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墨菲曾评价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也不无艳羡地讲：“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为什么身处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竟对宋朝如此推崇备至呢？透过宋朝完备的社保制度可以管窥一斑。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赵宋肇始。武将出身的宋太祖目睹五代以来政权内部更迭多变的境况，确立了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以图江山永固。宋太宗亦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之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宋朝历代君主都比较注重内部稳定，建立了一套覆盖面极广的国家福利保障体系，对象涵盖了弃婴、孤儿、孤寡老人、贫困人口、残疾人和乞丐等群体，国民生老病死等层面均为官府提供的福利所覆盖，可谓“从摇篮到坟墓”都有国家关怀。《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朝设置了转运、常平司作为行使赈济权力的常设机构，主管财赋、官仓，负责转运、调配赈济粮食物品等事宜，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凡是州、府、县的各级地方行政长官，都要负责落实赈济事宜。
生有所育，慈幼首置
宋立之初，疮痍满目，百姓十室九空。建隆三年（962年）十一月，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规定“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把考核官员的升降与人口数量相挂钩，鼓励妇女多生优生，争当光荣母亲。在最高指示下，宋朝各代实行“摇篮”福利，对弃婴与孤儿予以救济和照顾，即慈幼。
为防止穷困人家因养不起孩子而溺婴、弃婴，政府在发现贫家妇女怀孕之后，由政府登记备案，给她们提供生活补助，其丈夫可因此享受“产假”—免除杂役并且免缴身丁税。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正式下诏，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官府）给钱养之。”具体办法是“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生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南宋禁止贫民不养育子女，对孕妇和腹中婴儿提供法律保护，宋朝政府专门派助产士——“稳婆”照顾孕妇，孩子生下之后，政府还要户部每年拨款资助贫困家庭的父母，无力育婴的发钱4000文（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800元）。政府在各州、县、乡村都设置了举子仓，其资本源于国家常平仓、官田收入以及富人的捐赠。乾道五年（1169年）四月，宋孝宗下诏：“……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地方政府核实无误后向贫家产妇实施救济，一般标准是逢民户生育，发给米一石、现钱一千文。救助对象的年龄一般最大为15岁，多为10岁以内的儿童，养济标准为每日0.5升米。
北宋时期，福田院、居养院、广惠仓等机构承担慈幼职责，与老人一起赈济；南宋时期由于战乱原因，弃婴、孤儿增多，慈幼遂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儿童收养机构，有“慈幼局”、“慈幼庄”、“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及幼局”、“婴儿局”等，名称虽然各异，功能大致相同，其中慈幼局设置较为普遍。《宋史·理宗本纪》记载：淳佑九年（1251年），宋理宗下诏在临安创建慈幼局，拨给官田五百亩，如发现有被遗弃婴儿、孤儿，“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对婴幼儿，政府拨款雇人乳养；稍大一点的儿童，“令入小学听读”，养育成人后听其自便，官方不做限制。外国人马可波罗记录了当时的实况：“其国（南宋）诸州弃婴，国王尽收养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无子者，请求国王赐给孤儿，其数惟意所欲。诸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赐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养男女有二万人。”由于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所以“道无抛弃之子女。”
宋未立国之前，中国的人口一直都在六七千万人左右的最高数值徘徊，由于宋朝政府慈幼措施得力，人口剧增。据记载，当时全国记录在册的人口达到一亿以上，在当时国际上的增速实属罕见。大观四年（1110年）宋徽宗在位时，峰值户数达到20882258户。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唐朝有十几个，宋朝增加到了40个，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汴京和临安成为世界上第4与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当时的都城汴京，其面积约34平方公里，虽无唐代的长安城大，但是“万国舟车会，中天象魏雄”，人口达到了140万左右的总数。
学有所教，仕宦可期
宋朝以兵变建国，太祖赵匡胤以“五代为国，兴亡以兵”为训力推文治：“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两宋三百年间，历代帝王将“与士大夫治天下”尊崇为治国原则且“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太宗“连辟礼闱，收采时俊，每临轩试士，中第者不下数百人”。朝廷的执政大臣、钱谷之司、边防主帅、四方长吏多为文士，可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朝政府大力利用科举选拔人才，广开来学之路，官办的高等学府太学招收“远方孤寒之士”，“执耒垂髫之子”的农家子弟能够入学就读；朝廷“取士不问家世”，“贡举重任，当务选择寒俊”，把政权建立在比较广阔的社会基础上。据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名士大夫中，有55.12%出身于非官僚家庭。曾经家贫无资的布衣书生苏洵就把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送到眉山的州学去读书，苏辙也深有体会地总结说：“今世之人，诵文书，习课程，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南宋人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中记载，当时有10万士子到都城临安参加国考，成为公务员即是考生光耀门楣的不二选择。“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成为当时士子苦读的真实景象，“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成为宋代志士的人生奋斗目标。时人曾形象地描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据统计，宋仁宗一朝共举行13届科举，取中一甲（状元、榜眼、探花）者共39人，后来只有5人官职没有达到公卿。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在《止斋集·乾道壬辰进士赐第谢太上皇帝表》中不无自豪地称道：“窃迹本朝家法之详，究观列圣心传之要，规模一以经术，事业付之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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