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阳，是我国印刷出版业的中心之一。建阳“麻沙版”的书籍，一般又称为“建本”，向为版本学家所珍视。
在建本研究中，经常会接触到诸如“建安、建宁、麻沙、富沙、东阳、闽建、建邑、潭阳、潭邑、书林、书坊等地名。这些地名，有的一目了然，如麻沙、书林、书坊等；有的稍加解释便能明白，如闽建为福建建阳之简称；潭邑，潭阳为建阳之别名；有的却扑朔迷离，似是而非，往往使人产生误解。如建安、富沙、东阳等。如果不弄清这些地名及其所指，对我们的研究，势必造成一定困难，有时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本文根据我平时积累的一些资料和学习体会，试图对一些有必要加以辨析的地名进行考察，共辑七则，仅供参考。
建安
建安，这是建阳历代刻书家中用得最多的地名。建阳刻书世家中余、刘、蔡、熊、虞、叶诸姓均有自称“建安×氏”者，加上诸如“建安黄善夫家塾”，“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建安刘君佐翠岩精舍”、“建安叶日增广勤堂”等这种直接标以刻书者姓氏和堂名的，仅宋代，据张秀民先生统计，就有二十八家(1)；自宋及明，可以估计，至少有近百家用此地名刻书。也正因如此，往往使许多学者误以为福建历史上的雕版印刷，除建阳外，还另有个建安书坊存在，从而得出诸如“宋元时代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2)，“至明代建安书坊衰落，而建阳独盛”(3)，“入明以后，建安书坊衰落，继之而起者则是建阳书坊”(4)，等不正确的结论。
实际上，宋元时期以建安地名刻书者，绝大部份都在建阳。何以知之？有以下三点可证：
一、史料记载
嘉靖《建宁府志》和《建阳县志》中均有建阳刻书的记载，如“书市在崇化里书坊，每月一、六日集”(5)、“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6)，“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昔号图书之府。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7)，等等。而对建安刻书却只字未提。假如宋元时书坊多在建安县，至少府志不致忽略如此。此外，前人著述中，也每每只言麻沙、崇化。而不提及建安。如南宋建阳的学者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云：“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朱熹《建阳县学藏书记》云：“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二者特别是朱熹在建阳和建安都曾生活过，对两地的民情风俗都十分了解，而他对建安刻书也只字未提。可见，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建安书坊”。
二、用部份刻书牌记互证或史料证明
如元刘氏南涧书堂，刻《论语集注》时标以“建安刘氏南涧书堂新刊”木记(8)，而刻《书集传》时序后又题“麻沙刘氏南涧书堂新刊”木记(9)。可见，刘氏所云建安，实为建阳。再如元建安余志安勤有堂所刻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10)、《集千家注分类社工部诗》(11)、《书集传》(12)等均题“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木记，而同是他所刻的《唐律疏议》(13)、《诗童子问》(14)等书又题“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可见，余志安所说的建安，也应是建阳。又如元刘锦文日新堂，以“建安日新堂”、“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名号刻书不下于二十余种，而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二却有他的小传云：“刘文锦，字叔简，博学能文，教人不倦，多所著述。凡书板磨灭皆校正刊行，尤善于诗，有《答策秘诀》行世。”
通过以上分析，历史上许多冠以建安之名的刻书者，实为建阳。既然如此，何以他们要自称建安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对“建安”的历史作一番小小的考察。历史上的所谓建安，至少有以下三种含义：
一、建安县。据嘉靖《建宁府志》和《建阳县志》记载，东汉献帝建安初年设建安、南平、汉兴三县。此建安县地盘相当于宋、元、明时的建宁府。建阳其时称桐乡，隶属于建安县，直到东汉献帝十年才分建安县的桐乡置建平县(即后来的建阳县)。
二、建安郡，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以会稽(今绍兴)南部置建安郡，领治十县，郡治在建安。建平(建阳)县、建安县均在这十县之内。此一建置一直沿用至隋。唐高宗时改为建州，沿用至宋。宋绍兴三十二年改为建宁府，府治在建安，元时称建宁路，明仍改为建宁府。
三、建安县，汉献帝建安初设置的建安县，建安十年分置建平县后。吴永安三年又分其地置将乐、昭武、绥安(今泰宁、建宁二县)三县：宋英宗治平三年又分其县西地置瓯宁县，由于一再分出，地盘越来越小，至此与瓯宁实同为建宁府的附郭之县。嘉靖《建宁府志》有建安县和瓯宁县地理图，图中标注两县县治相距仅一里地，这两县就是后来合二而一的建瓯。为便于区分，我们在此不妨暂把汉献帝时设的建安县称为“大建安”，把宋以后的建安县称为“小建安”。
尽管历史上建安、建阳二县曾多次分析合置，但在宋元明三代，即建刻兴盛的时期，麻沙、崇化二坊均隶属于建阳县管辖，而从不曾属建宁府治之附郭建安县即“小建安”管辖，这当无可怀疑。那么，这时期麻沙、崇化的书商们自称“建安X氏”或“建安×氏××堂”者，又当作何解呢？我以为，这是历史上因两地多次分析合置而形成的一种习惯用法，即沿用了古建安，或建安郡名，也就是上述第一二种含义。假如不了解这种习惯用法，而把上述第一、二种含义与第三种含义等同起来，即把“大建安”或建安郡与“小建安”等同起来，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建宁
以建宁地名刻书，其出现频率虽次于建安，但也代不乏人。所谓建宁书坊、建宁府书坊、建宁路书市等均指建阳书坊，因其时建阳隶属于建宁府(路)之故，与历史上邵武府治下的建宁县无关，
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周弘祖的《古今书刻》(15)著录了建宁府书坊所刻书目凡353种；嘉靖《建阳县志》卷五中也有《书坊书目》，录书目凡382种。我将两目细加对照，一字不差完全相同者有130种左右。此外，还有相当部份两目略有不同，而有可能实为同一书者(因坊间刻书书名多叠床架屋，诸如“新刊京板校正×××先生批评××××”之类的书名比比皆是，而两目均用节略之书名，完全有可能将同一书节成两种略有不同的书名)。可见，周弘祖所谓建宁府书坊亦指建阳县书坊无疑。
富沙
刻书名号上冠以富沙地名者，元代有富沙碧湾吴氏德新书堂；明代有富沙刘兴我、富沙刘荣吾、富沙郑尚玄人瑞堂等。
刘荣吾刻有《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今存英国博物馆。刘修业先生在《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中认为“荣吾富沙人，疑富沙在福建”。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先生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却云：“刘荣吾的富沙，刘女士疑其在福建者，实是广东”。
我认为，刘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历史上富沙作为建州别称，可谓由来已久。《五代史·闽世家》中载王曦之之弟王延政任建州节度使，封富沙王。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建置沿革》亦载：“五代晋高祖天福六年以建州为镇安军，王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富沙，作为建州的别称，延用了数百年。在嘉靖《邵武府志》卷十二《名宦》的陈岩条下云：“按纲目，岩，建州人，《闽中记》云富沙”。下注小字曰：“富沙即建州”。虽寥寥数字，但不失为一条有力的佐证。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有《谢建州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16)一诗，其中吟道：“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富沙枣木云云，指的就是建刻。一方面因建阳其时隶属于建州(建宁府)，另一方面其版刻多用枣木、梨木、字体多用颜、柳、密行细字，具有“传刻疏瘦”的特点。
此外，张秀民先生在《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一文中，著录了四十七家建阳书林刻书堂号姓名，其中有“潭阳书林刘钦恩(荣吾)”，此名钦恩字荣吾者，或许即富沙刘荣吾。如果确是这样，那么富沙和潭阳书林之间就划上了等号。这个等号就是说明：富沙——建州别称，建阳—隶属于建州；因此刻书者以富沙来代表建阳也是有根据的。
东阳·崇川
东阳，建阳的别称。其名源于宋政和间建溪水驿更名东阳水驿，见嘉靖《建阳县志》卷四《储恤志·驿传》。水驿乃达四方者必经之所，也是建版书籍销往外地的水路枢纽之一，故往往为人所引用，由特称变为代称。
余氏刻书世家中，宋代早于余仁仲万卷堂者，有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刻有《初学记》三十卷，见博增湘先生《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余氏所谓东阳崇川者，则指崇化。元还有一崇川书府，至正辛卯(1351)刻有《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均著录。《贞房刘氏宗谱》卷一有元无名氏撰《京兆刘氏族谱世系序》(旧序)，末署“明洪武十九年丙寅一阳月书于崇川翠岩精舍，时有协力点校者十七世孙椿，幢、同赞成者十六世孙灏谨题族谱之末以记岁月云尔。”刘氏翠岩精舍乃崇化里元明间名肆，此既署崇川翠岩精舍，则崇川即崇化无疑。
东阳之名，在一些文献记载中，也每每可见，并非仅见于刻书家的名号上。如宋末元初建阳的学者熊禾，在重修位于建阳崇化的同文书院时，作疏云：“盖文献所关最大，在古今其揆则同，睠兹东阳，视古阙里，四方文籍之所自出，万世道义之所必宗。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17)宋麻沙刘祖安于咸淳二年(1266)写有《刘氏故居庆源堂记》一文云：“东阳为建(州)上邑，而麻沙实据东阳之上流，山川奇伟，人物繁禧，经史子籍(集)百家之书流通于天下，实闽奎文之地也。”(18)嘉靖《建阳县志》卷六《艺文志》录有一名叫王佛生写的诗，题为《建阳怀古》云：“东阳昔日好山川，山色川光豁眼前，西岸水连东岸水，南桥烟接北桥烟。锦江酒味香千古，云谷书声歇几年。……”亦可证。
钱塘
以钱塘之名冠以刻书家名号前者，有南宋钱塘王叔边，刻有《后汉书注》一百二十卷，现存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著录云：“目录后有钱塘王叔边刻书牌记，又有武夷吴骥仲逸校正一行。王叔边盖浙人而开设书肆于建阳者，何义门校本《后汉书》记隆兴二年麻沙刘仲立本，亦有吴骥题款，即可为证。”宿白的《南宋的雕版印刷》(19)亦云：“(建阳)书坊中也有从临安迁来的，如从建本《后汉书》刊记得知有开雕两汉书的钱塘王叔边”。上引虽未把王刻列入浙本，但将此钱塘’仅理解为临安别称应是无疑的。
据我所知，王叔边所谓钱塘应既指古临安，亦指建阳崇化里的钱塘。据嘉靖《建阳县志》卷十四记载，崇化里有王氏，事亲至孝，感动上天；忽一夕天降大雨，到天亮，钱落满其家池塘，从此此地便叫作钱塘。县志所云显系无稽之谈，但崇化自古就有钱塘。(今仍沿用)却是事实。我曾就此地名的来源问题，请教建阳县地名办的陈功明同志。陈认为其真实来源，应为此地古时居民，多为从浙省迁入者，为记念祖籍，故有此称。如照此说，则古崇化里至少有一个村庄的居民是从浙江迁入者。而王叔边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些冠以。钱塘”的版本书有没有误列入浙本？特为拈出，以提请鉴定古籍版本者注意。
云衢
云衢，乃崇化里书林的一个小村庄。今名巨村，与书坊村实已连为一体。古书坊与云衢仅隔一桥，即云衢桥，今桥基仍存。嘉靖《建阳县志》录有书林十景，均为地名，其中就有“云衢月夜”一景。南宋爱国诗人谢枋得抗元兵败流寓建阳时，曾在书林南山隐居过一段，写了《书林十景》的组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云衢月夜》中有句云：“长虹跨陆登云衢，会通四海同车书。”(20)嘉靖《建阳县志》卷一《书林余氏族谱》、《贞房刘氏宗谱》中均有《书坊图》，图中均标有此云衢地名。
以云衢之名刻书者，元有云衢张氏，刻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21)；有云衢全文堂，刻有《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附录一卷(22)。二者的刻书处，疑即在书林云衢。
潭阳·潭邑·潭水
此三者，均为建阳别称，来源于五代时闽王筑城于大潭山(今城内登高山)，称大潭城。建阳至今还别称潭城。
以潭阳、潭邑冠以刻书名号之前者，在各家书目中屡屡可见，如“潭阳余漳德”、“潭阳王介爵”、“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南闽潭邑艺林刘太华”等，因不易引起误会，兹不一一列举。
以潭水之名刻书者较为罕见，且多在明末清初，有闽建书林熊稔寰的潭水燕石居，刻有《秋月夜》(23)等，有清建阳余氏的潭水余明汝，刻有《天经或问》(24)。
注释：
(1)(2)(3)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文物》一九七九年六月号。
(4)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文史》第二十三辑
(5)嘉靖《建宁府志》卷十。
(6)(7)分别见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卷四。
(8)(9)均见森立之《经籍访古志》
(10)(11)《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五、《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均著录。
(12)《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著录，现存北图故宫、上海图书馆。
(13)《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八著录，现存北图。
(1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经部诗类著录。
(15)《百川书志》、《古今书刻》合印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6月版。
(16)周汝昌《杨万里选集》
(17)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
(18)《刘氏忠贤传》卷六，《贞房刘氏宗谱》卷一。
(19)《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20)县志所载原句为“长虹跨陆登云衢，会附录诸作车书”，二句显系误刻。此据府志卷九《津梁》补正。
(21)(22)分别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卷十二。
(23)叶德钧《戏曲小说丛卷》卷上著录。《中国丛书综录》亦录。
(24)见《中国善本书提要》附录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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