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桥本秀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做的「儒家经典之形成」第十一次专题演讲。现分为“理论篇”与“实践篇”两部分发布。
实践篇
（一）以书为主，辅以资料
古籍整理以书为主要对象，书与不成书的资料要分开，书的结构也不要改动。不要只关注内容，忽视书概念，也不要创造新的「古籍」。
（二）版本
作为准备工作，需要普查版本。尽量多接触版本，同一种版本也要尽量多看不同印本，通过观察不同印本之间的差异、变化，形成一种版本的概念。然后在每一种版本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版本系统以及一部书的版本目录学概念。版本系统或许不如说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清代、民国的著作不会有甚么版本系统，但不同版本闲的关系必须了解清楚。除了版本本身以外，目录、题跋以及其他著作中有关该书的论述，都有助于建立该书的版本目录学概念，自然需要留意。
研六室文钞有道光版及光绪重刻版。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道光版的四套印本，内容不完全一样。且以甲乙丙丁称之，甲本卷首有徐璈序，阙卷九第二叶；乙本有徐序，阙卷九第二页，与甲本同，而更脱卷七第四叶；丙本无徐序，亦阙卷九第二叶；丁本阙卷首及卷一，卷九有第二叶，而脱第二十五至二十八叶。文哲所的胡培翚集用作底本的续修四库全书本无徐序，而有卷九第二叶。徐璈序云「今春余来金陵，适竹邨主钟山讲席，暇日出一编相示，则竹邨本其治经之余，作为古文辞」云云，所谓「今春」当在道光十三年。应该认为道光十七年刊行时即有徐序，不知为何，后来的印本不见此序，因此重刻本也不载此序。续修四库全书及重刻本均无徐序，所以胡培翚集也没有此序。又，胡培翚集第252页出校记说明重刻本无卷九第二叶。现在知道重刻本无此叶是因为道光本的大部分印本不知为何均脱此叶，重刻本所据底本已脱。我只见到四套道光本以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未能理出发生脱叶的历时变化，但已看到道光版不同印本之间的差异。重刻本和道光本之间的不同，也不是光绪重刻时的突变，而是道光本后印本已经有部分变化。一种版本从刊刻完成开始，每次印制条件不同，经过反复修补，版的内容也不断变化。若要全面了解，只能多看不同印本，好比要了解一个人，需要尽量多接触。
有了较完整的版本目录学概念以后，应该选择点校底本及参校本。选定一个底本，凡有校改都要出校，可以保证在原则上能够还原成底本文字。择善而从的办法不用一个固定底本，整理出来与过去任何版本都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只能算是新版本。古籍版本已经够复杂，我们不要再增加新的版本，平添麻烦。选定底本以后，要直接在底本或其复印件上加标点，尽量避免用工作本，也不要另外誊写，否则容易出现校对失误。周礼正义点校本以孙诒让自己出版的排印本为底本，但由于这种排印本印制效果极差，字形往往不清楚，而且小字密排，无法直接加标点，因此以后来的湖北刻本为工作本，先按排印本改写刻本文字，然后再加标点。这种工作本方式，提高了校对工作的难度，结果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我们拿孙诒让排印本校对点校本，很容易发现点校本的校对失误。中华书局排好版以后，自然也经过校对。但他们只能拿工作本校对，不能拿底本校对，因为标点符号都在工作本上。应该认为，用孙诒让排印本及湖北刻本整理出现在的点校本，已经相当不容易，至于再提高点校本的校对质量，是我们后人的职责。
（三）点校要放弃自己习惯
读古籍与交朋友一样，先要相信古籍，虚心面对，感受他，接受他。既然相处在一起，如果事无大小都要坚持自己的标准，只会事事都不顺眼。中华书局点校本毛诗传笺通释第3页校记云：「按经典序录疑当作经典释文序录。陆氏着经典释文，首卷为序录。」今案：经典释文卷首有序录，谁或不知而需出校？其实「经典序录」是习惯称呼，我虽不知始于何时，然就笔记所及，沈钦韩、汪中、武亿、丁晏、宋翔凤等人以至钱穆都曾用此称呼，马瑞辰用此称呼完全自然。读书必须接受作者习惯，甚至要了解在作者所处环境里，这种习惯有多平常或多特殊，这样才能了解某一种说法是否有特殊含义。不应该仅凭自己习惯，怀疑古人的语言习惯。第4页校记云：「按说文言部云：『诂，训故言也。』马氏读作『诂训，故言也』，误。」「诂训故言也」这种句子，容有不同的理解。钱大昕读「诂训，故言也」，马氏的理解与钱氏同，并非奇思异想。若能断定「诂训，故言也」为误，等于说经书、说文都已经有定解，不必低就看马瑞辰的书了。我们是想与马瑞辰交朋友，慢慢了解他的思想，这种地方不必出校记，最多记住他有这种观点就好了。
中华书局点校本尚书今古文注疏第333页校记〔一〕：
「陆玑」原作「陆机」。案：作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者为陆玑，作「机」误，
今改正。
「陆机」「陆玑」之辨，钱大昕也有说。我虽然还没注意孙星衍有没有支持钱说的论述，但也没听说孙星衍反对钱说。校者仅据俗说断言「作『机』误」，这种判断对校书毫无意义，只有知道孙星衍是否认为「作『机』误」才有意义。既然没有任何根据足以判断孙星衍认为「作『机』误」，就不应当校改。此书作者是孙星衍，整理工作要体现孙星衍的思想。
漆老师整理的江藩集第41-42页收录隶经文轵说
戴太史东原释车「毂末小釭谓之▲」云：「小釭者，即郑注几大小穿皆谓金也。」
有校记云：「戴震考工记图释车「毂末小釭谓之▲」句下无此注，盖江氏引据为别本，或江误引耳。」实际上，此处标点应该如下：
戴太史东原释车「毂末小釭谓之▲」，云「小釭」者，即郑注「凡大小穿皆谓金也」。
称「戴太史东原释车」已经七字，而引戴说亦止七字，似非其比率，所以误标引号。相反的例子在文哲所的胡培翚集第47页至51页收中庸旅酬下为上解释疑，第1行作
凌次仲先生礼经释例曰：「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谓之旅酬下为上。」案：乡射礼……
此篇按点校本共41行，而其中前33行皆引录礼经释例文，后胡氏自加按语，字数不足四分之一，非正常比率，所以误标下引号。总之，校读不要依靠自己的「正常」习惯，而要努力接受作者的「怪」习惯。习惯属于表层问题，我们必须穿过表层了解他的内心，不能被乍见怪异的习惯迷惑，忽视背后的心理。实际上，全面接受作者的「怪」习惯，自己也跟著作者一起变「怪」，才是读书的乐趣。可惜学者往往急于研究内容，不懂得这种闲趣。
黄山书社点校本毛诗后笺第846页「后汉书马援传云〔五〕：『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步能令人轩。』」校记〔五〕云：「『传』原作『疏』，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胡氏语改。」后代学者引前人语，传本若有讹误自然要改正而后引，所以优秀学者的引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直接作为校改根据。就此处而言，「马援疏」本来没有错，诗三家义集疏的引文经过改动，不是因为「马援疏」错误。这种例子很多。比如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百家百三十九卷」，沈钦韩汉书疏证引「后书仲长统诗『百家杂碎，请用从火』」，而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说改「仲长统诗」为「仲长统传」。引用他们疏、诗中的句子，所以称疏称诗，其实马援疏在马援传，仲长统诗见仲长统传，不言可知，何必一定称传。王先谦是引书，可以改文，我们是点校，不可以改，因为原来没有错。当代学人或不熟悉后汉书，觉得必须称「某传」才方便检索，但古人没有照顾无知后人的义务，称疏、称诗更恰当，就那么称引。非要称某传，则变成「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诗」，不胜繁重。（写文章要简明，不能像保险公司的条款，写得越啰嗦越方便糊弄人。如点校本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点校前言第5页有说「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戴弘序云：……」，既繁重又不恰当，不堪诵读。）
（四）校引文必须知作者所据
引文等于是书里有书，引文中也有引文，所以校勘一部书，实际上也需要对第二层、第三层引书进行校勘。引书不是引版本，书的概念因人而异。另外，书的概念也离不开作为表象的版本，作者所见版本与我们手头常用的版本往往不同。校古书引书，一以作者对该书的概念为准。因此需要了解作者用过哪些版本，作者对该书文本有何见解。上文介绍黄以周引郑玄针膏肓以「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为孟夏月令，引周礼注作「千叶为贯」，这些地方都与版本乖违，但作者心中的书本该如此，千万不能校改。为了避免误校，应该多了解有关该段引文的各种学说。确定作者会承认是错字，才能校改。
干嘉以前与道咸以后，流行的版本有较大差别，这一点值得注意。道理很简单，干嘉时期出现大批古籍整理成果，遂成为后来主要流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自然不是干嘉学者平常使用过的。例如胡克家刻文选在嘉庆十四年，阮刻十三经注疏、胡刻资治通鉴都在嘉庆二十几年，至今都是影响最大的标准版本，而在此前，学者使用的不是这些版本。段注说文第十二篇上「耽」字下引淮南墬形训「夸父耽耳在其北」，高注：「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读衣褶之褶。或作摄。以两手摄其肩之耳也。」高注末句费解。案刘文典集解作「以两手摄耳，居海中」，不言有异文。何宁淮南子集释亦如此。然则段注引文有讹乎？「摄耳居海中」与「摄其肩之耳也」，相差甚远，无法理解如何讹误始变如此。后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双棣淮南子校释，才看到说「王溥本、朱注本作『以两手摄其肩之耳』」。所谓王溥本，即明代刘绩补注本，王念孙说「所见诸本中，唯道藏本为优，明刘绩本次之，其余各本皆出二本之下」，可见刘绩本在当时影响颇大。后来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的刊本盛行于世，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以及集解、集释均以为本，刘绩本又无影印本，若无张氏校释，恐怕我也不会想到去图书馆借阅刘绩本。从这一例子可知，校书必须注意作者用过的书，用过的版本。也应该知道干嘉学者用过的版本往往不是我们的常用版本。至于道咸以后学者使用过的书与版本，时间越晚越接近我们现在的藏书。另外，像淮南子这样的重要典籍，非常需要类似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那样整理各版本异文的书。
逸书引文，必须查明来源，不可以根据辑佚书轻易校改。如中华书局点校本白虎通疏证第一卷第1条校记：
「易有」二字上原脱「孔子曰」三字，据周易干凿度补。
纬书文本非常不稳定，各处引文常有歧异，也不能确定孰是孰非。这里称「据周易干凿度补」，等于说周易干凿度必须有此三字，脱此三字不成其为周易干凿度。岂有此理。即使所据文本有此三字，引书者仍然有权删省。唐宋以前各种古书所引某纬书逸文，每一条都是某纬书文本，不能拿其中一条来否定另外一条。可以说凡自称「据某纬书改」的校记基本上都不足信，出这种校记的点校本质量不会高。校改所引纬书，只有在能够确定作者引自何书的情况下，依据该书才有可能改。
文哲所的刘寿曾集第62页周易汉读考序：
干凿度载孔子之说易曰：「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佼易立节。」下文云：「管三成德为道苞钥。①易者，以言其德也，此其易也。变易也者，其气也。不易也者，其位也。」
校记①：当作「管三成为道德苞钥。」注云：「言易道统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包道之要钥也。」
校记的意思应该是说底本「德为道」当作「为道德」，因为干凿度注云「能成天下之道德」。今案：校记所据当系殿本系统干凿度版本，若然「佼」亦当作「效」。雅雨堂本及初学记所引与底本合，（注亦与校记所引不同。）当即刘氏所据。此处无需出校，试为重新标点如下：
干凿度载孔子之说易曰：「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佼易立节。」下文云「管三成德，为道苞钥，易者以言其德也」，此其「易」也。「变易」也者，其气也。「不易」也者，其位也。
（五）务必探求作者所参考资料
古书引文出于转引，也是常见情况。如乐律通故第18条：「小雅『蹙蹙靡所骋』，传曰『蹙蹙，缩小之皃。』」「传曰」是「笺曰」之误，但这一错误始自经籍籑诂，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不小心误从之，胡培翚仪礼正义照抄古今文疏义，黄以周又因袭仪礼正义的错误，源远流长，已经是第四代。读书要读作者的心，要了解作者的思路，写出来的文字不过是筌蹄。作者写文章有材料，有逻辑，有思想。我们要通过文本，想象作者根据何等材料，如何运用逻辑来写这种文本，背后又有何种思想。思想较难捉摸，不如先抓材料。知道作者参考过哪些材料，与眼前文本进行对比，可以理解作者的逻辑。材料、逻辑既已明白，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思想。我们有大量证据知道黄以周经常参考仪礼正义，而且这一条上文引用江筠的观点，也是只有在仪礼正义里可以看到的。因此可以相信，他在这里将郑笺说成毛传，是因袭仪礼正义的错误，并不是自己弄错，也不是直接因袭经籍籑诂的错误。通过这样的校勘，我们也知道黄以周虽然认为仪礼正义编得不太理想，（见儆季文钞卷三复胡子继书。）实际上在自己研究仪礼问题时，也相当依赖于仪礼正义。乡饮酒「乃席，宾主人介」，杨补胡正义引乡饮酒义云：「四面之坐，象四时也，……（今省略中间93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后者也，……」下又引「宾必南乡，介必东乡，主人必居东方。」江苏古籍点校本出校说：「『以仁』衍文，当删。据乡饮酒义。」今案：唐石经、抚本及陈澔本均有「以仁」，贾氏乡饮酒疏引亦有，余仁仲本以下阮元注疏本等始脱二字，是知此条校记坐混同版本与书之误，无论矣。然杨补胡正义纯粹抄录先儒说而成，引乡饮酒义亦非直接就礼记摘录。经核查知此处引文删节与李如圭仪礼集释合，是此段文字以集释为本，而集释即有「以仁」。作者称引礼记，但实际引录的是仪礼集释上的文字，既然如此，校勘必须校集释，不可以仅仅校礼记，更不可以拿礼记一个版本来校改。乡饮酒记「乐作，大夫不入」下，杨补胡正义引褚寅亮说「敖氏谓乐作则献上」，江苏古籍点校本出校说：「『上』字误，改作『工』。据集说。」正义引褚说，褚说中涉及敖说。如果褚说及褚说版本有问题，需要根据集说来校勘，但此处褚说版本无误，错误发生在正义编辑过程中。所以校记只能称「据管见」。点校本的校勘记，不仅混淆版本与书，连不同的书也混为一谈，如此校书，很多书会被消灭掉。
又如上文介绍的士冠礼「宾字冠者」节「主人降，复初位」，仪礼正义只引录程瑶田怀疑郑注错误的说法，并说：「今案：程说是也。张氏惠言亦辨之。」仅据此文，只能知道胡培翚赞同批评郑注的程说。但我们校读时，必须参阅胡培翚参考的十几种书，知道程瑶田的说法源自敖继公。明明知道此说出敖继公，而要把这张牌隐藏起来，这是胡培翚的有意行为，反映他不愿公开支持郑学敌人敖继公的思想。这种思想，只有通过了解胡培翚见到过哪些材料才能理解，仅凭正义文本是看不出来的。正义绝大部分文本内容抄录先儒成说而已，一一核校，是校文，非校书。校读正义必须校以胡氏所持十几种书，探寻其间取舍之意。当知作者「没写甚么」比「写过甚么」更重要。
军礼通故第33条引司马法云：「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长以卫短，短以卫长。」注：「见司右注。」「长以卫短，短以卫长」，重复「卫」，核司右注知下「卫」当作「救」。上文说逸书文本不易确定，但此则引周礼注所引，而周礼注可以肯定是「救」非「卫」，所以可以据改。但此第33条，引录周书、司马法、管子、淮南子、公羊家说、谷梁家说、卫宏、杨雄、郑众、郑玄、韦昭、礼记隐义共十二家，这些引文除了管子外，全见五经异义疏证，而五经异义疏证刻本引司马法即讹作「短以卫长」。可见，黄以周撰写此条，以异义疏证为主要参考资料，转引材料，连讹字也因袭过来。在这里，错误在异义疏证刻本，黄以周没有意识到这个错字，他的原稿一定也作「卫长」。如果说校勘的目的在恢复作者原稿的原貌，只有转写、版刻讹字才可以改字的话，这里不能改字。可是，不难推想，在陈寿祺、黄以周他们的脑子里，这段引文应该就是司右注的引文，他们没有想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如此讹字。如果有人提醒他们，他们一定会同意校改。这种情况，改不改字应该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改不改都可以。无论如何，校记是一定要出的，而且必须说明这是因袭异义疏证刻本的讹字，不能直接称「据司右注」，因为作者根本不是直接引用司右注。
当王老师叫我校对礼书通故时，我怕六书通故做不好。因为六书通故的主要内容是按古韵类编的谐声偏旁表，说明文字相当简短。既然如此，黄以周对谐声韵部的具体学说不明，不知哪些是刻版错讹，哪些是黄以周学说如此。后来发现此表以严可均说文谐声表为本，心里才有底。黄以周没有引用严可均，但必须与严表对校，此表才可以读。校书必须要找可以比较的合适对象，没有比较对象，空手面对版本文字，无从判断哪些是版刻错字。这就是我的太老师孙人和先生常说的「不校不读」。
核查作者参考的书，是读书的基本方法，所以读现代书也可以用此法。如台湾故宫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著录公羊解故余仁仲本云：「昔阮元为此本作校勘记尝曰：『鄂州官书，经注本最为精美，今考此本，足以考订鄂本者颇多。』」案：阮元未见余仁仲本，校勘记更非所以校余仁仲本，则此引校勘记有误。我们先不要就这一问题钻牛角尖，而要从根本上了解有关情况，也就是说先看作者写这一段话参考过的资料。于是查阅鐡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就看到有如下记载：「阮氏校勘记称『鄂州官书经注本最为精美』，今考此本，足以考订鄂本者颇多。」作者抄书时所犯错误，不辨自明了。
（六）不知讹误所由不得校改
传写、翻刻过程中发生的讹误，是我们校改的主要对象。另外，作者不经意的错误，假如有人提醒，作者会毫不犹豫改正的话，也应该校改，至少可以出校。既然如此，这些错讹都应该能够说明发生错讹的原因，否则不能排除作者有意那么写的可能性。如乡饮酒礼「主人阼阶东，南面辞洗」，阮元校勘记云「唐石经脱阼字」，有人说：「今案唐石经此句残，看不出脱阼字，阮氏臆说。」（中华书局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四辑载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补正。）此人所见「唐石经」是民国皕忍堂刊本，以此而论「唐石经」，是犯了混淆版本与书的错误。（唐石经虽非一部书，错误性质无异。）更大的问题是，「阮氏臆说」完全讲不通。假如所见唐石经残此句，阮元（且作为校勘记作者代号。）为何要杜撰如此臆说？「阼阶东」自然以有「阼」字为正，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何要编造「唐石经脱阼字」说，除非认为阮元神经错乱。既然不能说明错误原因，则应该怀疑是自己的判断有误。就此处「阼阶东」而言，戴震所见补刻石经脱「阼」字，（戴氏石经补字正非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黄山书社版全书、清华大学出版社版全集均收录。）知阮元所见定当如此，绝非臆说。
士昏礼「妇馈舅姑」节「妇赞成祭，卒食，一酳，无从」，杨补胡正义曰：「从者，从肝席也。」此句无可理解，一定有讹误。我们已经知道仪礼正义常用的十几种前儒著作，不难发现这部分正义凡六十字全部抄袭吴廷华仪礼章句，而且用的是皇清经解本。章句原来作「一酳无从从肝也席于北墉下」，皇清经解刻版误以「席」为小字，遂读为「从肝席也」。皇清经解咸丰修补以后的印本，此处「席」字已改大字。我们核对仪礼章句的任何版本，即可知道「席」字误衍，但仍不能确定何以误衍。只有看到咸丰修补以前的皇清经解，（仪礼正义刻版成于咸丰二三年闲，胡、杨所见皇清经解自然是修补以前印本。）才能明白这一荒唐的错误所以发生的原因，因而可以放心校改。
礼书通故第12条「旧唐书引沈约云，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云云，「旧唐书」自当是「隋书」（音乐志）之误，我们已出校改正。但黄以周讨论礼记流传问题，不会去翻阅旧唐书，引「隋书」何以误为「旧唐书」，不得其解。后见钱大昕潜研堂答问云「尝读旧唐书载沈约之言」云云，则钱氏读史广博精深，偶有此记忆错误，不足为奇。因此可以推断礼书通故的讹误渊源于钱大昕，可惜我对礼记流传问题没有深入了解，不知黄以周讨论这问题参考过甚么材料，因而还不能确定这一错讹的直接来源。
又如上文介绍段注说文引淮南高注「摄其肩之耳也」，现在较容易看到的版本都作「摄耳居海中」，集解、集释都不说有其他异文，一般人会怀疑「摄其肩之耳也」是「摄耳居海中」之误。但我们要自问「摄耳居海中」如何讹误才能变成「摄其肩之耳也」？两个文本距离太远，无法解释产生讹误的原因，所以必须保留判断，再探讨底本讹误以外的可能性。
总之，欲言底本讹误，必须能够说明如何产生此讹，不能说明产生讹误的原因，应该怀疑自己的判断有误，最大的可能性是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有误，其次则作者另有所据。不得解释讹误原因，先不要校改，待之他日。
以上（四）、（五）、（六）三点是我与王老师在合作点校仪礼正义、礼书通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重要原则，尤其适合整理清代经学著作。
（七）上中下相校
除了引文必须核校外，最需要核校的是作者所参考的书，这是往上校。另外，后世学者的著作引录此书，往往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周礼正义引先人论著，大多经过校勘，明显的讹误都得到校正，不妨参考，虽然不能直接作为校改的根据。又如仪礼正义引礼经释例，由于胡氏曾师从凌氏，而且熟悉仪礼，所以文字往往较刻本为优，非一般抄书之比。这是往下校。另外，参考与作者同时代的著作，有时也能得到有效的线索。文哲所整理的清人文集，由于各位老师都很关注这些学者，所以这一点做得比较充分，值得我们学习。
（八）核书便法
核对作者用过的版本，不太可能完全做到，实际上我们都要靠现在的影印本、排印本，甚至要利用校勘记之类著作。因此，平常也要注意搜集各种版本资料。例如淮南子刘文典集解、何宁集释以训诂解释为主，若无解释必要不记录版本异文，只有张双棣校释记录版本异文相对较详细，是目前比较方便的参考工具。又如核校纬书引文，日人编纬书集成可提供线索。利用工具，自然需要正确认识其特性及可靠性。如经籍籑诂错误甚多，道咸以后学者轻信籑诂而误者，我们需要校订。我们自己可以当索引用，不可直接引据。如点校本周礼正义（第一次印本）大宗伯第1365页「广雅释言云：『贺，嘉也。』〔一〕」，校记：「『言』原讹『诂』，据广雅改。」其实「贺，嘉也」在广雅释诂，而经籍籑诂误称释言，王老师误信籑诂。（第二次印本已经改正。）当年文史工具书有限，现在则广雅疏证有索引，也有电脑检索的方便，应该比较容易避免此类问题。
（九）分工与合作
点校整理工作头绪繁多，诸如跑图书馆调查版本，记录版本异字；查找遗墨，辨认手写文字；核对文献，分析文本的层次结构；确定标点，撰作校记；设计版面，编辑成书；校对底稿，另做通读校等等。各方面工作，所需能力不同，而且工作量大，若欲一个人独立完成，难免疏忽，不妨考虑分工。王老师整理通典，版本对校工作还是请人跑图书馆去做的。出版社有编辑，负责多方面工作，一般来讲对提高出版质量有积极作用。（有些出版社编辑没有应有的业务能力以及文化水准，只会带来麻烦。文哲所出版点校成果没有出版社编辑，有好处，也有坏处。）例如沈津先生整理的翁方纲提跋手札集录，随便翻看几条与经学有关内容，标点都有问题。其实很多问题只要核对原书即可解决，并不复杂。我猜想，沈先生整理此书，以手抄本为底本，而且底本文字非楷书，整理工作的重点不得不放在辨认文字方面。由于主要精力用于辨认文字，标点方面就相对疏忽了。又如研六室文钞我在北大借阅的版本，可以补胡培翚集所缺徐璈序，主要是因为近水楼台，北大图书馆比较方便，但如果让我自己点校研六室文钞，注意力会集中在点校上面，很可能不去想借阅多种印本。另外，别人的点校容易看出毛病，也是人之常情。如我们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现在整理余嘉锡先生遗稿，其中有一段引到刘向山海经题记云「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我一开始以为三人并列，官衔加「臣某」而已，糊里糊涂在「臣望」下打顿号。我们历史系的学生一看就发现问题，指出「校治侍中」不能连读，这与我看「堂中北墉」就知道有问题一样，只要经常接触、熟悉内容，就容易看出问题来。因此我现在比较重视合作，余嘉锡先生遗稿除我自己做点校外，还请两位学生分别进行校读，定期聚首核对，以期减少疏忽。过去我与王老师合作点校仪礼正义，我还年轻，查书较勤，王老师有学问，有经验，两者结合，效果相当好。每种书情况不同，若有必要，不妨考虑分工合作。
（十）向整理工作者致敬
上文举例介绍几部点校本的个别问题，点校者不是老前辈就是我老师们，我自然无意批评。实际上，点校整理工作劳动量大，而且确实能给读者带来很大方便。像周礼正义虽然存在不少校对方面的疏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孙诒让铅印本排字过密、印字不清所致。现在在点校本的基础上，再进行校对，自然可以校出很多问题，但如果没有点校本，直接根据孙诒让铅印本点校整理的话，不能保证校对失误一定会比现在的点校本更少。周礼正义点校本给我们带来的舒适与快乐，凡是读过的人莫不深有体会。又如广陵书社新出寳应刘氏集第499页「后汉书〔一〕礼乐志：『世祖受命，改定京师于土中，……』」校记云：「『后汉书』，诸本原作『汉书』，今据引文内容改正。」其实「引文内容」就是汉书礼乐志的文字，而点校者非要补「后」字。谢承、谢沈后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皆有礼仪志而无礼乐志，更不闻有此所引文字，点校者好像是认为汉书不可以写后汉事，后汉内容只能在「后汉书」。这是我近几年来所见最荒唐离谱的一条校记，甚至带有几分幽默。就算如此，我还是很感谢整理者。要不是他们如此整理，像愈愚录这种书我不会去翻。（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所收影印稿本，字迹不清楚。）现在出版的点校古籍，随便翻翻都可以看出几处毛病来。但如此容易看出来的问题，读者也不会被误导，实际上也不是甚么大问题，最多点校者及出版社不够体面而已。我对目前出版的各种点校本有较大意见，所以愿意自己动手做点校本，结果至今还没有做好一部，由此也可见整理工作的不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问题归问题，我还是很感谢那些点校出版工作者。
读古书为了乐趣，与古人做朋友我很开心。我们无力控制美国帝国主义，无力纠正日本法西斯体制，在世界上等着饿死、病死的人不知其数的时候，点校错误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我现在纯粹作为个人爱好来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要与古籍共生死。我死我的古籍亦亡，是否有人继承发展对我自己似乎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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