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她的小说的“好看”，只不过解读的方式各有不同。台湾的《印刻》杂志曾经为她做过一期专刊，里面有句评价是“用幽默的角度写悲伤的故事”。我个人并不觉得这个解读准确。她的故事里的确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通过一些细节，忠实地描绘出人生荒谬至好笑的某种辛酸——可是从态度上并不是刻意的“幽默”，而是忠于现实的淡然。看过太多事情，悲欢离合的本质其实都是三言两语便能说清的，那就不必多言，想写沧桑，几句话便够了。我问她，是否只是按照自己看见的，描写生活本来的面目，她说：“生活中我其实是个很有意见的人，可是我没有冲动要和读者交心。如果读者懂，我很开心世上多了个知音，如果不懂，我不会苦口婆心、嘴裂舌干地诉说我的感慨。我更尊重读者自己的感情和看法。我的小说里隐藏了很多我自己对人间事的态度和看法，可是呈现的表象只是一个故事，一个以我的观察，从各种角度说出来的故事。所以也许淡然是基调，可是有的人看了觉得幽默，有的人看了觉得悲伤，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的小说都是创作，没有夫子自道，也不主张拿小说来考证作者生平，检视作者思想。可是我又相信作品反应了作家的修养和个性。”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做采访，她的言语都如此简洁。
正因为这种简洁与淡然，《民国素人志》原本是一个类似“清明上河图”一般长卷式的构思，却并不显得沉重，或者“自以为沉重”，所谓的“好看”，恰恰是因为她胸有成竹地做到了“举重若轻”。我记得，阅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放下书，跟我妈妈聊过几句。她问我，究竟是写什么样的故事。我给她举个例子，其中一个故事里，那个女主角生活的时代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家里刚从上海迁来，因为战乱与动荡损失了很多，虽然依旧维持着往日的排场。女孩子正值青春，也会在就要去美国上大学之前羞涩地向暗恋的小男生道别珍重的事情——但是她不知道，其实她父母从没打算让她上大学，她只是被送往美国一家跟自己家族有世交的华人富户那里，糊里糊涂的，18岁就嫁作人妇——一切发生得太快，她从此不愁生活是没错的，只是她还不太清楚，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了其他可能。年过半百之后，她告诉母亲她一直以来内心的缺憾，母亲的态度却是惊诧，多小的一件事情，而且，家里当时有困难要你一个长女去联姻又是多自然的事情，没有一张大学文凭妨碍你过好生活了么——那你还作什么？
我妈妈听到这里就笑了，一边笑一边说：“我懂，我懂她妈妈的意思——可是这姑娘其实也挺可怜呀。”
当时我就觉得，这便是作者的成功之处。真正经历过生活的读者能非常容易就抓得住那些微妙处的精彩和荒凉。不是所有的好故事，都需要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
我也问过她，在《百年好合》里最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个女人，她说，整个《民国素人志》又没有完成，最喜欢最欣赏的那个人物还没出现。我也带着点激动地想象过，当整个系列，全部38个女人的故事全部写完的时候，该是怎样的图景。应该在无声处看见浩荡的漂流吧。偶尔，我脑子里也会闪回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因为《台北人》也在写一群漂流人的群像。所以我问她：“跟《台北人》比起来，也许您的视角放得更宽阔些，因为您想要写的不仅是台湾，而是记录民国华人在全世界的放逐与漂流，不过，在这个大视野中，为何对‘女人的历史’如此专注呢？”
“你的理解是对的。”她说，“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里是‘最后的贵族’，他们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和引发我同情，激发我灵感的素人，不是同一个群体。我出生在台北，成年后离开家乡到国外去发展人生，自发性所占比例较大，和白先生那代（也是素人志里，生年接近1949年的书中人物），随着父母从家乡到台湾的心理因素不同，看待‘民国人的漂泊’自然会有不一样的角度。而且，那个时代的女人世界比较窄小，人生的发展在自我的心理层面和社会氛围都比较制式。这个框架给小说的选材造成限制，可是也缩小了时代影响的范围。我感觉驾驭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如果写的是个男性，即使是素人，那个时代的男人，起码我看见的、知道的、能够想象出来的，即使不是将相王侯，只要读书识字，就都多少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夸夸其谈。对作者来说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偏离小人物的主题。”
也许正是因为对“女人”的专注，自然又会有人来拿她和张爱玲作比较。也许是白话文运动以来，华文女作家里能登顶的人委实太少，所以张爱玲才总是一次次被搬出来当成标本。不过面对这种比较，她笑言：“比较是文学评论家的选择，我对这事没有喜欢或不喜欢。倒是从前听过夏志清先生转述，张爱玲曾经不大高兴夏先生这个比方，后来在他们发表的书信里，也佐证了这件事。”她初出茅庐锋芒毕露的时候，张爱玲女士尚在人间，不过，她强调道：“张爱玲的文字优美，心思缜密，个性阴郁，天才横溢，地位尊崇，无人可及。张爱玲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她很幸运，有过人的才华，我很幸运，活在自由挥洒的年代。”
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的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气场都极其“中国”：语言方式，叙述方式，一篇小说中叙述与描写与对话的比例，以及长卷式的架构与白描举重若轻的气息——全都非常中国，感觉不到一点的翻译腔。我想知道，这种“中国”，有没有经过某个时间段里刻意地修炼，她告诉我：“也许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无论离开说中文的环境多久，我的内心始终‘极其中国’；第二，因为和汉文化隔离太久，没有进步，也就没有了污染，回到了最初始的状态。”
我在等着，等着《民国素人志》全部完成出版的时候，对于一个读者，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等待更令人愉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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