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该发生的摔伤，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一个十分遗憾的故事。脑袋上隐隐作疼的一块伤疤，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我的家乡黎城，是上党地区少有的几个无煤县之一，从古到今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烧柴火做饭。家家在屋里砌上土炕，靠坑沿垒一个土灶台，垒上过坑的烟道，连做饭带取暖，也算是节约能源吧！其实是那时家里穷，家家为了省下买煤钱，不得已而为之的无耐之举。
我家所在的北委泉村，现在属西井镇管辖，撤乡幷镇之前属南委泉乡。濒离县城六十华里，黎城人可惯性叫北山，就是现在开发的九龙山风景旅游区。这里是太行山腹地，山大坡广，沟壑纵横，山连山，山套山，山山环绕，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可以说这里是太行山最雄伟、最壮阔的一段，除了热带、亚热带的阔叶树木，凡在祖国大陆能生长的树木，这里的山上几乎都能找到。既有挺拔的油松，又有木质坚硬的各种硬杂木。我和小伙伴，起先都是跟着大人上山打柴，从而认识了许多树木。像蔡木、土樟、白金、色木、青桐、山柳、山榆、椴木、漆树、老不干、山核桃、山桃木、六道棍等，至今我能叫上名字的不下百种树木。后来山上的路径熟了，树木也认得多了，学会了用红花、山榆、桑木枝条捆柴火。就觉得翅膀硬了，小伙伴纷纷离开大人，自己单挑独干。其实离开大人的呵护，危险性很大，我就吃了这个亏，至今懊悔不已。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山打柴是山村孩子们的“必修课”。那时正是人民公社时期，上级号召“以粮为纲”，大人们生产队农活抓得紧，打柴火根本指望不上大人，而烧柴又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生活所需，这副重担历史性的落在了十来岁的男孩身上。每当星期天或节假日，几个小伙伴在放学的路上，早早就约好了一起上山打柴。至于写作业，几乎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完成的。那时的山村，很少看见那家的孩子白天猫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写作业。
这里的山十分陡峭，海拔一般都在1500米以上，山高林密，常有野生动物出没，像金钱豹、狼、山猪等凶残的动物，我和小伙伴曾多次见过，也听说过豹吃羊、狼吃猪、山猪糟蹋庄稼的事。因此，上山打柴，其实不但累，而且有一定的危险。为此古辈流传下来约定俗成的有许多讲究。如“不能砍犯法的树木（即可以成材的树木）”，否则护林员轻者没收柴火，重者罚款拘留。记得当时杏树滩村，有一位伤残老民兵叫赵仁和，拄双拐，少一条腿，人们都叫他“拐仁和”当护林员。据说他那条腿是抗战打日本埋地雷炸掉的，政府照顾他，才让他当护林员。人们都很尊敬他，他也十分负责任。每次挑柴火路过他家门口，都能看到他坐在路边检查的身影。隔三差五林场还要派人流动检查。“上山不准带头，”山上的崖壁、石头上到处用红漆或白石灰水写满了“上山不带火，带火不上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爱护树木光荣，毁坏树木可耻”的宣传标语，大人们在山里抽烟，都是偷偷摸摸的，抽后赶紧把烟灰用脚搓掉，再蒙上土，防火意识十分自觉，我至今还养成了抽烟搓烟头烟灰的习惯。还有“上山必须三、四个人搭伴、不能喊叫人名字、不能讲不吉利的话、到山上先大声喊叫、重大节日不准上山”等许多规矩。
我清楚地记得我出事的日子。那天是一九七四年农历八月十六，学校中秋节放假，我和安贤、宽乐三个人搭伴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南望河大雁洼砍柴火。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三人六点钟从家出发，九点来钟就到了山上，一个多小时，柴火就砍够了。休息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不远的树林里有红红的橖梨、黑珍珠似的山葡萄、金黄色的山软枣等几种山果子。勾起了我们的馋虫，三个人贪婪地、兴奋地跑过去爬上树采摘。当时的情形我记忆犹新。宽乐爬在橖梨树上，安贤爬在山软枣树上，我则冲上一架成熟的山葡萄。那葡萄藤蔓有胳膊粗细，攀爬在几棵十几米高的土樟、蔡树上，一嘟嗦一嘟嗦的山葡萄果子，有绿绿的、有粉红的、还有熟成黑红的，我手脚并用很快攀上树顶，仰头看着馋言欲滴的果子，嘴里塞满甜中带涩酸的葡萄，全然忘记了危险。结果一脚踩空，“啊哟”大叫一声，两眼发黑，头朝下栽在了十几米高的大树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了一会，在安贤和宽乐焦急的喊叫声中，我慢慢地苏醒过来，恢复了知觉，睁开了困倦的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见安贤跪在地上，怀里抱着我的头；宽乐抱着我的两条腿，眼神慌恐，脸色吓成了蜡黄。我感觉头上脸上湿漉漉的在滴血，腰和背疼得不听使唤，浑身钻心地疼，安贤让宽乐抱着我的头，从腰间拿起斧头，将衣服前襟割了一块布，缠在我流血的头上，把麻绳剁了一节，粗细绳分开，打了几个结，捆在布片上，算是简单给我包扎了伤口。二人慢慢地将我掺起来，试着活动了几下，还能行走。扭头看我摔的地方，真是太悬了，幸亏我摔在一堆枯叶松土上；若摔在靠前一尺的大石头上，脑袋早摔碎了，还能有小命吗？
安贤给我砍了一根木棍，让我拄着，他俩人在旁边掺着，活脱脱像战场上撤退的伤兵，挪动着、蹒跚着踏上回家的方向。咬牙坚持一个多小时，才走到大石头坪一户姓马的山民家里，在他家院里歇了歇脚，他二人喝了碗开水，又开始往杏树滩村赶路。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才磨蹭到了杏树滩村。在同学爱民父子的帮助下，由卫生所一名叫树生的赤脚医生，清洗包扎伤口。摔得最厉害的是脑袋左侧耳朵上方，摔了一个大窟窿，骨头也摔裂了。我咬着牙缝了十三针，上了消炎药，用纱布进行了包扎，后由一位赶马车的天顺师傅送回了家。
走进家门，看见父母关切、惊慌、焦急的神情，我的双眼止不住热旧盈眶。父母送走赶车的天顺师傅，给我铺好被子，我就昏睡过去了。三天以后才从噩梦中醒来，感到口渴、恶心，浑身滚烫，父母给我头上蒙着湿毛巾，又找了半碗童子尿让我服下，恶心才算止住了。我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在家里静养了三个多月，才勉强参加了初一的期末考试。
这是我人生经历的一场大难。虽然已经过去四十余年，伤口愈合和恢复的还不错，但伤疤永远地留在我脑袋上。到了阴天下雨，伤口和腰部就有反应。童年时一次不小心的过错，成为常伴我终生的痛苦，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阅读时间网作者·李苏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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