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

 

“清谈”源于魏晋时期的名士。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史称“正始之音”。而清谈之根，又源于玄学。后人谈到清谈时颇为不屑：“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用赵本山小品的语言表述，就是不着边际地瞎忽悠，和蛤蟆知了烦人的呱噪没有任何区别。

既然是名士所为，“清谈”为何会落个如此狼藉的名声呢？

假如用学院派理论家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三天三夜也不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同时，在回答你问题时，其自身就很可能又会陷入“清谈”的泥潭。所以，还是不“清谈”的吧。简言之，清谈声名狼藉的原因就是太虚，太虚还是太虚。由理论到理论，由空洞到空洞。

“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士族名流相遇，忌谈国事，讳言民生，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要是有谁谈及治理国家富民强兵的俗事，立马就会就被贬讥为俗务专家。由于士族名流的普遍参与，一时间，“清谈”蔚然成风成为时尚。

尽管中国有“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的说法，但是，假如一个人除了会满嘴跑火车，其他一无是处，这样的人还真不能算是好汉。也难怪后人说“清谈误国”了。

对于“清谈误国”一说，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是统治者对文人的轻蔑加污蔑。可是持这种见解者似乎忘了，魏晋的清谈大家可不全是穷酸文人啊。相信略知中国历史的人，对谢安都不会陌生，此人不仅做过宰相，并且是清谈行家。

清谈，说白了就是对虚无飘渺的事情，展开口水仗。但是，有了士族名流的参与，即便是口水仗，也要打出风格、打出风度、打出风雅。所以，在口水仗没人接招的情况下，还可以自导自演，自己给自己出难题，然后再自圆其说。谢安就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的清谈翘楚。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辞理，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骇然。

身为宰相都热衷于类似游戏的清谈，怎么能说“清谈误国”是统治者对文人的蔑视呢？这还在其次，管他是谁呢，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有表现自己的欲望，都有对人倾诉的欲望，都有唯我高明的劣性，所以，侃侃大山，吹吹牛皮，忽悠忽悠官大者或小姑娘，还真上升不到误国的层面，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对侃大山，吹牛皮上瘾走火入魔的人，恰恰是士族名流，并蔚然成风。这一下问题就来了，社会的精英阶层，都去风雅了都去吹牛皮了，治国安邦富国强民的俗务，又由谁来打理呢？这不仅仅是误国，简直是祸国殃民。

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偶然在网上某个论坛发现了一个关于“清谈误国”的帖子，跟帖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清谈之属，上不用于国，下无益于民，怀屠龙之技，有虚浮之名，无致用之实。故善治国者不用之，何以误国？然其人遂成枯漏，不接于事，壮士慎之，志者戒之！”

乍读这段文字，还真有醍醐灌顶之感，但细细品味，就品出了问题：“上不用于国，下无益于民”此言不缪，“善治国者不用之，何以误国？”的诘问，就有点令人不知所云了。殊不知，对清谈成瘾者，很大一部分恰恰是手操权柄的“治国者”，如上文我们提到的谢安，又何来“善治国者不用之”之说呢？三国两晋之所以乱作一团，大概不知“治国”为何物者来治国，就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说到“清谈误国”，很多人都会把战国时期，赵括的纸上谈兵作为范本加以评说。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赵括的纸上谈兵并不应归于清谈一流。因为清谈是从空到虚的玄之又玄，与现实根本没有丝毫的瓜葛。赵括则不同，仅仅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不太好而已，他毕竟是想通过纸上的理论来指导现实的俗事的，与只尚清谈，只能摇唇鼓舌虚无缥缈的忽悠，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那么，“清谈”就真的如洪水猛兽罪在不赦，“如春蛙秋蝉之聒耳”吗？其实也不尽然。闲来无事，弟兄几个凑到一起，聊聊生死，侃侃体用，谈谈人生，也不失为风雅之士的风雅之举，本无可厚非。但是，万事皆有度不是？假如除了吃喝拉撒，就知道打不痛不痒的口水战，连治国安邦“修齐治平”都看做俗不可耐的至俗蠢物所为，就实在有点过了，太过了。反之，如果人生一世，仅仅迷恋于功名利禄，不解半点风情，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又太缺少点情趣和乐趣了呢？这样的生存倒是不会误国，可是误己啊。误国算不上什么好品质，误己就也称不上什么美德吧？

所以，清谈也罢，治国安邦也好，只要以不误国、不误己为前提，不管是高山流水一琴一鹤的清雅，还是滚滚红尘修齐治平的低俗，我看都无所谓。这个度的确不好把握，正因为不好把握，方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