可见，其与万稿，有前后承袭的紧密关系。首先来看汪琬撰写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户部尚书周经以谗去位，一鹏疏请留之。士论皆咨其直。正德中，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实录》，以忤太监刘瑾，出为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一鹏抂翰林久，两尚书皆故旧，见辄瑟缩不自安，而一鹏抱成牍，立左右，咨禀自若也。瑾伏诛，复官如故，出为南京国子祭酒，转太常卿……。(27)
下面迻录阁藏本《明史稿》中的《吴一鹏传》：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户部尚书周经遭谗去位，上疏乞（按，墨笔改原稿之“请”作“乞”）留之。正德初，进侍讲，充经筵讲官，与修《孝宗实录》。刘瑾出诸翰林为部曹，一鹏得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谨讫，复故官。进侍讲学士，历国子祭酒，太常卿……。
这两篇传记明显在行文思路和措辞用意上有一致性，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删改的情形也很明显。对比《明史》中的《吴一鹏传》，可发现其与万氏所撰传稿，也具相当的一致性。
焦竑的《献征录》在“南京吏部尚书”卷收录的方鹏所撰《吴一鹏传》，则可提供我们从另一思路展开的生平行文表述，避免了类似其经历在整理思路和诉诸文字上别无他途的误解。(28)
将阁藏本《明史稿·吴一鹏传》的行文及与之同处一卷的人物列名情形与它稿对比，可见万氏所撰传稿，是以汪琬的初稿为基础，并作了至少3次修改，方形成《明史稿》所示的面貌；其收录入传人物之初意，并不与《明史》的定稿相同，且在较早阶段便有大幅的次序调整和人物增删。这与清修明史开馆时间长、参与其事者多、所成稿本复杂的情形适相吻合。
再举可以提示我们阁藏本《明史稿》成文情形的一例。如《明史稿》第10册为抄本，且在所附“周朝瑞”等6篇零散传记前的部分中，并无墨、朱笔删改。该册清楚地标名为“忠义传三”，可见是已确定了在史稿中准确位置的成熟传文。经比对，其目录和传文与416卷本《明史》“忠义传三”全同。再看其他并未标明列传名目、有修改笔迹，且卷次排列并不与其他史稿有相同之处等册，则可说明阁藏本《明史稿》除第10册之外的其它传稿，尚处在分撰稿纷呈上交，以待万氏亲笔删定的初级阶段。
下面我们转换视角，从313卷本《明史纪传》和416卷本《明史》的分卷及传文入手，检视阁藏本《明史稿》。313卷本的第94卷收录了如下人物：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王坦（霍贵）、李应祯（袁庆祥）、王瑞（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民）、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计正传14、附传8。这一目录与416卷本《明史》卷235目录，非常类似，其收传人物为：
高瑶（黎淳）、孙博、强珍（王崇之）、于大节（萧显、杨智、李鸾、蒋昺、赵艮、刘昂）、王坦（张稷）、李俊、汪奎（从子舜）、崔陞（苏章、彭纲、周轸、王纯）、李旦（卢瑀等）。区别是313卷本中的正传人物被416卷本删减，后者还增入了附传人物。
抽检313卷本与416卷本中之同名传记，可见其中兼有文字全同和在表述上微调的情况。下面以阁藏本《明史稿》与这两种史稿均有，但互有差别的《高瑶传》中一句之别为例，说明它们在表述思路上相同、措辞有异的情形。阁藏本《明史稿》为：
……成化三年五月上疏曰：“正统己巳之变……”313卷本中此句表述为：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正统己巳之变
……416卷中的表述更具条理性：
……成化三年五月陈十事，其一言：正统己巳之变……《明史·高瑶传》里则为：
……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陈十事。其一言：
“正统己巳之变……
很明显，《明史》引导所“陈十事”的用语与416卷本的相同，增加的是对高瑶疏陈时政精神的传神描写。
再看313卷本和416卷本中的《强珍传》，两传行文全同。但强珍的传记却不存于阁藏本《明史稿》中，其名仅在第4册《王崇之传》前题名下的小字附注“附强珍后”中出现。这便产生或者强珍传记在阁藏本《明史稿》所处的整理、修改阶段尚未撰成，或者该稿并非完帙，其稿已然不存（或另存它处）两种情况。
重要的是，从《王崇之传》在313卷本及416卷本中出现的情形都是遵循阁藏本《明史稿》的安排，被列于强珍传后来看，阁藏本《明史稿》的成文和卷次确定的时间，当在两者之前。阁藏本《明史稿》中《强珍传》内容丰富，却仅有首、尾两句为416卷所用，也能说明该稿是明史馆中早期写成，供后来增删、调整的部分列传初稿。
比较三稿中均收录的人物传记，阁藏本《明史稿》较另两稿早成的情形更加清晰。主要是313卷本和416卷本有一致性，且这一致性表现在都吸纳了阁藏本《明史稿》在文意和表述上的生动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下面抄录阁藏本《明史稿·于大节传》中的一段话，并用括号标示另两本相同的更动情形：
成化十七年，南京及（两本无“及”字）山东、河南地震［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改原文“京师地震”后的表述］，大节驰疏陈时政缺失八事，语极激切（两本作“词甚切至”）。帝衔之。暨还朝，密谕吏部出之外，乃以为鹤庆推官。俗不知学（两本作“其俗素不知学”），选秀民为学官弟子，亲为训［按，两本遵循阁藏本《明史稿》更动原文“教”后的表述］授，士多兴起。
上述5处文字的原本及更改情形显示，自阁藏本《明史稿》始，传文中反映的万斯同对明朝史事的分析与判断，为后来的两部史稿确定了根本思路；后来仅见微调文字以使记述准确，也能说明对前者价值的认可和地位的确认。
四、余论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于北京。其后，他所亲订的《明史稿》散佚颇多，给后人考述他研撰明史问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本文重点介绍天一阁藏《明史稿》12册的存在形态与收传人物情形，以及其在清廷开馆修《明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在对该稿存在形态的初步考察、及其与国家图书馆藏著录万斯同撰清抄本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徐乾学《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等进行简单比对后认为，该稿的墨笔添注和与此笔迹相同的第1至5、9册撰稿，是万氏亲笔；第9册中的一份目录页，并非万氏笔迹。不同于上述的第7、8、10、11、12册，当出自书手，非万氏亲笔，但经由万氏改定，其中第10册夹有万氏亲笔撰写的附传。第7册则明显为徐潮具稿，叶沆抄录，但也有万斯同亲笔修改笔迹。此外，其墨笔所示和朱笔所改定的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竑《献征录》的史学思想。
从对阁藏本《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的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的初步比较来看，阁藏本《明史稿》中虽然有成文先后不一和修改程度不等的特点，但是有明显未完成的和传记文字较两种抄本多的情况，以及所收传记有不见于313卷《明史纪传》、416卷《明史》抄本，后来也不为张廷玉《明史》所收的情况。这便印证了万斯同广泛收集史料，不病繁芜，首先为之极，以方便后续修史阶段及后来者取舍的修史思想，也证明了阁藏本《明史稿》早于另两种抄本。
总之，我们认为，阁藏本《明史稿》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反映出万氏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万斯同亲笔誊改的《明史》手稿；一是经万斯同编纂的《明史》初稿。前者由万氏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格外珍贵；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就是万氏的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等，均清晰可见。因此，阁藏本《明史稿》便具有了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明史稿》和《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万斯同在清修《明史》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这部布满他的亲笔蝇头小楷的《明史稿》中充分显示了出来；同时彰显的，是这部《明史稿》稀见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① 朱鼎煦：《跋》，《天一阁藏明史稿》第12册，第88页。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53。按，据《万斯同年谱》考订，朱鼎煦记忆有误，此事当发生在1931年，而并非朱氏所说1934年。但系于1989年下的沙孟海作《万季野明史稿题记》一文，却说：“1932年余在南京见之”，遂致书朱鼎煦，由其购得。参《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80页。1989年是万斯同诞辰350周年纪念，陈训慈与方祖猷合作《万斯同年谱》正式出版。此书不仅详细考订了万氏生平，且“就季野身后有关谱主之要事、著作之印布，及研究季野之述作，皆循年月述为《谱后》，以备参证”，对于研究万斯同及其史学，贡献殊多。以下许多难见的史料均出此。
② 柳诒徵：《明史稿校录》，《江苏省国立图书馆第四年刊》，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3～254页。
③ 冯梦颛致书黄云眉，参看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31年条，第254页。
④ 以上吴泽、李晋华、张宗祥题记，并见于《明史稿》第9册。
⑤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条所作按语，第18页。
⑥ 谢国桢：《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藏书〈明史稿〉》，载《江浙访书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5年条，第276页。
⑦ 陈训慈：《劬堂师从游脞记》，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6年条，第278页。
⑧ 沙孟海：《致方祖猷书》，转引自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79页。
⑨ 沙孟海：《万季野明史稿题记》，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1989年条，第280页。
⑩ 方祖猷：《季野著作考》，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附录，第281页。
(11) 这数字与方祖猷统计该稿有正传248篇，附传134篇，也有不同。参看方祖猷：《天一阁藏〈明史稿〉考述》，《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 康熙二十年（1683），万斯同叔侄“不满修史诸人，有南归之意”。从阁藏本《明史稿》中可见的万氏对初撰稿的不满和措辞严厉的批评，或可为其感慨释义。
(13) 但朱笔却不全在墨笔之后。第8册便有用白汁涂改朱笔添注的情形。参看朱鼎煦：阁藏本《后记》，藏阁本《明史稿》卷末，第12册，第92页。
(14) 《题记》，《明史稿》第9册，第63页。
(15) （天一阁藏）《明史稿》第1册，第35页，《黄宗明传》。
(16) （天一阁藏）《明史稿》第7册，第7页，《王鈇、钱泮传》。《生气录》即晚明的浙江藏书家徐与参所撰《本朝生气录》，被收录于《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0册，据明崇祯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17) 朱端强也注意到了万斯同引述《献征录》的情形。参看朱端强：《万斯同〈明史〉纂修思想条辨》，《南开学报》，1996年第2期。
(18) 万斯同：《寄范国雯书》，《万季野先生遗稿》，《丛书集成续编》第189册，页689。
(19) 对于认定焦竑《献征录》是这次修史的成果，参看李小林：《万历朝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47～48页。该书是对万历朝官修明史事的重要研究。
(20) 《万季野先生墓志铭》，《石园文集》卷首，第441页。按，约园刻本《石园文集》卷首该《墓志铭》有缺页，失撰者名。《万斯同年谱》谓杨无咎撰。参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第133页。
(21) 详见该书作者徐与参作于崇祯二年（1629）的序，载《本朝生气录》卷首，页120～123。该书在《明史稿》中被刻意略去“本朝”二字，径书《生气录》，也可见万氏的故明情节。
(22) 朱端强认为很可能是经熊赐履改定的《明史》万斯同稿。参看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页。
(23) 徐乾学：《明史列传》，《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24) 王鸿绪：《明史稿》310卷，敬慎堂刻本。
(25) 《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26) 对史馆中各参撰人及其分撰史稿的介绍，参看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第129～141页。
(27) 汪琬：《吴一鹏传》，《钝翁续稿》卷4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8册，据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页430～431。
(28) 方鹏：《南京吏部尚书白楼吴公一鹏传》，焦竑：《献征录》卷27，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页1155－1156。
[1]方祖猷．天一阁藏《明史稿》考述[J].清史研究，1993(2):99－105.
[2]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文章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30～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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